一个女贪官的自白

一个女贪官的自白（小说）
                                
                 作者：麻雀在叫
                
   
    县委原书记齐凤英，被市纪委留置，头两周，依然谈吐自如，说出话来滴水不漏，酷似还在台上作报告，而对自己所犯的事，却只字不提。
随着纪检人员的逐渐加温，齐凤英时而沉默寡言，时而哭笑无常，但经医生检查，并无精神疾病。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齐凤英终于扛不住了，哭泣了一天一夜后，终于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作了交代。
一个月后，纪检人员发现，齐凤英以她工整娟秀的笔迹，写下了一篇发人深省的自白。
 
事到如今，怎么处理我都行，哪怕是处以极刑，也是罪有应得，老百姓骂我是贪官是骚货，一点也不过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一个既贪财又贪色的堕落女人！但，这样的人生结局，绝对不是我所想要的，更不是我与生俱来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爸爸是县教育局的一般干部，妈妈是县文化馆的舞蹈教员，父母的工资不高，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过，全家六口，除逢年过节外，平时很少吃肉。那时候，我每天都盼望有亲戚来我家，客人来了，我妈怎么着也会做个肉菜摆上桌面。我和哥哥上学，妈妈每天给一角钱，夏天，能买两根冰棍一人一根，冬天，只能买一袋葵花籽兄妹俩分着吃。庆幸的是，由于遗传基因好，我哥读初三时就长了我爸那么高，一米八三，成为校篮球队主力队员。我妈个子不高，小巧玲珑，五官精致，洁白的皮肤细腻得如同膏脂，嘴角微翘，两眼波光粼粼，年轻时是县城出了名的美人。亲朋好友说我身高、长相、皮肤尤其是眼睛特像我妈，从中学到大学，同学们都把我捧为校花，加上我喜欢唱歌跳舞和朗诵，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我，从初三起，便有男生给我写求爱信。
一九九八年，我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回本县第二中学当语文教师。二中离县城二十几公里，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中小学归教育局管，我爸以为自己是教育局的干部，能够把我调到位于县城的一中，他除了向组织上写了申请外，也非常懂事地带着一瓶五粮液和两条中华烟去了局长家。
局长客客气气地收下后，非常关切地说：“我们同在一个局里上班，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理当关爱，但目前一中的教师名额是满的，暂时调不了。放心吧，我会记着这件事。”局长还和蔼可亲地让我爸告诉我，“好好锻炼，前途无量。”我爸当时已意识到局长在演戏，但总不能把送去的烟酒带走吧。按他的说法，“第一次求当官的办事，偷鸡不成蚀了把米，落了个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一周后，经局长签字批准，教育局一名副局长的未婚儿媳，从三中调进了一中。
这一前一后，对我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影响确实太大了。如果说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培育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话，那么，这件事完全可以说是我“三观”的转折点。它让我首次领教了什么叫权力，什么叫当官，什么叫演戏，什么叫官官相卫。
两年后，县里发布告示，在全县公开招考公务员，告示还特别提示，教龄两年以上的中小学教师也可报名。
我跃跃欲试，但我爸却不同意，他说：“还是当教师好，至少工资比较高。”我爸还以现身说法告诉我，“当公务员就是进官场，官场如战场，走仕途如同走钢丝，如果没有关系，如果没有靠山，进去时是科员，退休时还会是科员，一辈子都只能是科员。”好在我妈和我哥支持我，经过连续几天的争论，我爸终于举手投降，愿意少数服从多数，让我去试试运气。
这一试，可谓是改变了我的命运！
读书时，我算不上尖子学生，但一直是优等成绩，招考的试题，对我这个本科毕业才两年的语文教师来说，实在不难，几乎不用吹灰之力，便过了笔试关，考分名列第一。
面试那天，我妈精益求精，把我打扮了一番。看着穿衣镜中的我，显得更加优雅，更加妩媚，更加靓丽。
父亲开玩笑说：“又不是出嫁，搞那么漂亮干啥？”
我妈没有搭理我爸，而是轻轻地对我说：“现在当官的选人，你考分再高，你能力再强，也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你小伙子长得帅不帅，姑娘长得乖不乖。”
面试组五个考官，三男两女，组长是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方成圆，副组长是县人事局局长，还有三名组员分别来自组织部、宣传部和人事局。
按抽签顺序，我第六个接受面试。从小，我就是一个比较自信的女孩，但此时叫到我的名字，还是觉得心率在加快，走进面试场，看见那正襟危坐的五名考官，不免有些紧张。
同考官们面对面地坐下后，我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面带微笑，把主要目光聚在了坐在正中的方部长身上。方部长四十来岁，小平头下长着一副圆脸，两道浓眉缩成一团，鼻梁较低，唯有嘴唇线条比较规整，但与那口熏黑了的牙齿结合在一起，有些委屈。方部长见到我，双眸蓦地亮了一下，但瞬间恢复了正常，脸上始终如一地挂着三分微笑。
方部长没有亲自提问，其他四个考官，每人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还好，除宣传部那位考官的问题外，别的三个问题，我都回答得比较轻松。
宣传部的考官问：“陈云同志讲，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你怎么理解这个讲话？”
