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忧患与希冀—“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综述

 

张桃洲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催发下诞生的中国新诗，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在这段并不漫长的历史里，倍受争议的新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当然也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偏差和失误。应该如何看待新诗近百年的探索?如何评价新诗的整体成就?对于新诗的未来寄予什么样的期待?2005年8月18日至21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达园宾馆的召开，似可被视为对上述问题的一次隆重的回应。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新加坡、荷兰、美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学者们围绕“中国新诗一百年”这一总的主题，就新诗传统、新诗的“合法性”、西方诗歌译介对新诗的影响、新诗史写作以及新诗语言与形式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和充分的阐述。 


新诗传统与新诗的“合法性”


中国新诗尽管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但它的生存“合法性”所受到的质疑似乎从未消除，尤其随着近些年社会文化变迁导致诗歌地位的“边缘化”，新诗的“合法性”更凸显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新诗传统的有无，海内外众多诗人和学者如郑敏、吴思敬、向明、朱子庆等先生曾参与了讨论。


这个问题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对它的关注显示了对新诗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努力。正如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在题为《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的开篇发言中指出：“回望百年，几代诗人为新诗建设而献身的诗人，他们的心血灌溉了新诗这朵百年奇花”。虽然满怀着忧虑，但谢冕对于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因此他在发言中以周作人诗里的“小河”比喻新诗的形象：“它充盈着生命的活力，不管是土堰还是石堰，都要冲决，向前。它要发展自己的生命，它只求缓缓地向前流动。在它经过的地方，两边是红花、绿叶和丰满的果实”。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也以“百年新诗的基本经验”为题，将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经验归纳为三点：其一，关心社会现实，关注民瘼国是，以圣洁的情感歌吟土地和土地上的风云；其二，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坚持民族精神本位，坚持原创性文化立场；其三，新诗文体建设上自由与格律的变奏。


显然，谈论中国新诗传统，其重点并不在于指明它的有无，而是辨析其实质和特征究竟为何。例如，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从整体上观照了20世纪中国诗歌，并梳理了它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古典诗歌语言与体制的破坏阶段，二是现代诗歌形式和象征体系的建设阶段，三是美学分化和多元对话阶段。基于此，他提出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近现代诗歌的交汇点上寻找中国诗歌理想和未来的主张。李怡(西南大学文学院)则表示在讨论中国新诗“传统”时，应该区分“传统”引发的两种不同理解：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一是新诗自身形成的“传统”这两种意义上的“传统”都关乎我们对于新诗本质的把握，影响着我们对新诗未来发展的估价。叶维廉(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文化错位”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认为“异质争战的共生”、“文化离散的空间”造就了复杂多元的中国现代诗格局和美学追求，但其中暴露出诸多值得深思的美学命题。


相对于上述对新诗历史和传统所做的总体把握，另一些从某一侧面或片断切人这个话题的论述，同样具有启示意义。黄维樑(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以一些具体的诗作为例，探讨了一种“在‘后现代’用古典理论看新诗”的方法，以及“新诗救护之道”的可能：他的前提是：20世纪中国新诗虽然已建立了传统，但由于一些颠覆传统、极度奇异的“诗末”的存在，致使新诗的名誉受到破坏。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过追溯新诗诞生之初这一特定时段，从“白话诗”到“新诗”、“新诗”概念的形成过程，剖析了“新诗”命名的合法性及其隐含的诗学观念。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发言从多个层面检讨了新诗的“技术”问题，认为在百年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对技术的误解或轻视，严重地阻碍了新诗的成熟。鲍昌宝(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和张立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提交的论文，分别较详细地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新诗与都市文化、政治文化相互纠缠的关系，为理解百．年新诗特性及其生成过程的复杂性，提供了不同的颇为新颖的视角。


