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之后，中国历史上几经统一与分裂。统一往往是由北到南，如西晋、隋唐、元朝、清朝。仅有的两次南方统一北方是明代朱元璋与中华民国，并且朱棣迁都北京，民国国祚短促。北强南弱几乎可谓是中国历史一大定律，其中原委颇值探析。近代学者对历史上的南北关系多有研究，他们都有些什么说法？

宋辽澶渊之盟时的契丹出境碑

钱穆：南北强弱取决于战马盛衰

钱穆：《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35年（下文称此文为钱文）

钱穆对于中国史上的北强南弱观，并不能完全认同。他也承认历史上的统一基本是从北向南的，但是钱穆指出，雄汉盛唐的时代，中原王朝能够慑服北边的蛮族。而“项羽、刘邦、刘秀、刘裕、朱元璋，亦全是起于南方而战胜了北敌。以至于民国最近的革命，大体说来，亦可以算是南方的胜利”。因此，在钱穆看来，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北强南弱。

北方统一南方或者南方慑服北方，探其要因，钱穆将之归于军事武装，尤其是马匹的作用。钱穆说：“大抵军队中有马匹，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其军队常易占胜利。若其军队中马匹少，又多羸弱，则常易失败。这一点虽若小节，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

首先，钱穆先举汉匈之战为例，论证了马匹为军事胜败之关键的观点。汉武帝元朔六年的漠北决战，《史记》中说：“汉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汉军大举出击，卫青、霍去病皆大胜，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然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但汉朝也已无力追击。结论是，“那时汉朝的国力与其对匈奴的政策，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除了汉匈战争，钱穆又以石勒骑兵败司马越步兵、慕容垂骑兵败桓温步兵、唐代骑兵灭突厥为例，证明马匹的关键性。

其次，对于两宋之所以屡败于辽、金、元的历史，钱穆将之归结为宋代养马地区的丧失。北宋主持抗金的李纲对金兵的认识，可以为钱穆的证据，“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之马少，特以步兵当之，飘暴冲突，势必不支。”

综上所述，钱穆的结论是，汉唐以南胜北、辽金以北克南，皆因马匹的盛强。

蒙文通：南北强弱并非取决于战马

蒙文通：《读<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禹贡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35年（下文称此文为蒙文）

蒙文通在读过钱文之后，对钱穆说：“兄言其攻，弟言其守，可乎？”针对钱氏“以国马之耗息验御外之盛衰”的观点，提出商榷。

首先，蒙文通针对钱文中的漏洞，论证钱文中所提到的以南克北的刘裕，并非因马匹获胜，而是以车战大败元魏。接着，又举卫青之以武刚车出塞，南宋李纲之议“步不足胜骑，骑不足胜车”为例，论证车战对骑兵的优势。所以，结论是车战“制马固有术也”，马匹并非如钱穆所论之关键。

其次，水利也成为蒙文通的论据。钱文说桓温北伐败于枋头，是因为晋之缺马而燕之骑盛。蒙文则说桓温之败乃是未能及时利用水利所致，“水运路塞，卒致枋头之败”。对于两宋之败于弱于辽金元，蒙文也称是水利不修才是要因。

再次，蒙文还从中国统一分裂形势论证南北强弱，总的观点是，“北狄之盛，每当中国纷扰之际，函夏混同，即迸逃破亡。”蒙文认为，中国与北胡之争，胜败常看本国形势，中国纷乱则北狄强，中国统一则北狄弱。汉高祖之围白登，卫霍之出塞破敌，唐高祖之称臣突厥，唐太宗之灭颉利，均可证明蒙文观点。

综上所述，蒙文论南北强弱形势，除了逐条驳钱文论点外，更加从国家总体层面展开讨论。

雷海宗：南北强弱有赖于军国一体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按下文称此书为雷书）

雷书开宗明义，“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首先，在春秋时代，贵族当兵，军队中从将领到士兵都有一种荣誉感，军队与国家基本一体，故打仗时战斗精神极强。时至战国，由于贵族与士兵分离及厌战心理，“军心民气的不健全”也正萌芽于此，中国的兵文化也逐渐衰退。春秋战国时，赵国等一国之力就能抵挡北方的匈奴，正是因为有军队国家一体的兵文化。

其次，秦汉之时的兵文化发生重大变化。雷书强调秦始皇统一之后，秦基本维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军队。最后一支国家军队，是章邯投降项羽的军队，这支军队后被项羽坑杀。雷书的结论由此而下，“从此以后， 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军队不再属于国家，只属于将帅。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汉武帝出击匈奴，也不是靠与国家一体的军队战胜的，而是靠卫青、霍去病一类不世出的名将。一旦卫霍之才消失，军事上的劣势就出现。李广利等人的失败就是兵文化衰退的结果。两汉与北边匈奴、羌胡的军事胜败凸显了兵文化的衰落。