我毕竟不是学政治的，也没有进过党校，更没有做过党建工作，一下子找不出言简意赅的答案，再度紧张起来。方部长见状，反复说：“不要着急，好好想想。”我微微低下头，思考了十几秒钟，脑子里终于冒出了李自成。
我说：“史称‘闯王’的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起义成功后不久，即被多尔衮率领入关的清军战败，被迫退出北京。李自成之所以最终归于失败，原因诸多，其中，除李自成没能认清真正的强敌是谁外，起义军骄气日盛、军纪失严、兵心涣散、作风不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陈云同志关于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讲话，并非危言耸听，是希望全党以史为鉴，以高度的警觉和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防止和纠正某些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
不料，我的回答获得了考官们的一致认可。宣传部考官说：“真不愧是语文教师，说得非常好。”
目不转睛地的方部长，向我深深地点了点头。
我报考的是工商管理局，但得到的录用通知却是被分到了县委组织部。“难道是因为我读大学时入了党？”我自言自语地说。
“你真是不懂事，人家削尖脑袋想进组织部门都进去不了。”我妈说，“组织部是管干部的，你没有听人家说吗，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
“你在给女儿灌输些什么呀？”
“如果我女儿也像你这个当父亲的，那就完了，混了几十年，还是个老工兵。”
“老工兵，老工兵怎么啦，都不愿意当工兵干具体工作，都去当官，事务性的工作谁来干？”
“爸，妈，我并没说不愿意去组织部，你们就争了起来，我会服从组织决定的。”
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方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同我谈话。
方部长说：“按照县委的决定，组织部这次只充实一个新人，那天面试时，我第一眼就把你给看中了，所以我没向你提问，因为以后机会多的是。面试结束后，我认真看了你的个人资料，发现你报考的志愿是工商局，那怎么行呢，优秀人才应当首先满足县委机关嘛，我们是组织部，当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啰，于是我就点名把你要了。”说到这里，方部长特别注重了一下我的表情，“怎么样，还满意吧？”
我似笑非笑地望着方部长点了点头，说：“谢谢部长！”
“谢啥呢？以后我们都在一起了，不用那么客气。”方部长点燃一支烟，重重地吸了一口，“我们组织部有的同志在一个岗位上干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没有了新鲜感，经请示县委领导同意，我准备做些调整。你呢，先到干部股去锻炼锻炼，争取尽快成长起来。怎么样，还满意吧？”
我注意到，“怎么样，还满意吧？”成了方部长每席话的结束语，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尊重人。
“部长，”我礼貌地站了起来，“我服从领导决定，您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就干好啥。”
“我要的就是这个态度。”部长轻轻地挥了下手，“你请坐。”
“谢谢部长。组织部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我没学过，更无实践经验，还望领导和同志们多帮助指导，不对的地方，请部长您多批评指正。”
方部长拿起电话，把干部股李股长叫到办公室，交待说：“这是咱们组织部新来的齐凤英同志，大学时就入了党，本科毕业后当了两年中学语文老师，基础很好，我把她放在你们干部股，你一定要给我带好。”
    李股长礼节性地扫了我一眼，向方部长作了明确表态。    
    在之后的工作中，李股长对我言传身教，既当领导，又当导师，让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很快便适应了干部股的工作。
    方部长有事无事都会常来干部股转转，有时还把我叫到办公室，嘘寒问暖。他开口的第一句话通常是，“怎么样？”让人很难把握他在问你什么，但又能够把你的话闸打开，也许，这也是当官的一种语言艺术吧。
不久，市里组织考察团到深圳学习人才流动方面的创新做法，我们县方部长带着我参加。考察团基本上是白天外出考察学习，晚上自由安排。晚饭后，偶尔方部长要到带队的市委组织部领导住的套房里去坐一会儿，更多的时间是关在房里同我聊天。众所周知，在机关里，领导的情况是绝对不可以随便打听的，否则，就是犯忌。这次聊天，让我更多地了解了方部长。
方成圆不仅是早年的大学本科生，还进过两次党校，在基层工作达十年之久，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比较丰富，特别是当领导所必须具备的组织才能非常出众，所以，虽然其貌不扬，但在官场上显得颇为优秀。
如果说之前我对方部长感觉平平的话，而今倒觉得真不可以貌取人。我开始了对他的好感。
我们的话题，在方部长的主导下，从经济、政治、社会，到吃喝玩乐，都有所涉及。
慢慢地，方部长引导我聊到了婚姻、家庭、爱情。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从理论上讲并不陌生，但我毕竟还是个姑娘，连男朋友都还没有处过，聊到性爱时，不免有些不自然。
方部长从我的些微表情中，似乎看出了我的心理活动，他点评说：“没想到，你还这么保守。”说罢，起身从我背后的桌面上拿起水壶，要为我续水，“来来来，喝点水。”
“部长，应该由我来。”我侧过身去想从部长手中把水壶接过来，一伸手，水壶没接到，却把他的手给碰了一下。方成圆放下水壶，用他两支热得发烫的肉手紧紧地包住了我的双手。瞬间，我心里有些慌乱，还没顾得上抽出手来，方成圆已从背后抱住了我，并很轻柔地在我胸部上抚摸起来。
我像触了电似的，但很舒服。我微颤着说：“部长，这样不好……”