探讨新诗传统、追溯新诗历史，应该包含．对新诗当前态势的审视与反思，后者无疑构成对新诗传统进行全面省思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论文《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展现的是一种敏锐而包容的“观察”，他认为21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表现为消解深度与重建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这样的态势既折射了百年新诗的曲折历程，又预示了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大致走向，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面前妄自菲薄。与此略为不同的判断出自陈超(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在题为《贫乏中自我再剥夺：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的发言中，对当前先锋诗歌中出现的新一轮的狭隘化、蒙昧主义和独断论提出了批评，指出了重提超越“惟道德”和“反道德”“文化”和“反文化”二元对立的“非道德化”写作与“超文化”写作的必要性。林莽(《诗刊》社)也认为当下诗歌写作有急功近利的成分，他指出诗人写作与批评，网络诗歌现象和高校教学三大板块，独立性越强，说明环境越好。胡续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皖)把新世纪以来打破了封闭／半封闭的诗歌“生态”形象地概括为“脱下隐身衣”，这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本人写作实践的经验。


也许，有关中国新诗传统的讨论，最终可以归结为柯雷(Magie Ivan Crevel，荷兰莱顿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两点：是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在他看来，谈论新诗传统的问题就是探讨何谓“中国新诗”。柯雷坦言：“由于文科内在发展的倾向，及大气候的全球化语境，中华性概念在今日具有尖锐的相关性，值得我们琢磨一辈子”。诚然如此!


诗歌翻译对新诗的影响


概而言之，探求中国新诗传统其实是追寻新诗身份认同的历史过程，亦即新诗如何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阴影”下进行自我建构。在这一问题上，李怡的发言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关于中国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既不需要以古典诗歌传统的存在加以“证明”，也不能以这一“传统”的丧失来证伪，西方诗歌与中国新诗的关系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有别于历年研讨会较多地关注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仅有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提交的论文《旧诗与新诗》集中地谈到这一话题，他提出“重新审视当代文学语境中的文言诗歌”；黄维樑表达了“在‘后现代’用古典理论看新诗”之意；张耳(美国华盛顿州立常青学院)认为“认识到这个传统的持久存在，和我们与这个传统的关系，可以让新诗写作有几千年的养料可吸收利用”；张大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对中国古典诗学与解构主义的会通进行了辨析——学者们更多地将讨论的兴趣放在诗歌翻译对新诗的影晌、新诗对西方诗歌的借鉴这样的话题上。


梁秉钧(香港岭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交的论文《翻译与诗学》详细地阐述了新诗对西方现代诗的挪用、取舍和转化的情形，特别是诗人译诗与其创作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结论：“译诗也是一种诗观的实践，与更大的文学或文化脉络相连”，“译诗的动机和影响，牵涉到两种文学间传播、借镜、冲突或是调和等各种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新诗人“译诗是创作的变奏”，“要深入了解新诗作者，不能不了解他们的译诗；要讨论他们的译诗，也不能不同时认识他们的创作”。应该说，这些论述是十分确当的。与此相呼应，王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也从诗歌翻译的角度，探讨外国诗歌的“中国式”翻译对新诗诗体的影响，他指出很多翻译诗是“中国化”了的外国诗，翻译者总是“为我所用”地选择诗体及翻译方式，这造就了一种既有别于外国人写的外国诗、也有别于中图人写的新诗的特殊的“翻译文体”，并极大地渗透到新诗的诗体建构中。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以《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与外来影响》为题，考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接受西方诗歌影响的源流及其消长起伏的历程，勾勒了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化”的基本轮廓。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发言中．从碰撞与选择、背离与重建、现代化与本土化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新诗借鉴西方诗歌的目的、效应与实现方式。


