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大春在“歌诗”。

以前一提起黑大春，人们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在当代诗坛有一定影响力的抒情诗人。而如今的黑大春，已经和包含了摇滚、民谣等音乐元素的“歌诗”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创建“圆明园诗社”，到２００６年出版了包含国内首张“诗乐合成”ＣＤ唱片的诗集《夜黑黑》，再到２００９年与音乐同伴们组建“黑大春歌诗小组”，黑大春这一路走来，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东西是他一直坚守不变的？近日，黑大春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畅谈他对诗歌和“歌诗”的创作理念。

好作品有“繁复之后的单纯”

谈及多年来自己诗歌文本的变化，黑大春将其比喻为“蚕蛹式的蝶变方式”，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过渡方式。“我后来的创作，没有完全和过去的作品有断裂，但又与过去的作品所不同。这也达成了语境上传统与现代的一种融合。我在《入藏前的青海花儿》、《尼泊尔乡谣》、《旅夜抒怀》等作品里面，都涉及了很多无论是从我情感的历程上，还是技术上的一种庞大的融合。”黑大春告诉记者，这种繁复之后的单纯，在他作品里依然带有决定性的特征。“我一直希望真正好的作品就是在繁复之后呈现出的单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从开始创建‘圆明园诗社’的写作一直到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我希望现在的初学者能记住一点，最初写作的单纯和专注永远都应该珍惜，还要使它在未来的写作岁月里持续下来，尽量延长这段时间。”黑大春坦言，他觉得自己后来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被干扰了，甚至产生了一些功利主义色彩，这也是无法避免的。“我当初在写《圆明园酒鬼》、《白洋淀的献诗》、《东方美妇人》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成分在里面。现在写的时候，在潜意识里会有比如‘读者怎么样去看你’，‘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在影响你’等等很多杂念在干扰自己。实际上在这样的状态里，是‘反自然’的。”黑大春认为，如果不能延续最初单纯的创作状态，就要探索一种“返回”的过程。

从《诗经》开始，向西方取经

对于“黑大春歌诗小组”，黑大春认为这是一种“外在的、广义性的诗歌行为或实验”。“‘歌诗小组’非常的新，而且到现在为止反馈也非常好。我们不仅涉及到摇滚，还有民谣，甚至也涉及到最根源的《诗经》。我认为，《诗经》、楚辞，到后来的汉乐府以至到唐诗的‘歌诗’，包括‘新乐府运动’，我们与之都有一种承传式的交流方式。”黑大春说，正是因为这种传承理念，使他把很多最原始的古乐府融合到音乐里，并创造性地加入了很多西方现代乐器和音乐理念，包括摇滚、“布鲁斯”、“嘻哈”、“爵士”、“死亡金属”、“哥特”等等。

“我觉得国内的现代音乐，就像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必须向西方音乐致敬，并且提取其中新的灵感，注入到我们古老的比如‘宫、商、角、徵、羽’这样的概念和传统中。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非常地激动人心。”黑大春介绍，在“歌诗小组”中，资深音乐人秦水源与他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合作到现在，已经有３０多年的融合。而加入的一些“新血液”，比如关伟，是摇滚圈里知名的主音吉他手，在现场那种天才式的表现欲望几乎是不可取代的。演奏马林巴的刘地（豆豆），从小接受严格的训练，加入“歌诗小组”还带来了原创作品。

“豆豆还给我的《赠一平去波兰》谱写了一首非常‘萧邦式’的曲子，经过关伟的改编，使它具有一种既有‘萧邦式’的古典音乐的风格，同时又融入了‘布鲁斯’以及现代音乐说唱的元素。”谈到这里，黑大春感慨道：“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遥远的过去时空，到现代‘歌诗’的语境，我们已经开始了。”

诗歌从来就没有远离过

在黑大春对诗歌３０多年的创作和探索过程中，当代诗歌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诗歌在人们心目中普遍都是神圣的、受推崇的；而现在诗歌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于“大众”而言的吸引力，甚至网络上还有人用嘲讽、轻藐、不屑的眼光去看待诗歌。对此，黑大春也有察觉。

“这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已经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把诗歌推到一个边缘的状态，使诗歌遭到社会的唾弃、嘲弄，这是由很多原因构成的，比如一些当代诗人怪诞的行为，包括疯狂、自戕、自虐的现象，就造成了人们对诗歌的偏见。实际上这跟诗歌并没有关系，但诗歌却被蒙上了黑色。”黑大春认为，在一定概率上，一些诗人会处于一种紧张的、非常人的状态，这是可以理解的，由此造成很多怪诞的行为，或是不被人理解的生存方式，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柳永就在词里提到‘诗朋怪侣’，这没什么新鲜。但要承认，这是诗歌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黑大春看来，诗歌的边缘状态仅仅是一个过渡。“西方也有一些批评家说过，经历了过渡期之后，诗歌仍然还会回来，因为这是人类最本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歌谣、摇滚，要从《诗经》、楚辞开始，实际上这与诗歌和音乐的发展史有关。也许我们可以通过音乐这种方式，使诗歌回到人类的中心。它回到中心也罢，退居到边缘也罢，实际上它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生 文／图 实习生 谢晨星

(责任编辑：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