“我喜欢你，面试那天，一看见你我就动了心。”部长的嘴唇贴在我耳际说完这话，一下子移到我的腮边，一个劲地亲了起来。他两手的动作越来越大，并在不断地往下滑。我心率加快，呼吸急促，慢慢地，像失去了知觉似地，任随着他的摆布……
完事后，他叼着烟，看着弄脏的床单赞叹：“你是个地道的姑娘……”我没答话，盈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方成圆四十有余，真不知道哪来那么充沛的精力，在深圳的之后三天，每天晚上，都要同我做两三次，而且每次的时间都很长。我也怪怪的，第二天晚上便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我悄悄地想，也许，这就是小说中所描述的快感吧。
考察结束回到县里，我想他与我之间的那种事，应当结束了。可他，只要没外出，几乎每天都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闭上门，在沙发上做。我担心地对他说：“您是部长，这样下去，会不会……”他打断我的话说：“你太漂亮了，那怕是在县委常委会上，我都会想你，一想你，就……”
不过，他的确不愧为领导，每次要我去他办公室，都决不会打电话叫我，而是让人来通知我，显得很阳光，他和我的事，机关里几乎一点风声都没有。
三个月后，组织部提拔了两名股长，我是其中之一，任干部股股长，原李股长升了一级，下派到区上任副区长。李股长任职时间并不长，但他不下派，我就起不来。
回到家里，我妈说：“我就说嘛，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不假吧？”
“我看你是想当官想疯了。”我爸说，“你那么想当官，怎么不当个文化馆的副馆长给我们看看呢。”
“我没给当官的送东西，要不然，别说副馆长，馆长我都当上了。”
“用钱买官当，那算个啥？”我爸扭头看着我说，“你看我女儿，没花一分钱，越过副股长这一级，直接就当上了股长，而且是干部股，这才叫本事。”
我爸的话，像针一般地扎在了我的心上！作为父亲，他是在真心夸我，是在为他的女儿自豪，可他和我妈，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次提拔，他们的女儿献出了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宝贝。
一天下午，部长带着我去向县委云松柏书记汇报年度干部考察情况。我是第一次进云书记的办公室，多少有点胆怯，然而，云书记却非常谦和，非常热情。他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一番后，目光紧紧地盯在了我坚挺的胸部上。
方部长见状，忙介绍说：“云书记，这是干部股股长齐凤英同志。”
云书记这才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连声说：“好的好的。”
方部长的汇报很简短，想留下更多的时间请云书记作指示，但不知为何，云书记有些心不在焉，应付式地讲了几句，便把我们打发了。
次周星期三，方部长找我谈话，说是要为云书记挑选一个秘书，依照惯例，挂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他说：“我们上周去向云书记汇报工作，我发现他相中了你，所以，我向他推荐了你。”
“您不会是在摔我吧？”我说。
“你看你说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是县委常委，副主任就是正科级，你从正股级到正科级，又是一次破格使用，怎么会是摔你呢？”方成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我真舍不得你呀，但书记相中了你，我……唉……”
“相中了我，他对您说的？”
“书记怎么会说呢？但我不能不懂事吧。”
我相信了方成圆的说法。
我一次被破格提拔，二次被破格提拔，两次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足半年，这简直是来得太容易了，容易得连我本人都不敢相信。如果花钱去买，至少得花十几二十万，而我家里，把全部家当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
过去常听人说，美女是无价之宝，此时我才真正懂得了此话的含义。我妈曾含含蓄蓄地提到过这层意思，难道她是在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我赶上了好时光，得抓住不放，否则，对不着自己。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已经学坏了，但紧接着我又考问自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标准是什么？
常言道，人言可畏。我起初担心，我的两次提拔会引来非议。方成圆特能安抚人心，在欢送我的座谈会上，他笑容满面地讲：“组织部是管理干部的部门，对组织部内部的干部，我们更要积极培养，快速使用，决不耽误同志们的美好前程，使组织部真正成为培养领导干部的摇篮。”除了方部长这一安抚人心的讲话外，我更多的还是相信是我的为人、我的能力和我的绩效，使我的同僚对我的两次破格无话可说。
我原以为，做秘书的主要工作是替领导写讲话稿，其实不然，领导的讲稿，常常是根据不同的会议、不同的内容，由归口的职能部门准备，比如，领导在税务工作会上的讲稿，就由税务局准备，如果是党代会、人代会之类的大型会议，就由专门的起草小组准备。县委书记的秘书，说得俗一点，就是一个“跟屁虫”，书记在哪里，秘书就在哪里，不仅是工作，就连吃喝玩乐基本上都在一块儿。
云松柏不同于方成圆，一看就是个帅官，身高一米七六，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留个三七开的分头，无论穿正装还是穿休闲服，女人们都乐意把目光投给他。
云书记犹如千古传颂的姜太公，抛竿后并不轻意扬竿，一副等待愿者上钩的样子。在同他相处的早期，即使感到了他在抛竿，我依然没有主动去咬他的饵料。我毕竟是个未婚女人，太主动了肯定掉价，也会倒男人的胃口。
