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同学、各位师长、尊敬的主持人先生 首先，真诚感谢诗人和学长王林先生及川美的同行们，邀请我参加首届川美校园文学奖颁奖活动，并举行我的长诗作品交流会。让我有机会在此与各位交流当代诗歌与人文艺术的看法和不同经验。而川美作为中国当前最具区域特色创新活力与现代意识的艺术学府，不但为我提供了如此丰厚独特的艺术感受，而且激起了我内心的诗人情怀，这一点更加让我有些浮想联翩了。 记得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曾将罗中立先生的名作《父亲》之报上图片，作为我的祖父之画像而珍藏在我的诗集里头。因我将他惟一留世的一张照片给弄丢了。那是他一张六十五岁时的相片，还是请一个乡村摄像师上门照的。晚年的祖父眯起眼睛来，就是《父亲》画像的这个样子。不过，耳朵上夹的那支圆珠笔是没有的。想来以此代之，虽不免有些荒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这幅画像，作为一个时代的集体性记忆，而渗透在我的现实和未来的可能性里，延伸了我的个人诗歌阅读。如今，我能在罗中立先生执教的母校讲授诗歌艺术，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既感荣幸而又觉慰藉的事情。仿佛伟大的事物从眼前走过。我愿把这一荣幸与各位同学和诗友们分享。下面我开始今天所要讲的主题： 从诗魔洛夫、诗兽黄翔、诗狮于坚 看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嬗变 我的生态诗歌批评： 诸位，英国有个物理学家史狄芬-霍金说，再过一千年，地球将无人类存活。虽然，这样的预言总是充满了各种人性的戏剧性。人类从一开始思考时，就在这样的多重恐惧中活过来了。但如何永远解除这种来自不可确定的自我恐惧感而有尊严和自由地活着？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大问题。而近年来的世界性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也加重了这种恐惧的压迫感。 不久前，美国一个只要交11美金报名费，就可在2023年移民火星居住的游戏计划，却在全球引发了众多渴望者的期待，就连中国就有一万多人报名。但是，就我们人类当下所限的认知能力，人性无法离开地球生态而活在别的星球上。这是最基本的人类的守成与创造的底线。因此，维护和尊重地球生态及其秩序，是所有生存者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当我们有超越这种底线的可能性时，人性或许就要被彻底改变了。火星上的文明还能欢迎我们人性吗？作为人类本质的文明遗产，语言及其艺术如何面对这一趋势？新的语言生态是否形成？在日益全球化人性及物化的过程里，正在不断促成宇宙文明的新生态。而现代性是人类进化到人文生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与衍生时期。在人类诸多艺术活动之中，现代性几乎成为所有艺术门类的催化剂。它的特点是创新创造、自由独立、异化和嬗变。 什么是现代性？英国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界定的现代性是： 其一，政治层面，世俗政体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 其二，经济层面，市场经济以及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其三，社会层面，劳动与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 其四，文化层面，宗教的衰落以及世俗文化的兴起，尤其是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文化倾向。 这些应当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进入现代性文明的基本条件。以这样的条件来评判中国是否抵达现代性还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当下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封建和专制形态的民族意识形态国家。比如红色天朝之说在民间认同上是成立的。当然，西方也有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比如政教合一或影子政府之类。这些是构成非现代性的传统文化因质。但欧美现代文明的确立还是基于其意识形态的绝对理性精神之信仰基础，导致了科学实用主义对于人类自身的先验性求证与深入自然人性探索的能量，促成了现代科学的飞跃。这是带来现代文明的根本动力。而不是社会历史规律发展进化使然。因此，在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形态之间，没有绝对的完全的现代性，也不存在绝对的封建专制的保守传统。于是，就出现了主流现代性与非主流现代性。