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在百年新诗再出发研讨会上的总结

    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上，举办“中国百年新诗再出发”研讨会，使这届诗歌节有了理论高度，是第三届贵州诗歌节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这次研讨会也为近两年持继热烈的百年新诗纪念研讨活动划上了一个句号，为中国新诗的前途描绘了值得期待的前景。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在开幕式和研讨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背景下进行。正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使中国新诗有了充分发展和丰硕成果。今天我们谈论百年新诗再出发，是要回顾和总结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包括各民族诗歌传统的宝贵遗产，百年中国新诗已经成为这个传统上新的一环。谈论中国新诗的再出发，更要放眼全球，使中国新诗成为民族伟大复兴最优秀的代言者。

    各位与会专家的发言，从不同角度说明百年新诗的再出发，与一百年以前中国新诗的出发，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全新的使命。中国新诗诞生之初，面对强大而深厚旧传统的包围，是一次向往民主与科学的突围；百年前的中国新诗，还只是一个刚剪断脐带的新生命。今天的再出发，必须面对新诗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更要面对新时代，面对科技创新带来写作与传播的全新变革。手机和自媒体的出现，让诗歌不再只是诗人的专利，也成为了大众精神生活表达的便捷工具。专家们指出，一方面是诗歌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地进入民众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是诗歌写作发表“没有门坎”可能消解诗歌艺术的精神高度与创作难度。正因为如此，再出发的中国诗人们走在新时代，应该与我们伟大事业同行，与奋力拼博的百姓同命运，写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并且让全人类读懂中国精神的不朽诗篇！

    南鸥||“百年新诗再出发”诗学思考的源起与过程

    “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命题是2014年6月在诗人马启代组织的泗水诗会上提出的。当时诗人金迪在发言时谈到“重新出发”这个词，由于从2012年开始就开始思考“百年新诗”的一系列诗学课题，因而当金迪提到“重新出发”这个词时，我一下子就将这个词嫁接到“百年新诗”的时空之中，我马上就提出“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概念，并站起来说下午我们就专门研讨讨这个话题。马启代说：很好！下午我们专题研讨，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详细谈谈，中午休会时我又与潇潇、唐诗、林雪、张智、金迪、杨林作了进一步的交流，下午我围绕中国新诗百年以来的得与失、继承与借鉴、当下汉语诗歌现场等话题作了一个小时的专题发言。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与潇潇、唐诗、马启代、金迪、张张智、杨林反复商量，决定我们七人为“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概念的发起人。当时我在鲁院，我回到鲁院之后就给教学部郭燕主任谈到我想在鲁院搞一个“百年新诗再出发”的理论研讨会，她很支持，但由于我很快就要离开鲁院，我们七个发起人不能同时在聚到一起，鲁院的研讨会就没有开成。

    “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概念提出之后，金迪想在湖南承德在进行研讨，我与他反复商量了几次，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如愿。其间我与马启代也多次商量在山东的泰山之巅深入研讨“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课题，也没有如愿。2015年9月，我与金迪在南宁再次聚会，我们再次谈到这个话题，并准备编选“百年新诗”的诗歌选本，我们初步商量了入选的诗人。2017年5月25号至27号，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在重庆颁奖典礼之际，我们再次对“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话题进行探讨，40余位与会诗人并签名通过了“百年新诗再出发”·中国荣昌诗歌宣言。为什么当我听到“重新出发”这四个字，就一下子嫁接到“百年新诗”这个诗学时空中呢？因为自2012年开始，我一直在对蹒跚而来的“百年新诗”进行深入的思考。新诗的发展风雨兼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诗经过众多优秀诗人的抒写，已经为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诗歌文本与诗学理论，构成我们再出发的诗歌与诗学的文本基础；80年代初以后现代思潮为主体的潮水一样涌入的欧美哲学与美学构成了我们再出发的哲学基础；而改革开放近40年来社会的转型巨变，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复制、辽阔的原生资源，构成了我们百年新诗再出发的现实基础。在百年新诗的历史节点之上，在对百年新诗的回望之中，对其走过的历程进行有效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在此基础之上再深入思考汉语新诗发展的潜脉与身姿，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诗学课题。