除此之外，我揣测，云书记四十八了，工作繁忙，压力很大，又没机会参加体育锻炼，可能是力不从心吧。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揣测完全错了。第一次，我就尝到了他的厉害。过去有人说，“四十男人一枝花”，后来又有人说，“男人二十是期货，三十是现货，四十是俏货”，面对一次又一次让我满足的云松柏，再联想到之前的方成圆，对四十岁的男人，我真是服了。
跟云松柏两年后，我二十七了，我妈看见我的同龄女友大部分都已嫁人，有的已做了孩子的妈妈，开始催我找对象结婚。唯有这事儿，我爸和我妈终于结成了统一战线，一个唱一个和，一个敲鼓一个打锣，轮番做我的工作，配合黙契。我当时想，我现在这个情况，除了不能名正言顺地生孩子外，同已婚者没啥区别，结婚不结婚，早结婚晚结婚都无所谓。再说了，这事得听听云松柏的意见，不可盲从。
我妈有位同事的儿子，毕业于财经大学金融系，在工商银行县支行当职员。据说小伙子比我大一岁，长得很帅，而且还是个独生子女。我妈很是看好他，很希望我去见个面，我却以开会、出差、学习为由，推了一次又一次。我妈有点生我的气，向我下了最后的通牒，说：“你总有一天有时间，无论如何都必须见面。”
午休时间，我借云雨之后的机会，把这事告诉了云松柏，他不假思索地说：“好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好事嘛，工作婚姻两不误，是最好的。”
“但是，我怕……”我躺在他怀中故意支支吾吾地说。
“我相信你能处理好几者之间的关系。”
“工作婚姻两不误”“几者之间的关系”……他的话，乍一听很明白，但细想起来反倒有些模糊，想了许久，我终于反应过来：“工作”是指我与他之间，婚姻当然是指我与男朋友及其婚后的丈夫之间，几者是指他、我、我的男朋友及其婚后的丈夫三者。归结起来，他的意思是，赞成我找对象结婚，但要我并相信我能够同他保持关系，要我并相信我能够处理好同丈夫的关系。我真佩服云松柏作为男人的自信和掌控女人的厉害。
既然他不反对，我妈再次催我去见面时，我答应了。
小伙子叫刘弋，基本情况与我妈所讲的完全相同，人长得不错，算得上帅哥，对人也很客气，可以归类为那种老实型的男人。直觉告诉我，与他相处和嫁给他，可以十万个放心。
然而，我对他虽然好感，却找不到男女之间的那种感觉。我没处过男朋友，但我与云松柏的交往，让我懂得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感觉，应该是以性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或者说是以性为原发和核心的。所谓一见钟情，就是一见便找到了那种性爱的感觉。如果没有一见钟情，靠相处来培养，多半是失败的，因为人为培养的只能是感情，不同于和替代不了原发性的性爱之情，所以有人说，有着性爱之情的男人和女人，雷公都劈不散。我之所以在刘弋身上找不到感觉，不是因为他没有男性的魅力，而是因为我心中有个云松柏。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我想，如果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勉强同刘弋处下去，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但那种原发性的性爱之情绝对培养不出来，加之我同云松柏还要继续交往，即使我和刘弋结了婚，也是“僵尸婚姻”，刘弋将成为“几者关系”中的受害者。
刘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姿色所动，第一次见面便在我身上找到了那种感觉，向我发起了很有温度的进攻。双方父母看在眼里，笑在心上。我妈还多次要我把刘弋带回家吃饭。我心里很反对，但不忍心伤害我妈。刘弋来过我家后，我也进了刘家的门。
刘弋是个比较矜持的青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多次向我提出过正常的要求，只因我对他没兴趣，被婉言拒绝。国庆大假中的一天，我看他实在憋得难受，终于默认了。从此，我开始了同两个男人的生活。刘弋年轻，频率比云松柏高，但功夫远不如云松柏，也不如方成圆。由于云松柏每次都能使我满足，他父亲病重住院，回去仅仅呆了两天，我就憋得慌。同刘弋则不然，我基本上是处于应付状态，一次也没有主动过。对此，刘弋不但不生我的气，反而认为我不是那种貌美的浪女，更加喜欢我。有时候，我真想对他说：“刘弋，我在骗你！”但我没说，我没那个勇气说，也永远不能说。
    云松柏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情郎，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看得很重，甚至视为圣旨。我生理上离不开他，我的前途或者说是政治生命更离不开他。他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同刘弋交往，他一点也没在乎，反而夸我没让他失望，把“几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由于双方父母反复催促，经征得云松柏点头同意，我同刘弋相处一年后，于农历正月十八举办了婚礼。
婚典筵席，我们起初只预订了十六桌。由于我是和县委书记形影不离的秘书，并兼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结婚的消息不径而走，各区和各乡镇的干部纷纷打来电话，要求参加我们的婚礼，有的甚至说“你不请我，我也要参加”，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的领导及其部门的同志也提出要来祝贺，我们只好把筵席的预定数一加再加，最后加到了八十桌。
婚庆公司和酒店也为我们准备得十分特别，居然把红地毯铺到了停车场。那天，单是来宾的轿车就上百辆，婚筵大厅美酒飘香，人声鼎沸。我哥事后开玩笑说“是一次官员大聚会”，非常风光。
出乎预料的是，本次婚典，不但没花一分钱，反而赚了三十万。就当年县城的楼价，这三十万可以买一套商品房。我不就是一个秘书吗？但我是县委书记的秘书，是县委书记的权力效应，效应在了我这个秘书的身上！
我第一次尝到了权力能够带来好处的甜头。
那一年，我三喜临门。结婚是一喜，第二喜是当年就生了个女儿，第三喜是我的升迁。
结婚的当月，我便怀孕了，四个月后，孕妇肚日益明显。云松柏对我说：“走仕路，年龄是个宝，当秘书的时间不能太长，长了耽误你的进程，我打算调整一下你的工作。”
