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邪灵入体 杨玉祥 我上小学的时候，零花钱是一毛钱。买一毛钱的苹果，能给满满的一网兜。那是用红的绿的塑料绳编成的网兜，现在早已见不到了。那些苹果能慢慢地享用几天。那幽香幽香的苹果味能在屋里停留好长好长时间。 我却攥着一毛钱，穿过大大小小的水果店，跑到街边的小屋中。屋中四壁陈列着各种不同的小人书。《东周列国》《三国演义》《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很快选中一本《水浒》，交给柜台一毛钱，戴着老花眼镜的老爷爷找给我九分钱。租一册小人书看仅花一分钱。 我拿过小人书坐在小屋条凳上看。鲁提辖醉打镇关西。我至今记得画面上鲁提辖那粗粗的大大的拳头，怎样重重地击在镇关西那臭猪般的头颅上。血浆四溅，看得我两颊燥热，周身热血涌动。 兜里的硬币一分一分交到老爷爷手中，从老爷爷手中接过一本一本小人书，从太阳升起看到日头偏西。一直到一毛钱花罄，才恋恋不舍地从小屋走出来。 我可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样，看完只在心中留下一段温馨的故事；而是在悠长悠长的胡同里，电线杆下，借着昏黄的灯光，四五个小朋友围着我，听我讲白天刚刚看完的《七侠五义》。我讲得手舞足蹈，唾沫星子飞溅，小朋友听得大眼瞪小眼，小姑娘听得吱哇乱叫。 听众中渐渐出现大人的面孔。某一天，我被邀请到一棵大槐树下，那里摆放着竹桌竹椅，桌上放着一杯清茶，冒着缕缕香气。我坐在竹椅下，刚讲个开头，旁边一位老爷爷就指着那杯水说：“润润嗓子，慢慢讲。这杯水可是专门为你预备的。”边说边用他那芭蕉扇子为我扇扇后背，爱抚地胡撸一下我乱糟糟的头发。我想谦让两句，老爷爷比我的父亲还大一辈呢!可看见大树周围，人群密密匝匝，里三层外三层，瞪着焦渴的眼神，同龄的小姑娘们流露着羡慕的目光，我竟坦然地靠在椅子上，享受着款款微风，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讲起来。 众目睽睽之下，我口若悬河。大家随着神采飞扬的讲述而敞怀大笑，或黯然神伤。清晰地听到我朗朗的嗓音在小巷中回荡，起起伏伏，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享受，余味无穷。 我的名声随着大人孩子的口口相传，传进了我所在的中学。一下课，男生们呼啦围拢在我的课桌旁：“来一段！来一段！”听完我讲的故事，他们对前来询问的女生说：“厉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天，同学通知我，孙副校长找我。 我愣了半天，没缓过神来。没缓过神来的原因，是我在班里蔫蔫的不起眼的角色，既不先进也不落后，有我在不多没我在不少。老师喜欢的同学中没有我，老师讨厌的嘎杂子小地痞小玩闹中也没有我。今天一个副校长找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学生谈话，这在班里，甚至全校还是第一次，你说我不紧张现实吗？ 我忐忑不安地进了校长办公室。 “哦，孙予翔同学。听说你是你们胡同里的故事大王！” 我不置可否，只是喘了一口气。 “你能不能给全校师生讲讲大法家曹操的故事？” 这太突然了，我几乎措手不及。 我的迟迟不表态显然使孙副校长大为不悦，她厉声说：“你怎么畏畏葸葸的，没有一点革命小将的冲劲？你不是想入团么，这可是考验你的机会！” 我嚅动嘴唇，想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我好紧张。 “如果这次讲得好，可以考虑你的入团问题。”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紧张的神经。入团，那只是班长等学生干部才有资格的事。一下子团员的光环要套在我的脖子上，我能不热血沸腾吗？我义无反顾地点点头。 “那就这么定了。”孙校长笑了。 其实曹操的故事，对于熟悉《三国》的我早已烂熟于胸。只要当时孙校长要搞个排练，把演员们招集在学校大礼堂，一个接一个演练一次，我会很快适应千人礼堂的环境，进入故事的角色，从而使我这个胡同中的故事大王，来一次飞跃，登上辉煌的礼堂，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 可是没有。也许孙校长相信革命小将能焕发出冲天的力量，也许是相信小巷中的故事大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也能展现出大槐树下的风采。 当我作为压轴节目，几乎是被人半推着走上舞台时，站在被灯光照得贼亮的舞台上，望着台下几千双眼睛，我的大脑一下子出现了空白。我蒙了，足足有六七秒钟，我清醒过来，我铭记着自己的使命。 