    2012年春，我开始考虑在新诗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对“百年新诗”进行有效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并确定以“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和《肖像的光芒》两个选题为载体展开。《世纪访谈》我力图从诗歌文本、史实、学术出发，以纯粹的诗学为旨归，透过个体诗人的独立视角，从100个视点全方位透视新诗百年的全景，借此对百年新诗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发现百年新诗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传统”的纹理。世纪访谈》我力图从诗歌文本、史实、学术出发，以纯粹的诗学为旨归，透过个体诗人的独立视角，从100个视点全方位透视新诗百年的全景，借此对百年新诗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发现百年新诗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传统”的纹理。当时我与罗继仁老师商量在《中国诗人》开设专栏，我并在博客上发布《世纪访谈》是《中国诗人》杂志社和“当代诗歌研究院”迎接新诗百年盛典的序幕，是我们向诗人朋友和广大读者朋友们奉献的又一份经典大餐。本选题由诗人、批评家南鸥独家撰写，敬请朋友们热切关注！从2012年第4卷开始，我先后在《中国诗人》发表了牛汉、郑敏、屠岸、谢冕、傅天虹、徐敬亚等诗人的专题访谈。2016年，又在《星星》诗刊以【百年新诗对话】为题开设专栏，发表了牛汉、郑敏、屠岸、谢冕、徐敬亚、吉狄马加、叶延滨、傅天虹、谢克强等共12期的访谈。肖像的光芒》是对朦胧诗（含朦胧诗）以来的中国当代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进行群雕性展示，是100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评传的盛装结集。卷本力图将诗人投放在历史的大幕之上，在历史轨迹之中寻找诗人的精神潜脉，以时代的迁徙为线索，以诗歌的文本为核心，描述一位诗人的诞生和精神的演绎，在历史苍茫的底片之上发现一位诗人的心灵密码和他的精神潜脉，开掘出一位诗人肖像的光芒。

    《肖像的光芒》这个选题在重庆理工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新诗》发表了王家新等诗人的评论，随后在贵州都市报与《山花》合办的《文化周刊》上发表了杨克、潇潇、唐诗、马启代、周庆荣、安琪、海啸、周瑟瑟、张智等30余位诗人的简评。抱歉！刚才忘记了，作如下补充：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如何“再出发”呢？刚才马加主席的讲话从宏观上谈到要从传承与借鉴、世界格局的大视野、人类当下存在的困境三个方面来思考新诗的发展，我想具体一些，从话语方式、精神特征、美学形态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认知。其实话语方式首先面对的就是传统问题与借鉴问题，比如说意境、意像这些问题；精神特征上我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应该概括出一个时代存在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理，乃至文化心理的特征；美学形态上我们是否能够激活与当下生存状态相适应的新的美学元素与美学原则。

    王久辛在“百年新诗再出发”的发言

    今天很快就会过去，明天当我们回顾今天，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而历史所包含的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的一切的结晶。中国新诗90多年，而历史的步伐一直都踏在时代的最前沿。在中国人民谋求砸烂封建旧世界，不做奴隶要做人的解放的道路上，新诗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其渴望解放的精神特质而彪炳于文学史册----胡适所作的新诗的发轫之作《尝试集》，其实就是把新诗从古汉语的格律诗中解放了出来；而伟大的诗人郭沫若的伟大诗篇《女神》所张扬的主体精神，则是被今天验证了的伟大的远见。大诗人郭沫若在上个世纪之初纵情地在诗中放号----我要拥抱印度洋，拥抱大西洋，拥抱太平洋，我要拥抱人类的全部的全部！当年这石破天惊的嗥叫，已被今天彻底地验证了，因为大诗人的奔放激情蕴涵着普罗米修斯必定要解放的先知先觉的伟大预言,它当然是解放的报春雷；而徐志摩、戴望舒等所歌唱的爱情，则书写的是女性的情感解放，包括家庭与婚姻的解放等；而田间、光未然、艾青等诗人的抗战诗篇，则呼唤的是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一大批诗人为分得了土地，站起来的奴隶而歌唱，表达的是解放后的幸福美感，那仍然属于解放精神特质的诗歌实践与创造；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郭小川、艾青、贺敬之、白桦、雷抒雁、邵燕祥、公刘、李瑛、叶文福、舒婷等等、等等所创作的一大批诗歌，则为新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发出了跨越时代的最强音----《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敢地冲在了最前沿，担当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而沿着解放的精神一以贯之的求索过程，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以降，新诗在解放的自由语境中连带着解放之势，在其贯性的带动下无法停下来思考、回顾、反思、展望，像大水灌溉干涸的良田，一片片地漫了过去……诚如青年教授熊辉在归纳这一时期的诗歌现状时所说：“‘消解’式写作，是渴望文学身份的解放”，‘个人化写作’是渴望话语地位的解放，‘身体写作’是渴望身体感宫的解放，‘垃圾写作’是渴望文学观照对象的解放，‘下半身写作’和‘黑夜写作’是渴望性的解放。”等等。而所有这一切的诗人们的解放创造，都无一例外地有一种“解放”的精神灌注其中，喜耶？忧耶？总得有人站出来判断，那么，我想问的是:下一步，我们还解放什么？作为有责任感的诗人，我想轻声地对朋友们说：停下来吧，让我们从欲望的写作中停下来，等等落后了的灵魂，等等出离了我们灵魂的心。2006年，我有幸受邀，在重庆参加了一个诗歌二次革命的研讨会，会上我曾发了不足五分钟的言，我说：“如果说当年孙绍振、谢冕、徐敬亚三位所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确立了新时期诗歌思想解放的美学原则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是到了‘劝诫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时代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事物的反面，该回头了。”