一听这话，我以为是我怀孕后他嫌弃我了，试探着说：“您怕我肚子大了，在您身边影响书记形象？”
“算你一半说到点子上了。”他搂着我说，“我的确要以你怀孕以后不宜继续做秘书工作为理由，但仅仅是理由。”
“那您想把我放到哪里去？”
“树挪死，人挪活，流水不腐。我准备把全县的科级干部都挪动一下。你呢，到交通局去任局长，职级上讲是平调，但明后年全县的公路建设项目比较多，任务很重，需要你去好好地抓一抓。”
“这……我行吗？”
“你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只不过是当秘书时，被我这个书记给掩住了。”
我和他做那事时，他不止一次地赞赏过我的床上功夫，对我的工作能力，几乎没评价过。此时听到他这话，我倍感惬意。我说：“我不懂公路建设专业呀！”
“我不是叫你去当总工程师，是叫你去当局长。主管领导，懂点专业当然好，但懂多了容易成为专家，反而当不好领导。如果要求主管必须懂专业，一个县有那么多的专业，书记、县长怎么当？”
“您说得很对。我主要是怕交通局的工作抓不好给您造成负面影响。”
“公路建设是块肥缺，好多人都争着想去，我觉得只有派你去我才放心。”
是呀，全国交通厅厅长一级的官员，好多都栽在了公路建设上，成为千夫所指的腐败分子。想到这里，我表态说：“我一定不辜服您的栽培和期望。”
小时候，虽然家里钱少，但有父母、爷爷奶奶和哥哥的呵护，我没吃过多少苦。到交通局上任后，我真的舍得干，挺着个大肚子，居然一半以上时间都工作在基层一线和施工现场。
正由于我活动量大，生女儿时，比较容易便完成了顺产。产假没用完，我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在我的努力下，交通局的工作变化很大，特别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的新路建设、老路改造、村村通路面的硬化，书记和县长多次来检察，无论是对速度还是对质量，都很满意。县长当着工地上的干部群众说：“云书记把他的秘书齐凤英同志交流到交通局当局长，着实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连续两年，交通局被评为县里的先进部门，我个人被评为县里和市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省里的“三八”红旗手。
然而，在赞扬声中，在荣誉背后，我却染上了收受贿赂的沉疴宿疾。
第一笔贿赂，是交到我妈手中的。那是一张银行存储卡，金额为四十万元。我妈把卡转给我时，我很是生气，冲着她发了一通：“妈，您收下这个卡，不是在害您的女儿吗？您工作了几十年，难道不知道这是违规违法的吗？您女儿是共产党的干部，不应该是贪官污吏。”
我妈一听很生气，反驳说：“党的干部，党的干部多的是，比你官大的，县级干部、市级干部、甚至省部级干部，捞钱的还少吗？”我妈说，“现在的流行语是‘有钱不用，过期作废’，哪一个不是能捞则捞，不捞白不捞，就你一副傻头傻脑的样子。”
“反正我不要，您收的您给退回去。”
“又不是我去伸手要的，是人家主动送的，凭什么退？”
我冲进里屋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半闭着眼思索起来。
我不得不承认，我妈所说的现象，在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干部，特别是带长字号的领导干部身上是存在的，有的甚至触目惊心。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在讲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时指出，如果把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抓起来，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符合党的政策，如果隔一个抓一个，势必漏掉无数个。一位记者在一份反映腐败问题的内参中写到，基层群众说，乡镇长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是干净的。不少人看上去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背地里却在大发横财。
面对这样的现实，自己为何要那么正经呢？再说了，自己与方成圆、云松柏乱搞男女关系，有了丈夫以后依然在搞，结婚时，凭着权力效应赚钱三十万，这意味着什么呢？
组织上和善良的人们所看到的齐凤英，是一个有能力、敢担当、能吃苦、政绩突出、为人亲和的局长，所以给了那么高的荣誉，但表象掩盖不了实质，本人最清楚，几年前自己的拒腐防变大堤，就已经出现了蚁穴，裂开了口子，从那时起，齐凤英就不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公务员，不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更不配“优秀共产党员”和“‘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既之如此，为何还要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假装正经呢？
想到这些，我默认了我妈代收的行为。这一收，拒腐防变的大堤彻底崩溃，崩溃得一发不可收拾！
凡是从交通局发包出去的项目和管理的工程，都有人向我行贿，哪怕是通过招、拍、挂的项目，依然向我行贿，什么“感谢支持”呀，“表一下我们的决心”呀，“工程干得好，全靠局长领导有方”呀，各种理由多极了。
    我当交通局长两年多，收受的贿赂多达三十几次，合计一千五百多万。
    当一张张银行卡向我飞来时，虽然无一拒绝，但心头还是很害怕，经常梦见自己锒铛入狱。
    应该承认，行贿者的贿赂款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最担心他们行贿以后，偷工减料，把工程搞成豆腐渣。在我的经常敲打和严格监督下，那些行贿者们所揽去的项目，还算干得不错，没发现豆腐渣，既为他们自身争了光，也为我分了忧。
就在我日进斗金的时候，县乡镇企业局和安监局的两位局长涉嫌收受贿赂，同一天在县政府办公会上被巡视组的人带走，让在场的同僚看得目瞪口呆。