这样的一种相对性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如何以多元及差异性中的平等观念，来认识现代性的真实性，并为其人性中的价值普世性而作出诗人诗歌上的努力。 中国新诗的诞生、发展及迂回曲折式上升，恰好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封建国家性质向现代性国家演变的全过程。这是中国现代新诗最根本的一个特色，也是与传统诗歌有别的主要因质。凡不具有现代性因质的诗歌，是没人的自由意识与自我存在意识发生的。当国家形态还处在传统意识控制时期，诗人反国家主义及崇尚个性自由的表述与抒情，与整个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保持着相行不悖的路数。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形成了主流现代性和非主流现代性。主流现代性是绝对的完全的曝露的自由主义形态，而非主流现代性则往往处于被遮蔽的边缘化的荒诞性的状态。而在诗歌的表现上，非主流往往与主流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存在着相悖和冲突的特质，但在其根本的性质上，仍然是表现人性自由与自我存在的东西。而后者往往在某个局部的阶段，更能呈现出人性在自由中的彻底性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出现什么后现代或超现代，都是对自由主义在不同生态的创造与扬弃的过程。非主流现代性，更具有大同理想与工具理性批判的诗意直觉与文化倾向。比如红色诗人和理论家布莱希特，其对现代自由主义异化人性的批判及其诗意阐述，是现代主义主义文学的经典个案，具有彰显和澄清什么是现代主义的反异化的能量。 主流现代性诗歌及诗人如歌德、莎士比亚、普希金、伏尔泰等，他们的现代性始终与民族文化的道德权威意志保持了一致，并维护着主流价值的稳定与传承，是世俗化的文化艺术发展壮大的基础。也符合市场自由普世价值的必需。而且，其表达的内容具有神性化的先验性特征。他们只反教会，但不反上帝。而非主流现代性诗人如波德莱尔、梭罗、夏布里昂、卢梭、尼采、兰坡、金斯堡、昆德拉、巴特等，他们与道德权威不妥协不合作，总是处在革命与抵抗的状态，并具有鲜明的反对神权，反对先验理性的特性。中国新诗的诞生，是在五四之后的文学新启蒙运动，当时，革命的特性占了上风。因此具有革命性的诗人，革命成功之后，就变成了主流现代性了。这就形成了反现代性的悖论。比如早期的胡适、徐志摩、鲁迅、冯至、李金发、闻一多、艾青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国家形态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并促使其现代性中的本质发生异化，自由诗意不断被丧失而成为集体性的文化控制的工具。这对于诗人本身无疑是一种悲哀。但对于整个民族国家文学的扬弃，却又正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矫正。现代性本身具有消解和催生新的自由诗意的能力。因此说，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化的现代性。惟一不变的是人的自由性。 中国在获得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及进入现代化国家形态与全球化市场时代，出现了三个代表性的现代性诗人。他们是被华语诗坛上称为诗魔的洛夫，以诗兽自称的黄翔和自喻诗狮式写作的于坚。不过，从他们的写作历程与表现形态来看，仍然还是属于主流现代派诗人。他们的现代性始终具有神性和半神性的，或者是在这两者之中不可确定性的摇摆。无论怎么表现手法或超然立场，神性写作最终是主流道德权威和工具化统治相融合。不管是个人性的还是集体式的，神性写作都不会与现代性构成统一性。这也是人类不断社会化、组织化、集约化的要求。但现代性本身是对一切社会性的不自由的及物性的消费和消解。这一点经常被主流现代性构成的庞大社会意识形态所遮蔽了。因此，诗人的天职性要求，必然成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之祭品。 在早期的洛夫、黄翔、于坚诗歌写作，非常鲜明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是开创者、启蒙者和建构者。他们因对现代华语形式上的创造性传译与传承，将拿来主义变成了自已的诗性们，并介入现实的中国之文化生态，而具有了相对完整的现代性作品和诗学主张。但他们在不断的个人创作实践中，其现代性风格又随着各自对现代性的深入扬弃和实践，而各自发生了明显的历史性嬗变。诗魔、诗兽、诗狮的各自命名与自我能量的转化，也非常切合地融入了他们各自的诗歌生态表现里。因此，将他们三人作为对中国新诗的生态现象来谈现代性，也更具有学理上与历史层面上的代表性。 诗魔洛夫VS余光中 洛夫是中国新诗现代理性启蒙的开拓者、试验者和创造者。诗魔这个称号对于洛夫来说，更体现在其诗歌能量的变幻转换和守成上，对现代汉语构造现代精神荒原异象的巨大影响。