我开始讲，“话说曹操……”咦，声音怎么不像我的语音，虽然通过扩音器，语音提高了几倍，可为啥带着沙哑的颤音。这一变化使我那紧张的心悠了一悠，拉紧缰绳，让紧张得像野马的情绪收一收。 我讲到曹操马踏庄稼，他要拔剑自刎，以示军纪。最后在众将劝说下，割下一缕头发，象征着割下了头颅。 下一个故事是讲……天呀！我竟忘了下一个故事。我一急，额头的汗珠哗哗地淌下来。我习惯地用手摸着额头皱眉去想。这个动作，是我在大槐树下或昏黄路灯下常出现的动作。那时小伙伴屏声静气地耐心等待，可现在下面数千人几乎同时哈哈大笑起来。事后同学们告诉说，我当时的样子很滑稽。 会场一下子陷入无序的状态。我傻傻地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穿在身上的汗衫都被汗水溻湿了。 大幕徐徐拉上，演出也以我的失败告终。 这件事使孙校长大为恼火。那个入团的承诺也就化为乌有。学生们似乎也没拿我的遭遇当回事，他们渐渐地把这件事情忘得光光，下课依然围拢着我说：“接着讲三十六号凶宅。” 我依然在胡同中给街坊邻居侃故事。 我已经不看小人书了。我到处寻找薄的、厚的、新的、旧的，甚至被列为禁书的书。几乎黑天白天都在看，看得昏天黑地。母亲呵斥，我就躺进被窝打着手电看。我的眼睛高度近视就是那时看坏的。不知不觉中，我的写作能力在悄无声息中长进，我的作文老是被老师当范文讲。那优美的语言也频频出现在我讲的故事中，用妙趣横生形容也不为过。 我也渐渐忘却在学校演出的失败。只是当我需要当着全班同学发言时，我的嘴巴似乎不属于我了，掺杂着颤音，大脑也变得迟钝，思绪也不清晰，仿佛一个智障的孩子在讲话。 同学们互相对视，仿佛在问，过去那个能说善讲的孙予翔怎么消失了？ 每次讲完话，气得自己用头撞墙，责备自己怎么笨拙到不会说一句连贯的话。我把希望寄托在下次发言上，找回逝去的自己。 越是百倍重视每一次发言，可总是还没开讲，我的心就怦怦直跳，双手冒汗，脸颊发烫。 没开讲我先怵头了。思想上早已经折戟沉沙了。 我知道是那次失败的演出，在我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或者说从演讲失败的那刻起，一股邪灵就捆绑住了我的身心，无法释放。 后来怎样了？高中毕业，到郊区插队，参加工作，结婚，当了父亲，甚至当了爷爷后，怎样了呢？ 你估计结果会怎样呢？ 一次看电视报道，一位生下来就口吃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屡屡失败。最后保险公司收留了他，其实就是干保险推销员。他为客户介绍险种，人家半推半劝地将他送出门说：“什么时候把舌头捋直了再来。” 他听说嘴里含一个球，然后强迫自己讲话，就能矫正自己的舌头。确实管用，可是铁球几次差点咽进肚里去，吓得他全身冒冷汗。 他只要一人在家，就面冲墙壁说话，一讲一整天。 他走在街上，只要见单独一人走在路上，就礼貌地将人截住，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就大讲特讲保险的好处，每个险种不同的妙处。对方脸上流露着不屑，他也视而不见，而是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这是训练说话能力，对方是一个免费听众。 记得那一次他滔滔不绝地讲完，人家极其平静而耐心地听完，就递给他一张名片说：“别干保险了，到我公司上班吧。我任命你是销售三部主任，月薪三千元，外加提成。” 原来他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的销售三部其实仅他一人，光杆司令。 结果他在销售三部干得轰轰烈烈。不到一年，他是全公司的销售冠军，公司奖励他一部汽车。当他从总经理手中接过钥匙，下面几百位同仁鼓掌祝贺时，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舌头。 当电视上出现大舌头高高大大的身影时，我曾激动地站在电视机前久久地凝视着他，以至于放在灶台上的奶锅里的奶潽出来了，我竟一点没听见。他的身姿几乎可以用洒脱二字形容。我要是个姑娘，一定也会喜欢上这个战胜口吃病的小伙子。 可那毕竟是在电视中，我没有真正见过这个人，所以无法评判这件事的真假。 让我感觉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是我的一位不善言辞，当着众人说话就脸红脖子粗、前言不搭后语的诗人。为了糊口，他倾其所有，创办了一个作文学校。 学生招来了。老师请来了。说实在的，老师讲的那些，他也能讲，可是他不敢讲，不惜花高薪请老师讲，高价租车接送老师上课。 几个月下来，他没有赚到钱，花在老师身上的费用太高了。老师还要求涨工资，他不同意。老师罢课了。看着几十双小眼睛静静地等待上课的孩子，他没有选择，自己夹着课本硬着头皮顶上去了。 