王士强的发言

    关于“百年新诗再出发”，我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现实，就是诗歌应该从此时此地的、变化当中的现实出发。我觉得诗人、诗歌还是要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当下。这好像是一个老话题了，很容易遭到质疑，认为没有尊重诗歌的本体性和独立性。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具体语境中来谈，就中国新诗当前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它关注现实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还很不够。当然这种现实是广义的，不是现实问题、社会问题，那太窄了，而是说要关注我们的公共生活，关注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关注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处境，当然也包括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因为这些跟每个人也是息息相关的，就像古人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现实实际上是关注人的生活、关注“人”，文学还是要关注人，文学是人学嘛，这是它永恒的主题。文学当然需要超越性，但这种超越应该是以对于现实的关注，反映和超越为前提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自己的时代都进去不了就奢谈所有的时代是可疑的，它是没有根基的，海市蜃楼。再一个是语言，就是对于汉语诗性的坚持和开拓。诗歌是语言的事业，诗人的语言应该是异质性的、引领性的甚至是神性的语言。我们当前整体的语言状况恐怕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比较的平庸、粗鄙、粗糙甚至野蛮，诗歌有着提升、改造一个民族语言的责任，如果诗歌的语言也变得媚俗，庸俗，变得千篇一律，充满陈辞滥调，那这个民族是真正没有希望的。最近几年党中央的反腐败非常好、非常有成效。我觉得腐败里面很深层的是语言的腐败，诗人尤其要反对语言的腐败。真正的、优秀的诗人应该建立自己的语法，应该有能力发明一种语言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更新一种语言，擦亮一些词汇，形成自己的语言方式和风格，等等。总的来说，我觉得诗歌语言还是应该往更复杂，更智性，更有现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的方向发展。语言实际上是诗人最为根本的责任，诗人应该努力实现对于汉语的新的理解、新的表达、新的想象。

学习和借鉴民间歌唱

谢克强

    中国新诗的诞生，是以与中国古典诗歌决绝为其宗旨的，也就是说中国新诗的诞生，是借鉴或模仿外国诗歌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诗歌。新诗诞生百年来，在一代代诗人的努力实践中，不再只是借鉴或模仿外国诗歌，而是在横的移植时又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从而形成了新的传统。今天我们讨论百年新诗再出发，我以为就是要发扬中国新诗百年新的传统，创造新的传统。客观地说，我以为当前中国诗歌的状态应该是百年来最好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诗歌创造的外部环境、诗人创作的自由度、诗歌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诗歌活动等等，都是空前的。当然，与诗应有的含义和诗应发挥的作用，当前新诗创作状态还有很多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关注社会现实和众生相不够，而是把目光从现实人生收回到个人生命脆弱的黑暗与病态部分。孤独、绝望、灵魂漂泊，这些从西方后工业社会舶来的灰色情绪弥漫字里行间。这也许是当代诗歌不受待见的原因之一。再就是横的移植有余，纵的继承不够，特别是向民间诗歌学习借鉴不够。这使我想起胡适先生七十多年前说的一段话：“我们今日的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也需要量一个新的范本。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文学，一个就是我们的民间歌唱。二十多年的新诗运动，似乎是太偏重了前者而太忽略了后者。”向民间歌唱学习，应该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光荣传统，《诗经》就不说了，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民间歌唱，楚辞中的九歌也是从民间来的，以至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从民间歌唱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就是中国新诗，也从民间歌唱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所以百年新诗再出发，应该加强向民间歌唱学习与借鉴，因为这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中国汉字的语言张力有关。