从学者们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受已成惯性的“影响的焦虑”的干扰，将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描述为一种被动感应的模式，而是相当强调新诗接受的主体性。譬如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论文从西方现代意象诗学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人手，探讨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生成的过程与特征，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在意象的诗思方式上一方面坚持‘意随象出’的感物的表现传统，另一方面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现代诗学突出‘象从意出’的体验的意象表现策略。这种体验性意象表现的影响主要呈现为意象的幻想型、变异型与隐喻型以及意象的智性化与玄秘特征”，便充分体现了这一觉识。罗振亚(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西诗借鉴过程中的“受动性生成与引发模式特征”，及由此对诗美的新解，其中包括：“象征意识的确立与暗示效应的张扬、“形式自觉与技巧的实验化”、“语符的陌生化革命”。他的条分缕析，在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关于“九叶派”的论述中得到了某种印证，诚如后者所说，“九叶派”典型地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与“当时中国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融通。而在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题为《“花一般的罪恶”：波德莱尔·中国·现代主义》的论文中，值得留意的不是他以陈敬容、汪铭竹、王道乾为例，对1940年代中国诗界接受波德莱尔情形所做的分析，而在于其立意刷新研究界对于当时中法文学关系的理解，并从一个侧面彰显新诗之现代性建构的复杂性。Paul Manfredi以对纪弦诗歌的阅读为切人点，探索了一种诠释汉语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方法。朱西(Giusi Tamburello,意大利莱切大学)以多多的作品为个案，讨论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关联，她最终给出的“在外来文学的激发下，以本民族语言为基础，中国文学在文学创作中最终又赋予了中国诗歌其自身的判断和情烈的感染力”这一结论，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论断。


实际上，在梳理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观念的调整。正是新的诗学观念的烛照下，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才令人信服地辨析了废名诗观的“传统”与“现代”，即废名重释和取舍“传统”的“现代”眼光；刘皓明(美国瓦萨学院)才清晰地区分出废名在接受佛教的思想后，以往的西方影响(如波德莱尔)所发生的变异。


新诗史写作的可能和难点


这次研讨会上另一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是关于新诗史的写作。应该说，从近几年新诗史写作的情况来看，这一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多部新诗史著显示出的崭新的史观、恰切的框架和有分寸的论述，十分令人瞩目。不过，如何在历史逻辑与想象逻辑、客观描述与主观评价之间保持平衡，特别是如何看待新诗史写作中的“叙述”和“构造”因素，仍然是可予探讨的问题。作为一位具有广泛声誉的新诗史写作者，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这两部“边缘化”诗歌史为案例，对它们“细节和资料性”叙述的意义进行了辨析，认为其重要性在于“干扰、质疑那种条分缕析的叙述模式，使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的方面得到显现”；不过，它们表现出的处理、解决某种历史性“焦虑”的动机，又导致了若干明显的不足和局限。由此，洪子诚提出：“在当代诗歌史写作上，是应该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唤醒差别意识，清理出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可以持一种较大包容性、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论述方式，抑制过于强烈的主观干预冲动，以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这激发了一些与会学者的思索和进一步的讨论。


大致说来，会上有关新诗史写作的讨论主要针对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诗史写作的总体原则。陈仲义《厦门城市大学》在题为《撰写新诗史的“多难”问题》的发言中，分析了撰写新诗史的几点疑难，如集约化、体制外、价值压力、不确定、多发问题等，并提出了一种他希望蕴涵于新诗史书写中的“个人眼光”——包括“有特色的理念图式、回到以文本为中心的小叙事、专门史、迥异于通常文学史的语体风格以及‘诗心’等”方面。与此相似的是，沈奇(西安财经学院)表达的也是一种理想中的新诗史写作，他将自己对于新诗史的期待概括为“六个修复”，即“对历史真实的修复，对艺术真实的修复，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复，对民间立场的修复，对独立、个在的写者立场的修复，对新诗之典律的修复”。