40分钟的课，他因为太紧张，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后背的汗紧贴着脊背，他不敢转身，他怕学生们看出紧张的破绽。 剩余的时间，他给学生们朗读诗。学生们听得入了神，讲到精彩处还鼓起了掌。 掌声鼓励了他。第二次上课，他放松了许多。他的课讲得绘声绘色，他甚至在讲台上焕发出了诗人的激情。古今中外、天上地下、读书和写作，小朋友们听得时而嬉笑，时而流泪，时而悲哀，时而大笑。 许多孩子从此喜欢上作文，作文成绩突飞猛进。小小的作文学校仿佛一夜出了名，来他学校上课的学生骤然增加到千人。 他没有办法，只好请老师。可家长们说，我们是冲着您来的。让其他老师讲，我们就要求退费。 他只能把课堂设在大礼堂。他讲课时不仅仅站在讲台上，讲到激动处，他会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们中间，挥舞着双臂，像个洒脱的诗人，更像个疯子，在朗读古今中外名篇佳句，使学生们陶醉在文学的春风中。 电视台记者来了，报社记者来了。他的唾沫星子飞溅的讲演头像，上了报纸头版。 学费由一百元涨到一千元，依然抑制不住报名的浪潮。 他成功了。连他的老婆都不相信口讷的丈夫变成了演说家，可一切都真真切切发生了。 我可没有那么幸运。我高中毕业后到郊区插队。田间地头，我给大家讲《西游记》。连长——那时全民军事化，队长不唤队长，称连长——也凑过来听。从社员们投向我的眼光中，我知道我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 按惯例，都要提拔一名知青做公社副书记。我所在的村，社员人数占全公社的一半，几届知青副书记都出自我们村。副书记干个一年半载，无一例外被保送上了大学。 领导推荐，社员投票，我竟作为最佳人选，也可说是唯一候选人，要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了。 县里开会，我和公社几个书记、乡长参加。县委书记在会上作形势报告，忽然点名，让清水营公社知青代表讲讲落实批林批孔的情况。这太突然了，面对一百来个公社书记和副书记，各局的局长和副局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嗓音发颤，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这当着众人不善言辞的毛病，自然被领导视为上不了台面。 知青副书记人选自然让给了村里另一位知青。 这一次的失败并没有在我心中留下多少痛苦的痕迹。那时我还年轻，我想以后的机会多着呢。 恢复高考后，我上了一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国际广告公司，当一名业务员。 业务员按照行业分成十几个部。我被分配到药品部。公司下了公文，谁在二年内，为公司创造利润多，谁就任部门经理。董事长说：“英雄莫问出身，效益面前人人平等。” 因为是和客户一对一的交流，我凭着能谈古论今的嘴，获得客户的敬佩，签下了一份又一份广告合同。一天一家制药厂厂长约我到厂里，说要听我讲故事，说和我聊天长学问。那家厂子在郊区。我早早地蹬上自行车出了门。遇上刮西北风，我顶风骑，凛冽的寒风把我手背上的皮肤冻裂；可张开手，攥着车把的双手，因用力过猛，手心上贮了两汪汗水。 实在骑不动了，我就买了一个发面饼，把车支在路边，坐在马路牙子上啃饼。一辆载重卡车呼啸而过，裹挟起路面的尘土夹杂着汽油味扑面而来。我忙别过脸去。 到了药厂，我在厂长办公室一通神侃，逗得厂长哈哈大笑。笑声中，签了明年一年上千万广告代理合同。 临走，厂长执意要送我。到了厂门口，他四下寻找着说：“你开什么车来的？” “我骑自行车来的。” “别逗了。从西单到我这儿足足三十多里路呢。” 我指指歪靠在大门口犄角一辆灰旧的自行车说：“这是我的车。” 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车足足有十几秒钟说：“难以置信。”然后冲站在旁边的办公室主任说：“让我的司机来，把孙老师送回去。顺便让财务开张支票来。虽然广告还没做，咱先付钱。” 我讲这些是想说，我的业务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过五关斩六将，玩命付出辛苦换来的。不过我愿意把我成绩的获得说得轻松自然。这就是我，一个骨髓里渗透着男子汉的豪迈个性决定的。 刚刚一年，我已升任业务部经理。公司为我配了助手，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小伙子刘辉。 每月一次的业务会，公司各部门的经理和分公司经理，上上下下百来号人齐聚大会议室。每位经理逐一上台，介绍业务进展情况，交流业务经验。实在躲不开，我也上去讲。站在讲台上，看人头攒动，十几年前讲故事失败的情景又在我眼前晃动，我拿讲稿的手开始莫名其妙地微微颤抖，未曾开口头先大，嗓音也变得异常干涩。