    臧棣的发言

    新诗的“再出发”，这个话题非常好。回顾新诗的百年历史，“再出发”作为新诗的一个特有的文学风景，其实一直再不断重演。新月派的诗歌实践，是一次“再出发”；西南联大诗群的“新诗现代化”，是一次“再出发”；纪弦在五十年代倡导的“现代派”，是一次“再出发”；“朦胧诗”的“崛起”，是一次“再出发”；“第三代诗歌”，是一次再出发；新世纪以来依托互联网爆发的“诗歌复兴”，依然是一次“再出发”。但我们今天谈论的新诗的“再出发”，应该和新诗历史的这些“再出发”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历经百年的诗歌实践，新诗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新诗的文学能力经受了各种历练，我们的文学位置已不再处于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的阶段，我们的寻求不再是焦急地渴望看到黑暗尽头的光亮，我们已来到了一个诗歌新大陆的高点上。想要总结百年新诗的历史，我们必须有这个自信，必须对中国新诗的诗歌能力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也必须对中国新诗的历史成就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新诗历史上发生过的“再出发”不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再出发”应该是一次充满诗歌自觉的积极的文学行动。百年新诗的再出发，应该走出一种狭隘的区分：这意味着，它不仅是新诗的“再出发”，也是当代诗的“再出发”，更是汉诗的“再出发”。这就涉及对新诗和古诗的关系的认识。以往的“再出发”，方向也许都没错，但都包含了一种现代性的迷思。比如，在诠释新诗的发生时，都采用了一种简单的因果论的文学模式。五四知识分子为推动新诗，用因果论模式否定古诗；上世纪九十年代郑敏否定新诗的传统，以及季羡林的新诗“失败论”，也是采用了因果论模式来解释复杂的新诗实践。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用简单的因果论的文学史模式，根本就无法触及新诗发生的文学动机和历史缘由；更负面的，它也不可能对新诗实践的伟大意义及其历史成就做出客观的评价。今天的“再出发”，既不该是简单地回归传统，也不该是含混地走向世界。我们已经有了新诗的世界性视野，我们必须积极肯定百年新诗的意义和成就，将新诗视为伟大的汉诗传统中的一个历史现象，而不是自作聪明地把新诗看成是舶来品，新的“再出发”才会有广阔的文学前景。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汉语诗性和其他语言的诗歌表达的区别，重构新诗的文学想象，我们的“再出发”才会重新激活汉诗的语言激情。

对横向移植的思考——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高兴

    时光流逝，越来越容易怀旧。思绪常常转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头想想，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开放，真实，自由，充满激情和希冀，就连空气中都能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闪烁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 在长期极端的集体主义后，人们的个体意识渐渐被唤醒，正如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中所说的那样。而诗歌，主要是朦胧诗和外国诗恰恰扮演了唤醒个体意识的角色。

    那也是一个疯狂吸收、拼命汲取的年代。我们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主要是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外国诗歌。横向移植又一次喷发，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和写作。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外国作家，莫言、陈忠实、余华、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的写作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同样，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布莱克、布德莱尔、里尔克、帕斯等外国诗人，北岛、多多、芒克、欧阳江河、西川等等诗人也一定会走上不同的诗歌之路。 可以说，正是吸收、影响和交融，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因此，中国诗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外国诗歌的中国诗人；另一类是不读外国诗歌的中国诗人。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和作家全都译介过来的国家，绝对是外国文学译介方面的超级大国。而国外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却依然十分有限。我将之称为文学翻译上的严重逆差。

    回望一下，不可否认，在百年新诗中，横向移植影响极大，效果也极明显。我甚至觉得影响有点过大了，以至于不少诗人忽略了本土文化的滋润，因而也就出现了文学营养的失衡。现在恰恰到了这样的时刻，需要适当的清理，适当的回归，适当的反思。横向移植中，哪些影响是真正有益的？哪些影响可能阻碍了我们自己的写作？横向移植中，是否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在横向移植的巨大气场中，我们是否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吸收，影响，交融，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就是交流和对话。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诗歌显然已经具备了交流和对话的实力和可能。诗歌交流和对话的时代已经来临。这里，我所说的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交流和诗歌对话，而不是简单和庸俗的宣传和推广，而不是自恋式的自说自话。

    徐敬亚在百年新诗再出发高峰论坛的发言

    摘要我要向“再出发”这三个字致礼！这三个字特别好！我参加了好多类似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今天有幸在贵州这个地方进行这场收官之战，主办方非常巧妙的用“再出发”这三个字，对前面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进行了一个收尾，收官落子在贵州，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就算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百年……

    马启代发言概述：

    在个人诗学、流派诗学和国家诗学交叉规划影响下的当代诗坛，回顾百年新诗，会发现在“新”“西”“白”三个向度上都有所迷失，与百年前相比，藉西方诗学、传统诗学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再出发的新诗在精神层面、语言层面、文体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基点。因此，诗人如何以优秀的文本回应时代，仍然是我们秉持的最本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