其二，新诗史写作中的“经典”的问题。李润霞(南开大学文学院)透过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新诗选本探讨了这一问题，她的讨论涉及“谁的经典”、文学史话语权力等议题。白灵(台北科技大学)的题为《从科学观点看台湾新诗经典化的几个现象》的论文，展开论述的方式十分有趣，其中颇为醒目的“奈米”、“混沌”、“耗散结构”、“协同理论”等科学术语以及相应的图表，有助于理解台湾新诗“经典化”的疑点。费正华(JenniferFeeley，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通过分析1934年《女作家诗选》作品的美学风格，探讨了早期新诗的性别与经典化问题。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以对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初版本和修订版及其文本变动的“缝隙”进行比较分析，展示了经典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其三，新诗史写作的“叙述”、“构造”特征。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通过剖析诗人食指在近些年新诗研究中所受到的“再叙述”，提示了这样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诗人参与重构‘诗歌史’的意识明显增强。由诗歌研究学者独立完成的‘诗歌史’叙述的传统体制，行将全面崩溃。一个由诗人、作品和诗歌研究学者共同组成、相互妥协的‘诗歌史’的生产过程及其形式，正在悄然之间浮出历史地表。”孟樊(台北师范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杨宗翰(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则从自身写作《台湾新诗史》的实践出发，认为“当代史的写作是虚构的，而且是一种必要的虚构”，并且提出诗歌史写作应破除起源观、进化观、国族沦、作者论这四个“迷思”。


其四，史料的问题。对于一直致力于搜集新诗史料的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来说，这是新诗史写作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他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了史料在新诗研究中所占的基础甚至根基地位，因为重视史料与否，其实涉及研究者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表明他是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还是在资料不全的情形下、从某一定论出发为之寻找例证。仿佛是为刘福春的发言做出一种补充，岩佐昌嶂(日本九州大学言语文化研究院)谈到了研究文革时期诗歌的史料整理，他认为搜集那一时期的资料，一是不能忽视地方文艺杂志，二是文革时期发表作品的作家应该打破封闭的思想状况。


可以说，有关新诗史写作的讨论显示了讨论者相当开阔的视野，体现出应有的学术深度和可予期待的前景。一方面，新诗史也许要回答诸如詹澈(台湾诗人)的提问：“新诗发展的规律就是一种摆战，历史的前进到底是左右的平面的，还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是立体的?”另一方面，正如臧棣(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以《什么是诗歌史》为题的发言中表述的：“当代诗歌史的写作任务，不是要急于确立诗人的秩序，而是应该营造出一种阅读当代诗歌的一种气氛，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特例。”新诗史写作中出现的新的动向，折射了整个新诗研究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某些变化。比如，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文学教育的角度，通过呈现1930年代大学讲堂讲授新诗的“现场”，剖析了新诗历史“叙述”的错杂性及其影响。无独有偶，金素贤(韩国东亚大学校中国日本学部)也介绍了中国现代诗在韩国的教学情况，展示了新诗境遇的一个侧面。杨志学(《诗刊》社)、胡续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报刊、网络等传媒与新诗接受的关系，打开了认识新诗特性的新视界。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提出应将新诗的生成和发展看成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碰撞的结果，其中“作为新诗语境的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复杂运作，深刻地影响了新诗自身的内在构成和历史进程”。以上的论述表明，现有的研究思路经历着拓展，一种崭新的研究空间逐步形成，那种单一的思考正在被对复杂性的强调所取代。


此外，王润华(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对“无我诗学”所做的超文本解读，金龙云(韩国东亚大学校中国日本学部)对红卫兵诗歌的“密教氛围”进行分析，周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关于“女性诗歌是一个特例吗”的悬问，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摩罗诗力说》与中国现代诗学关系的阐释，赖或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对“诗界革命”的重新梳理，刘金东(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对解放区街头诗运动及其形式演变所做的考察，吴耀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对卞之琳诗歌之接受脉络的勾勒，任中杰(JacobEdmond，新西兰奧塔哥大学)关于杨炼与诗歌全球化的剖解，达恬地(DavidDayton，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以彝族诗人沙马为例对诗歌多元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探讨，均显示了新诗研究可能发生转变的趋向。在此倘若套用柯雷的一个说法，不妨说，新诗研究正面临“重读诗歌本质的机遇”。