其代表作《石室之死亡》长诗，在半多个世纪的语言炼狱里，洛夫身经百战，从死亡中复活返回又出发。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不俗的现代诗歌作品及诗歌理论。由于他处于远离中国大陆的新意识形态，及近于欧美的现代性国家文化之游历，使得他的诗歌现代性更具有自由意识上个体自我与自觉，而带来了相当纯粹、纯净的语言现代性，又呈现出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差异性。在近一个世纪的诗人生涯里，洛夫无疑是中国新诗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从早期逃亡孤岛的家国情怀和思乡恋人之抒情低吟，到体验诗歌本体的先验性精神创造，再到情感意象上的东方禅思悟道，无不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性的自由启示。因此，他是理性精神的构建者。但从生态特性来讲，诗魔介于人神之间，人不能成为神，但洛夫的诗性哲学，更多体现在现代性中的绝对理性，即个人的自由意志服从于绝对的理性，即先验性的敬畏，而人的先验性来自于自然的启示。他是先验的自然主义者。最终要回到神性的敬畏。 晚年的洛夫从单一的现代性表现抽身出来，开始反思现代性与东方传统诗学的联姻，写出了具有自然主义宿命论的杰出之作《漂木》长诗。以现代语言写出了诸多表现东方古典哲学与自然之道的禅境。而相对于现代性，心灵自由在此仍然是受制于某一精神力量。但心灵诗化的自然过程，难道不同样与现代自由一样，具有不可复制的个人诗意？诗人的国籍是可以改变的，但不变的是母语承担着诗人对自由生命在人类本质诉求上的超越。并赋予了母语新的生命意义。洛夫是首位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华语诗人。与洛夫相比较的同时代诗人是余光中，他的现代性是不彻底的，也是保守和传统的汉语诗人。或许正是一这点，在如此混乱和无序的现代中国，却也保持了他的一点相对独立的诗歌意义。这一点又是与洛夫保持接近的现代性了。但从整体上来讲，他的乡愁始终是世俗的和浅显的。不具备现代性的超越。 诗兽黄翔VS北岛 黄翔是被现代性本身所遮蔽了一位自由诗人。现代性的本质是自由，但他却受制于自由。其诸多诗歌文本不能在华语故乡传播。这样的异象或许正是黄翔诗歌书写的现代性价值所在。自由在反自由之中。黄翔的诗性自我革命的理想化践行，使得他的诗歌体征是革命性的，超感验性的，人兽兼具的和超人性的，具有自我颠覆的能量。黄翔自称诗兽，而且是一只冥兽，在介于神兽之间。因此，仍然是某种神性化的写作。超越神性而回到人性。在此，黄翔的诗象被抽象为兽性了。其表现在诗歌的形式上，是生命立体能量的大释放，从人性至上力求革命性的抵达，自由意志在超越人性之后融入大宇宙，而宇宙人象形而无形。他树立起来诗歌的天地人。一个大写的个人，或人是宇宙之本身。这是黄翔诗歌的整体印象。 从早期的诗性自由革命，到自由在反自由之中，再到超越个人自由而融于宇宙本体。最后走向超自然人的生态。但超自然人是否非人呢？黄翔的大半个世纪的诗歌言说，构筑了东方专制文化生态里的一幅别异的精神图象。 但这个图象是模糊不清的，相对于诗人对母语的自由生命的创造，黄翔更多体现在个人的立体行动上，保持了诗人的言行合一的状态，而在诗化语言的现代性上，抽象的抒情美学，则是他对母语形态的最大贡献。虽然，在这之前，一切革命化的诗人都保有了同样的激情的喷涌，比如象早期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但维有黄翔将个体上升为宇宙的自然并抽象到人类的精神自由图腾。狂饮不醉的兽形及在大风大雨中出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人性的超越和飞升。如果现代性的品质是自由的人性在理性精神上的主流实现，黄翔恰好是在一个荒诞的年代里，人性普遍被集体意志所遮蔽的时候，那么，黄翔的诗歌行为独立思想上的呈现，是民族精神本质上的上升。诞生在“停尸房”上的中国世纪末的最强音（钱理群），从诗兽到冥兽，从诗人到人兽，然后再从人到超人，黄翔在自我诗化过程中的迂回曲折上升坠落，亦折射出华语写作在现代性上抵达的难度。 晚年的黄翔，思乡心切，情系华宇。但面对自由现实的沉疴，他只能唱出最后的挽歌，努力抵达他诗象上的自由祖国或必然王国。对于诗兽的呐喊或嚎叫，冥兽在半神半鬼的昏眩里行吟，而沉于母语召唤传统血液的精神自立，与对世界的现代性一体化，此时的黄翔给我们提供了多侧面的精神参照。在诗学探索上，他倡导华语诗歌的立体诗，行动诗和民族精神的自由性，各民族的区域文化上的互相独立和多元生态下的大视野大融合。在同时代诗人中，诗人北岛的写作个案与黄翔相比较，更能得出华语诗人在自由精神博弈上，显示出了不同的能量与对真实性的现代性品质的担当。北岛的自我流亡与黄翔的被迫流亡，在精神体验上的自由实现，表现在他们的诗歌审美批判上，黄翔的彻底性能量，足以影响到更深远的未来。他的诸多诗象的内在潜能还没有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污染。正如他所看到的：我从一只小鸟的眼睛里，听到了火星的声音。这样的诗意是北岛先生所没有的。他回答不出来，但黄翔回答出来了。 诗狮于坚VS伊沙 于坚是中国大陆现代化传承与转合的一位代表性诗人，是中国大陆诗歌生态的一头沦陷的狮兽。