稿子没念完，额头已汗涔涔的了。 为了躲避，每逢这时，我就让助手上去讲。刘辉兴奋地答应，双眸闪闪发光。他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闪闪发光，小跑着轻盈地跳上主席台。先毕恭毕敬地冲台下鞠个躬，再向主席台上的领导鞠个躬，才款款地走到话筒前讲话.嗓音洪亮地在大厅里回旋，台上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从台上下来许久，刘辉的脸颊仍泛着激动的红晕。时间长了，以至于公司上上下下认为助手是部门经理。 药品部每年为公司创利润均是第一名。按照惯例，要提拔我任副总经理。 人事部门找我谈话。我这人当着众人讲话犯怵，可当上了副总，开会讲话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通。我怕胜任不了，就讷讷地说：“我这人干点具体活成，就怵开大会讲话。”其实领导要是高明，可以说讲话毕竟是雕虫小技，以后慢慢练习，自然就适应了。公司最高的使命是赚钱，我们选拔人才需要善于经营的人。不然赚不到钱，大家一起喝西北风。 可是我没有遇到这么一位贤明的总经理。也许有这样的领导，只是我没有遇到。 公司权衡再三，让助手当了副总经理。总经理对我说：“反正实惠出自药品部，也算是没有愧对你们多年的辛苦。”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助手常到公司开会，有一张能在会议上云山雾罩侃侃而谈的嘴。 助手当上副总后，公司为他配备了轿车和司机。工资是我的七八倍不说，一年无数次地飞往世界各地，都是风景名胜，人间仙境，据说是学习和开会。公司为每一位老总级人物配发原始股票。仅三年后，公司股票呼啸着上涨，我那位助手一下子轻轻松松成了亿万富翁，而我还是个奔波劳碌辛辛苦苦挣钱的小部门经理。 逢年过节，刘辉都要把我们一家接到他那带泳池的别墅来玩。一次喝酒醉了，刘辉双眼布满血丝，结结巴巴地说：“不瞒老哥，上大学时，我当体育部部长。我是光说不练，落了个外号叫刘大吹！到了公司，你能干，我能说，相得益彰。要是你稍稍能说一点，便宜也不会让我捡去。” 人生的悲哀也不过如此吧。而这一切和不善当众讲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清晰地知道悲剧的开始是从那次当着全校师生讲故事开始的。这可恶的失败的演出！该怨谁？我不知道！ 这天有个插队的同学来找我，当年的插队知青要在鸿宾楼聚会。我婉言谢绝。他急赤白脸说：“谁都可以不去，你必须去。因为咱们知青里出了位名牌大学的校长，这次聚会的费用全由校长朋友出。人家点名要见你。到那天，校长还要派小轿车到你家来接你。” 在餐桌上，我认出了那位大学校长就是顶替我当了公社副书记的知青。他因为当上了公社副书记，自然很快被保送上了大学。先是当学校团委副书记。留校任教后，又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 酒过三巡后，校长坦言，“公社副书记内定的是你，鬼使神差变成了我。我不仅敬你三杯，还欠你一个大人情。” 说完校长连灌三大杯，喝得双眼充血。他扶着桌子勉强站住，冲着坐在位子上的三十多个知青说：“凭着孙予翔的智慧和能力，他要当上公社副书记，今天的大学校长就不是我了。他的能耐比我大，一定会超过我！” 我摇摆着双手说，校长喝多了，在说昏话。 瞧瞧，你也许认为我讲得玄而又玄，可的确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不过真实得有点荒诞。 这时我的心莫名其妙地闪过几分失落。 我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眼前像有呼呼的大风刮过。我想人的一生总要遇到沟沟坎坎，小病小灾。按说这仅仅是人生路上的一条条小河沟，一抬腿就迈过去了。怕的是像打架，一拳下去，外表丝毫没事，可是留下内伤。也怕患上病，说是治好了，可没有去根，像地雷埋在身体的某个角落。那就不是轻轻松松迈过去的，因为地雷迟早会爆炸，重则粉身碎骨，轻则残废。 也许有些人会像我的诗人朋友那样，本来被一种怪怪的魔鬼纠缠上了，可靠坚强的意志，挣脱开邪灵的束缚，使生命达到升华。 可大多数人像我一样，没有那么幸运。 那么我们该在人生路上格外小心。 也许现代人比我幸运多了。心理医生已像一个新兴的职业遍布城市每个角落。他们的存在会免除多少心理疾患的发生发展，像工兵，悄无声息地摘除埋在身体里的地雷，避免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发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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