再次，对于东汉以后的历史，雷书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军队国家合一的兵文化基本被摧毁，而军队多由募兵、外国兵乃至流氓无赖构成。募兵无精神、外国靠不住、流氓无纪律，一旦有变，中国“束手无策”。东汉之后，中国屡屡受制于北方胡人，先是南北朝的胡马南下，然后是安史之乱后的外族南侵，再到两宋时代的苟安求和，最后是元、清的统一中国。其结论是，“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雷海宗论南北强弱，主要从有兵的文化到无兵的文化的角度展开的。

陈寅恪：内治修乱决定南北强弱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下文简称此书为陈书）

陈寅恪在书中，有一章“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此章综论唐代与周边民族的盛衰关系，其中涉及到南北形势处甚多。

首先，陈寅恪盛赞“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探究中国与外族竞争胜利缘由，陈书指出除了中国自身的精神与物力之外，“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北方外族本身的腐朽是中国胜利的重要原因，唐代灭突厥可为陈书的论据。突厥之灭，“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它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中国有机可乘，唐太宗英武知兵，所以，唐代打败了北边的突厥。

唐代打败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其次，对于唐代后期的不敌北方。陈书认为一是由于府兵制的破坏，而是由于内政不修。府兵长期服役，不堪重负，后来兴起地方节度使的征兵制和外族兵。征兵为逐渐为节度使控制，外族兵在安史之乱后常助中国平叛，故地方与外族渐强而中央衰落。在内政上，陈书认为黄巢起义等事更削弱了中央军力，“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它可用之武力也。”唐代后期常常对北边的沙陀“忍耻曲宥”，“则外族与内政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也。”

综上所述，陈书认为内政修乱与外族盛衰的互相影响，才是唐代南北强弱的综合原因。

吕思勉：南强北弱才是历史真相

吕思勉：《论南北民气之强弱》，《中美日报》堡垒，1938年（下文简称此文为《民气》）；吕思勉：《历史上之迁都与还都》，《启示》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下文简称此文为《迁都》）

在《民气》一文中，吕思勉对“北强南弱”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这是“向来的一个误解”。

首先，《民气》一文分析了“北强南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认为汉族人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吕思勉的意见是，汉人起源于东南而迁居于西北。对于《史记》中“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之说，《民气》分析了其中所举的周朝兴盛、秦灭关东、刘邦统一的史实，并一一破解。吕氏先引用钱穆对周朝起自山西的考证，批驳周朝兴于陕西之说。春秋战国时期晋、楚、齐、秦交替强盛，并非是处于西北的秦国独强。刘邦灭项羽所依靠的力量也不是秦兵，刘项之争其实是山东军队之争，并非是西北战胜了东南。

其次，《民气》从经济重心的转移的角度，论证南北形势。吕思勉认为先前经济重心在北方则政治中心在北方，后世经济重心在南方则政治重心也随之南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北强南弱的局面，实际上是“南强北弱”。

再次，《民气》强调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的征服，其实是一种历史误解。历史上好像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蛮族，实则不然。吕思勉指出国家民族的强弱，“精神物质两条件不可缺一”。野蛮民族的盛衰除了民风彪悍外，如果社会组织太差也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初期的辽、金既是例证。

此外，《民气》还着重论述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民国革命时期南方势力的逐渐抬头。其落脚点是，当时的中华民国虽然据守西南，但由于南方势力的渐强和民族的组织力、自信心的增强，必然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朱元璋北伐示意图

在《迁都》一文中，吕思勉主要从都城选址的角度，论证南北强弱。他说：“中国在前代，建国的重心，实在黄河流域。当这时期，能向西、北两方面拓展，则规模远大，国势可以盛强。若退居河南，徒和当时富力的重心山东相联络，则未免易即于宴安，而国势亦渐以陵替。”在这点上他与钱穆《国史大纲》中的说法相通。东汉建都洛阳，国势已经弱于西汉，西晋灭亡之后，长安、洛阳陷于外族，南迁的中原王朝建都江南，势力不振，屡为北方所败。

唐代之所以恢复到汉代的盛强，《迁都》认为是由于建都长安，形势为盛。等到宋代建都开封、杭州，则胡马南下再难遏制。到明末清初，南明政权的灭亡更说明了建都地点与南北强弱的关联性。

到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为了抗战大局迁都重庆，但此时的形势并非历史所谓的“北强南弱”可比。从宋代以来，中国据南岭以御北胡，明末诸王与太平天国均说明南方力量之强。民国革命也能以南克北，所以这次抗战，“以西南、西北为根据地，卒奏克捷之烈，而有今日光荣还都。”此时当然是南强北弱。

综上所述，吕思勉论南北强弱注重社会组织、经济重心、建都位置、民族精神的综合作用，其落脚点在于证明抗战的必然胜利。（文/崔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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