他曾在后期一篇写作随笔中，自喻自已是匍匐在大地上的狮诗式的写作。他也是民间立场写作的始作俑者和理论旗手。并掀起以体制文学学院派为对立的诗歌大辩护。其诗歌以日常生活娴熟的口语叙事与智性思辩，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追随者。推动了中国新诗九十年代的自觉个人化与小众化及圈子化的生态形成。这一生态有助于新诗完成从集权工具习惯思维，向现代民主自由独立思考的超越。 八十年代初始， 于坚以其鲜明的个体自由主义与新批判主义诗学主张，表达对集体主义文学的强硬态度与不合作性，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时代心声。九十年代起，他通过写民间立场写作与主流话语权争夺，彰显公民性意义的现代化诗歌追求，促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化写作在体制形态里的分离与消解。于坚敏锐地捕捉到了及物时代的必然到来，通过身体写作这样的概念转换，完成了民间立场写作其在诗学上的强势入市，很快成为及物现代化的精神先锋和前进号角，将汉语从拿来主义中抽离，投入本土话语权的商品异化解构与释疑，强化诗歌戏剧化的综合体验，让人性从超人回到人的日常生活，以平民世俗化的公民权利自觉，继续占领了商品市场话语权。让诗歌逼近真相和呈现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及细微。他的反对隐喻和抒情，成为物化人性抵抗理想主义神权假大空的强力借口。于坚以其杰出的叙事智性，与切近庸常生活的个人耐力，葆有了他创作的巨大激情与文本确立，使得他在整个九十年代，成为雄居云南高地，俯视中国大陆诗歌生态圈的审察者。 至新千年之后，全球化的浪潮裹挟着人性物化的无声革命，再次扫荡了中国大陆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至使古老的大地成为物欲兽欲人界畜界，互相杂交混合的荒诞与沉沦的世界工厂。显然，现代化并不等于现代性。而浮陈于中国现代诗坛的乱象，恰好也见证了主流现代性及其衍生的超现代和后现代话语权呈现，更加速了及物性在诗学形态上的异化与虚空。于坚适时刹手，再次转身走向了世界自然主义，成为一个极力反现代化的现代性诗人。从精神落到实体，从不及物性到及物性，从及物性到原兽性，于坚的诗歌轨道是现代主义的自然主义，为世界的自然性守成。这与当下主流现代性的先进文化不谋而合。于坚最终滑向了天朝文化的鸟巢。在诗学意义上，于坚创造着另一种东方诗学的自然主义，顺应着和谐秩序的主旋律，而在诗歌的表现形态上，他彰显的是原兽性即人的自然性。理性自由在诗歌表现中沉沦和丧失了。他是首个因为揭批鲁迅文学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于坚的写作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的荒诞性，正是一头关在大陆文学生态圈子里的困兽。也赋予了当下所有华语写作在现代性进行过程中的典型特征。这或许正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 近年来，于坚以世界自然主义为视野，亲身游历了中国、欧美及东南亚世界级的大江大河，以此写作、摄影、笔记，来体验自然人文，诉诸对人类普世价值现代性文明进程新的反思与理解。这一时期，于坚从纯粹的诗人角色，跨界为市场主流媒体专栏作家及人文旅游学者，渐渐地与主流现代性融合了。于坚的每一次转身都很精彩，使他能独立地居于大陆新诗潮运动中流，独领个人的诗性能量。但于坚在诗学语言上的构建，越来越显得乏力可陈，具有能量的诗歌作品越来越少，受人诟病的地方也很多。与他相对应的是另一位诗人伊沙。在现代新诗的口语化上的建树，及其个人创作的容量，已经越过了于坚在诗学意义上的突破性。这是值得期待的。但现代性表现的诗化特征，并非完全就是口语化，在更深或更高的层面上的现代性，是人类获得自由诗意栖居的普世价值。伟大的诗人正是在这一条上，与自我诗化保持了绝对的信仰。 结束语 从以上三位诗人的创作思想及作品表现中分析，我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现代性还没有完全呈现，而且永远不会有一个完整无缺的一劳永逸的现代性。但对于现代诗人本身，中国诗的集体式记忆还没有结束，现代诗歌大师就不可能到来。于坚曾对伊沙说过，我们离诗歌大师的时代不远了呀！后来，于坚与伊沙分野。伊沙就曾戏谑过，那是于坚的自言自语。的确，那些至今还关在牢里的中国诗人们，听到这个伟大的预言，或许，将要痛哭于坚的伟大了。虽然如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诗歌在守成与创造的现代性人类文明演变中，加入我们本身的母语血液，才能最终获得自我救赎的可能性。而诗人的救赎也是人类的救赎。这是诗歌本质之于人类的特定的意义与价值使然。任何漠视这一价值的诗人，是不能从诗歌本身找到自我存在的。诗比历史更永久！谢谢大家！ （以上来自冯楚演讲提纲及现场录音整理而成，有删节）
(责任编辑：齐人 )
|
开创文学新风尚 引领写作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