新诗语言、形式及其他


近些年倍受重视的关于新诗语言、形式等“本体”研究，因其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既关乎理论、又关乎实践，在这次研讨会上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白话与文言、自由与格律等命题。譬如，一向致力于新诗语言探究的叶维廉，就认为“在新诗的历史场合里，我们的语言还有很多特殊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应用白话作为诗的语言时，应该怎样把文言的好处化入白话里”，他的表述隐隐透出对新诗语言状况的忧虑。与此相似的是，骆寒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也表示了某种无奈和批评，他的论文《论新诗的语言策略及其实践》以大量实例分析了新诗的组词、造句、立篇等语言建设，及其背后潜藏的策略核心——分析一演绎的逻辑：显然在他看来，这一策略具有迫不得已的意味。江锡铨(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讨论新诗形式问题时，更多对20世纪新诗非音律化运动的得失进行了检讨，无疑他是极为推崇新诗历史上的格律追求的。不过，王泽龙在发言中表达了一种相异的看法，他通过探讨新诗散文化的特征(包括自由的诗体、白话的诗语、自然的音节、现代的诗思)及成因，认为新诗散文化的出现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样的分歧，体现了新诗语言、形式观念和立场的差异。


相比之下，还有一些学者更愿意面向新诗语言本身，去挖掘其特质或以之作为剖析诗人个体的角度。这就是翁文娴(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谈到新诗“语言结构”的创新与美感时所说的：“组成诗的分子，是那一双一双的‘字’，字与字产生空间，空间酝酿着全体组合的结果：譬如诗人的视野创新点、美感揭示、文化包涵、或者社会是非的着力处、兴乎个人的传记情怀。”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从“句法转换”切人，对早期新诗“诗体的大解放”历程所做的精细分析，似可作为对翁文娴观点的一次验证。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些个案研究所显示的语言意识：陈太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引起争议的论文《从“唱”到“说”——从戴望舒写作上的转变看新诗的音乐性)，以戴望舒为例，对新诗的．语调和格律的特质进行了剖析：佐藤普美于(日本驹泽大学外国语部)用“弥散与凝结”来概括冯至《十四行集》所敞露的语言感觉和诗思体验；唐晓渡(作家出版社)抓住杨炼诗歌中的大海意象，对其间闪现的母语、“中文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张梅芳(台湾文化大学)围绕“主体”的转动和“字”的转动，对顾城后期诗歌的语言结构做了细致的剖解：盂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立足于形式的常与变、“浪漫”与现代的方面，对彭燕郊诗歌理论的突出特点及意义进行了探讨；聂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对旅美诗人李兆阳提出的“语言构象”进行了辨析。这些讨论无疑会深化有关新诗语言、形式的研究。


不可否认，新诗“本体”问题的核心就是语言，即使从诗歌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着也是如此。对于多年来极力倡导“解诗”的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来说，“解诗”面对一份诗歌文本所遭遇的首要难题便是语言，他的论文《袁可嘉：在新“综合”传统探索中的解诗》对袁可嘉的“解诗”思想和实践进行了阐发，指出袁可嘉所概括的“认识和把握现代诗情绪境界传达的两种模式：‘扩展’与‘结晶’，为我们观察、进入与解释现代诗复杂文本，提供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路导引”，这可谓确论。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也谈到了诗歌欣赏的重要性，认为“是欣赏而不是指责使杰作世代相传”，体现的是一种建构的吁求。黄梁(台湾紫藤文化协会)借助于对昌耀诗作的读解，提出了“从一首诗洞观一世界之视阈与方法论”，其基本依据在于一种“诗的造型原理”。所有这一切，指向的正是新诗的“技术”(钱文亮)，亦即“一整套新的语言规约”(臧棣)的创设。


这次研讨会，确如孙玉石在闭幕会上所总结的：“是一个为诗而聚的盛会，老一代学者、中年专家和年轻学人济济一堂，显示了新诗研究队伍的蓬勃生机。”他最后呼吁的“新诗是寂寞而冷清的部门，走进这个学术领域意味着寂寞，选择了这个事业，就选择了坚守；拒绝商业化、物质的诱惑，要以平常的心理、低调的姿态、坚实的话语，竖守净土的虔诚的心”，得到与会学者普遍的认同，却也反映了目前新诗创作、研究的状况与境遇。


(本综述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感谢连敏、黄霄敏的大力协助)

 

 

原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5期。

(责任编辑：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