那些日子，我经常头昏呕吐，我知道这是条件反射引起精神极度紧张所致，可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只好自己孤独地承受。
刘弋以为我又怀孕了，更加体贴入微地呵护我。我是女强人，作为我的老公，刘弋活得很累，管教女儿和孝敬老人的责任，主要是他在担着。我的工资，每个月都全额交给他，由他去统一支配。可能与他从事金融职业有关，刘弋特能当家理财。我们没有自己的住房，一直同他父母一起过，刘弋和***不但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有积蓄。我受贿的钱，再多也不敢告诉刘弋，更不敢花。我们购买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用的是结婚时收受的礼金。
也许，正是我有钱不花，加上全家人低调做人，没引起外界的怀疑。我静静地观察了好一阵，没有发现对自己不利的迹象，重新安定下来。
二００五年，我被任命为副县长，分管经委、交通局、建设局和乡镇企业局。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是全市县处级干部中最年轻的，引来不少人的赞许。我的职务更高了，手中的权力更大了，向我行贿的人也更多了，我当副县长，包括一年后成为常务副县长，进县委常委，整个不到三年时间，就收受了五千多万元的贿赂。
在这期间，我还有一条感悟是，调整干部是收受贿赂的好机会。 
每当县委提出要调整各区、各乡镇领导班子和部门领导时，想保住官位的，想晋升一级的，首先要跑的是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拿钱去买官。这些人出手都很大方，甚至，对谋取哪一级职位给多少，怎么给，都有约定俗成，都有潜规则。个别拿不出更多钱的，如果老婆有姿色，就舍痛割爱，把老婆献出去。如果老婆不配合或者颜值不高，哪怕是举债，也要行贿。
这些人为何如此这般？因为他们最为懂得，一旦得到权力，就可以变权力为资本，不但能把投入捞回来，还能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牟取暴利。这些人是地地道道地把市场法则应用到了官场，应用到了极致。有的人甚至声称，“今天我给他人送，明天有人给我送，以此循环，吃不了亏。”这就是跑官、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丑恶现象，在党内、政府内越演越烈的根本所在，也是他们所信守的基本法则。
他们除了跑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外，顶头上司也是他们必须打通的环节。比如我，手下的科级副科级干部，还得向我行贿，希望我能在关键时候为他美言几句，至少不使绊。在这方面，我的进账也是相当可观的。
说实话，要混到我这个份儿上，不花上个百来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没花一分钱，是因为有云书记和方部长在栽培。对此，不能说我齐凤英没花钱就没投入，只是投入的内容不同罢了。我投入的是我的青春、我的姿色、我的肉体。前些年的官场，很难找到免费的晚餐。我庆幸父母给了我一副美人像，使得我比较幸运，比较风光，三十来岁，论身份，堂堂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论身价，个人资产几千万，论享乐，方成圆、云松柏在我身上得到满足的同时，也使我得到了满足。
在我无比风光的背后，我的丈夫刘弋却一直受着我的伤害，而伤害最深的，莫过于他根本不是女儿的亲爸！
上了年纪的人常说，孩子的爹是谁，当妈的最清楚。由于我一直在同云松柏和刘弋两个男人生活，怀上女儿后，一空下来我就琢磨，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想来想去，没有找到答案。女儿出世后，由于更多的地方长得像我，而可能是她父亲的两个男人，其脸形和五官又有许多相似之处，我这个当妈的，真还搞不清楚。随着女儿的成长，面部表情越发丰富，特别是动人的眼神几乎同云松柏一模一样，我这才得以认定，她的生身父亲是云松柏。女儿两岁时，云松柏第一次见到她，我什么也没说，他便非常肯定地说孩子是他的女儿。
这一切，我没有勇气也不可能告诉刘弋。
天下居然有如此不公，刘弋受了莫大的伤害，连个知情的资格都没有，真可谓是可怜到了极致。
    我当了三年副县长、县委常委兼常务副县长后，当上了县委专职副书记。
    按照组织原则，副书记协助书记工作，可云松柏对我说：“我俩是女儿的父母，不存在你我之分，我书记是书记，你副书记也是书记，你大胆地干就是了。”
    云书记资历较深，能力超群，我和他又有着特殊的关系，县委几乎成了我俩开的“夫妻店”，整个县域内，东西南北中，党政工农商，方方面面，都被我俩掌握和控制着。从邻县调来的彭县长，是县委的第一副书记，无疑是县里的二号，且不说我只是班子中的三号，就我的年龄而言，我都应该首先尊重他，可他聪明睿智，仿佛看出了我同云书记的关系非同一般，每次研究问题时，不仅完全赞同云书记的意见，就是对我提出的意见，都从来没有说过 “不”字。不过，即使他不同意又能怎样，二比一，这个“二”里面的一号，是“四大班子”的领导们都不得不尊崇的“老大”。
    云松柏同市委书记的关系很铁，彭县长基本熟悉了全县的情况后，市委派来了一名县委书记，云松柏被提升为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周末，我去市里向他表示祝贺，在市委招待所的套房里，他搂着我说：“按照规定，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必须从县域外调入，你在本县的职务算是封顶了。再动职务，必须离开本县。”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第一，还会同过去一样，继续栽培我，第二，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回答说：“您是女儿的父亲，我把一切都给了您，过去、现在、将来，我都听您的。”
    几个月后，作为德才兼优的青年领导干部，我再次被提拔，调到另一个县当县委书记。我知道，这依然是云松柏栽培的结果。
我走马上任的第二个月，县里筹备召开人代会和政协会。在这两会上，人大、政协和一府两院的领导班子以及各部门领导都要换届。按干部管理权限，人大、政协和一府两院的处级、副处级干部，由市委内定后分别上会走程序，科级、副科级干部，由县委内定后向人大推荐。
我初来乍到，应该说，多半的科级、副科级干部同我还不熟悉，可真不知道他们中的部分人哪来的胆量和勇气，照样赤裸裸地找我买官。好在这一切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收白不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他们送，我就收。
那些年，给领导拜年，不会再送名烟名酒，而是直接送真金白银。第一年春节，各职能部门、各区、各乡镇领导给我拜年的红包，少则三万，多则五万，各规模企业出手更大方，都没少于十万。过一次春节，我至少进账一百万。可以说，利用拜年贿赂领导，也不再是潜规则，而成了公开的秘密。
    贪腐官员都穿有“迷彩服”，他们能力较强，政绩显赫，所遵循的是“钱色要贪，工作要干”。就我来说，从收受第一笔贿赂开始，我虽然越来越贪婪钱财，但无论是当局长，还是当副县长和县委副书记，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把工作干到了一流，创出了显赫的绩效，让云松柏有服众的理由栽培我。当上县委书记后，为了工作，如果云松柏不叫我，我没有主动去找过他。我很少回家，实在想女儿了，顶多给她通个电话。对父母，我电话都很少打。我妈说：“你责任重，事情多，时间紧，就别惦记我们了。”非常理解我。
至于刘弋，我调出之前同他一起过夫妻生活，几乎都是在演戏，在“假打”，在骗他。作为他的妻子，我非常可怜他，非常同情他，甚至觉得有罪于他，如今我调出来了，不想再和他在一起，不是我不想尽妻子义务，而是想尽可能地减少一点对他的欺骗。
俗话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过去，我身边有两个男人，如今成了寡妇，我毕竞才三十多岁，无论工作有多繁忙，更深人静的时候，强烈的欲火总是烧得我无法入睡。我想，我反正不是什么良妇，何必自我憋屈呢？
县文化馆三十多岁的武术教练徐进波，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想一定是把好手。我以找他谈如何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武术为由，主动接触他，勾引他，很快占有了他。武术运动员真的非同一般，我原以为云松柏是顶瓜瓜的猛男，可与徐进波比起来，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在我这个握有实权的女人面前，徐进波没提出过任何要求。有一次，我问他：“除了教武术，你想不想做点别的什么？”
他回答：“我只想让更多的人通过习武强身健体，增强自卫的能力。”
“你以后年龄大了咋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一副乐天派的样子。
    徐进波满足了我，我不能做负心人。我知道他家里并不宽裕，而且至今还住在棚户区。我把一个银行储蓄卡送给他，希望他拿去买套住房，他却严肃地说：“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请你把它收起来吧。” 他把储蓄卡给我推了回来。
    到二0一二年，我所收受的贿赂达到了八千多万元，我感到太多了，甚至不知道今后该咋花，但随着一只只大老虎的落网，以及对他们敛财数额的披露，我才觉得自己那点钱太少了。我下定决心，继续捞。
    按照我过去的感悟和经验，除任满换届外，我坚持每年调整一次各区、各乡镇和机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职位。调整前，先让组织部结合年终绩效考核，大张旗鼓地考查干部，再由我亲自主持召开干部大会作动员，大讲特讲调整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明确指导思想，以能上能下的正确态度和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实际行动，接受组织的考验，而我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他们产生恐慌心理，纷纷拿着钱跑关系，保乌沙。我是县委书记，是他们要跑的第一站。除个别德才太差，必须拿下的人送来的绝对不收外，其他的来多少收多少，多多益善。
    结果是：送了钱没有被调整的，觉得是花钱保住了自己的职位；送了钱被调整的，觉得是花钱免了灾，虽然被挪动了一下，但毕竟没丢官；被拿下的，尽管有些想不通，但在恨我的同时，还觉得甚至宣扬我是拒腐蚀永不沾。
    连续几年，通过调整领导干部职位敛财的招术，使得我一次又一次的名利双丰收，个人资产迅速突破亿元大关。
    省纪委决定并报经省委批准对云松柏立案调查的消息传来，我感到非常意外。
    在我心中，云松柏是个党的优秀干部，他抓什么工作都卓有成效，他除了和我通奸外，我几乎说不出他有什么缺点毛病。再说了，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太普遍了，无非是个生活作风问题。至于说他涉嫌经济问题，我实在不信，我跟了他这么多年，还形影不离地当过他的秘书，从来就没感觉到他在贪财。
    当他两亿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的事实公布后，我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并随之紧张了起来。我又开始做起了恶梦，甚至梦到自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我被留置后，心存侥幸，总觉得自己敛财没留下任何证据，因而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开始交待自己的问题。   
    纪检人员问我：“你一个多亿的巨额财产，能说出其来源吗？”
    我回答：“能，都是权力带来的。”
    “有无来源不明的？”
    “不存在，除非我不愿意交待。当然啰，因为收受得太多了，其中的某一笔或者几笔记不清，也是可能的。”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你从被动收受贿赂到主动设法敛财，而且长期与人通奸，甚至在当上县委书记以后主动寻求性满足，你不觉得是在给党旗抹黑吗？难道你就不记得入党时向党宣过的誓词？”
    我回答说：“不管是贪财还是贪色，我都是从被动到主动，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越变越坏，由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了贪腐分子。我的贪财贪色，无疑败坏了党的形象，给党旗抹了黑。至于说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词，我至今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但又如何呢？”
   “你的意思是没有坚持践行。”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每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能牢记毛泽东讲过的‘两个务必’，都能持之以恒地践行入党誓词，党内就不会出这么多的大老虎、小老虎，就不会发生塌方式的腐败。”
   “你既然明白这些道理，为何不把党纪国法作为根本的遵循呢？”
   我说：“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如果不受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就会极度自私，极度贪婪。我之所以出问题，从主观上讲，是我放松了自我约束，放纵了自己的欲望，从客观上说，前些年的政治生态的确很差，而且越来越差，以权谋私，贪财贪色，几乎成了一种常态，相当多的人都在腐败，就你一个人正派，你反而会成为另类，在领导班子中，你会成为被提防和被孤立甚至被陷害的对象。”
说到这里，纪检人员批评我是在为自己的随波逐流寻找理由。
我没敢再说下去，但我心里还在继续说：可不是吗？前些年，有多少人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呢？“焦裕录您在哪里？”“毛主席，您快回来吧！”绝对不是老百姓的无病呻吟，而是发自内心的呐喊。好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重拳出击，坚决开展反腐斗争，才使局面有了转变，开始出现正义压倒邪恶的态势，否则，像我齐凤英这样的贪官，还在作威作福。
我人生的阅历虽然不丰富，但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好些个党政官员，酷似演员，他们所讲的，是剧本上的，他们所做的，是导演要求的。他们手中的剧本，是中央编写的，他们的导演，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于是乎，中央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讲，比如反腐败，他们讲得同中央完全一致，旗帜鲜明，振振有词；他们的一招一式，都受上司的导演和摆布，为了迎合，一切照搬照套，根本没把中央的精神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旦他们官场生涯结束，有如演员走下舞台，还原其本来面目。
我是个婬妇，特别是我对徐进波的占有，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冷静地想一想，作为领导，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与人发生性关系，有几个能说对方是心甘情愿的？要么是不敢得罪领导，半推半就，要么是为了某种目的，以姿色贿赂领导。有的单位，领导几近退休年龄，却在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婬乐，其所作所为，能说是两厢情愿吗？现在的提法叫“与人通奸”，细究起来，这“通奸”一说太轻描淡写了。如果强奸罪的主体也包括女性的话，我对徐进波的占有，完全可以认定为强奸。
我虽然成了贪腐分子，但我的党心和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我真心拥护中央反腐的决心和永远在路上的斗志。我赞成一种说法，说是在当今时代，国外任何势力要想搞垮我们的党，要想颠覆我们的国家政权，都只能是痴人说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能搞垮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只能是共产党自身，即党内存在的严重腐败！所以陈云同志才讲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我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居然都收受了一个多亿，其他人呢？这个账，我简直算不下去……
钱财乃身外之物。我敛财上亿，且不说带不进棺材，就是大手大脚的花都不敢，甚至是一分钱都没敢花，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贪婪呢？为什么呀？为什么？
我没有后悔药吃，因为我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不相信人生有来世，可我渴望来世。到那时，我如果还能当官，一定堂堂正正地做人，干干净净地做事，用我的行为洗去我头世的污垢，真正让人认可我是一个真正的人……
 
 
作者小传
黄义江，汉族，四川威远人，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加入中国作协西藏分会，转业时转入四川分会，现为四川省作协会员,发表作品三百多万，有的作品在军内外获国家级、省军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