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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沅水岸边往北，往山里走五六公里的样子，还在武陵山脉的边缘吧，但山已经曼延得没有边际了。一座没有名字的大山的山腰上，散落着二三十户人家，清一色的木头房子。这个小村，就是我的出生地，叫土垒坡。也有人叫土地坡，究竟是垒还是地，好像从来没有人在意过。写的时候，你高兴“垒”就是“垒”，高兴“地”就是“地”，没有人深究你的对错。我后来想，这兴许就是真正的“卑微”吧。地方和人一样，一个身份低贱的人，随便叫个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又会管你呢。 往往，人们在面对难以让自己骄傲的祖先或故乡的时候，总是感叹，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这个是上天安排好的。有时候我就想，若是没有了上天呢？若是我们可以选择呢？ 若是可以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择湘西大山里的这个小山村作故乡。这里的山太高了，路太难了。仅是从山脚到村子的那条石级路，就有一千多级台阶。站在山脚路的起点，使劲仰头看路的终点，看到的是苍老的松柏和在它们头顶时常变脸的云。我先天瘦弱，小时候外出回去，一级一级地数那些石阶，每次都数得直想哭。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咬牙切齿，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到山外去，不能一辈子在这儿数石阶。 人是难以说清的生物。后来，我离那条路越来越远了，却经常毫无缘由地梦到它，想起它。比如，想起在哪块石阶上刻过自己的名字，想起路边板栗林里初秋时节掉得一地的红红的板栗，想起路中间有棵老柏树被雷劈了一半的怪怪的样子，想起路边的一个小凹里有座坟，坟里不知埋着什么人，坟上的小花一到深秋就开得黄灿灿的。 所以，若干年之后，我心里总是不断地涌起疑惑与问题：如果可以选择，我一定选了别的地方作故乡。什么地方都行，就是别有那么高的山。但问题是，我的选择就一定对吗？人们总是在选择之后就后悔，总是不停地说，假如让我再来一次。只是对于生命来说，任何的“假如”都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有些事可以让你从头再来，但此时的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而且，到底是此时的你让你满意还是当初的你呢？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人们总是在憧憬明天，期待下一个，但同时，又总有人在不断地说，人生若只如初见。 再回到那个假设。假如我选择了一个别的地方作故乡，那地方没有高山，没有那么难行的路。那么谁能保证，这就一定是一种骄傲，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我心中的缺憾？ 这些年，我经常长时间地被困在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老感觉自己的灵魂在这光怪陆离的森林里走失，于是梦里也就老是出现那些高山，那条石级路，还有那些山里的小溪。那么好吧，我逃离，一放假我就逃离。我去过海边，去过平原，最后还决定把家安放在中原的一片平原里。可是每次，我在那片平原的小家里住久了，就会强烈地感觉那里的一望无际的平坦太过单调，梦里还是会出现那些山那条石级路。 我这是怎么了？我想回去吗？其实我十分清楚，我回不去了。半山腰的那个小村，如今已经衰落了，只剩下极少的几个老人和孩子在那儿留守，夜里连一声狗叫都听不到，寂静有如远古洪荒。 就算吧，那个小村还如我小时候一般热闹，我依然回不去。这世界就是这样，很多地方，很多人，你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 看来上天是真有的，他老人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做好了安排，我这辈子，永远只会在路上不停地走，不知要走向哪里。那个半山腰的小村，只是我的灵魂在极度疲劳时暂时的栖居之地。 （二） 文革十年的后五年，我已经能够清楚记事了。在那个半山腰的小村里，发生过许多我能够记一辈子的事，当然印象最深的都与祖母和母亲有关。 先说说祖母。因为年深月久，祖母的容颜在我脑中只剩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我记得清的，就是她很瘦小，可是极顽强，忍得世间最难忍的苦，却从没听过她抱怨什么。后来的很多时候想起来，我都在心里惊叹，瘦小得像一根干柴，八十多岁了，吃糠咽菜的日子，可她就是硬朗，做饭洗衣，上山砍柴，样样都自己做，老天爷究竟在她的身上注入了什么样的力量？我总以为，祖母那辈人，一定是创造了人类忍受苦难的极限。 不过，顺便说一下，我从不认为，忍受苦难是人应该有的什么优秀品德，因为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是朝着幸福与美好的。可同样都是活在世上，凭什么有些人要忍受苦难？这些苦难都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带来的？又是老天爷的安排吗？我想不是，上天是公平的，如果连公平都做不到，它就不配让所有人都在心里崇敬。苦难本不该有，能不能忍受就与品德无关。大苦大难中，能忍得了活下来是大幸运，忍不到最后是大不幸。 那些年，祖母的幸运也惠及我。要是没有祖母，从小体弱的我，怕是熬不下来的。没有吃的是那年月最要命的问题，记忆中，有好几年吧，祖母一天到晚唯一的事情，就是带着我满世界角头角落找吃的。饥饿于人来说，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对付这个敌人，人可以逼出自己残存于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和智慧。 我们先是去溪里沟里抓鱼找虾捉螃蟹，那些东西可是又美味又营养，费尽力气弄到一点就是老天爷的大眷顾。但是没多久，溪里沟里就没了鱼虾们的踪影，需要它们填饱肚子的人太多了！许多人不再只是用手去抓，他们动用了各种手段和工具，近乎疯狂地搜寻和捕捉，甚至毒杀。你不能责怪他们残忍。如果他们对鱼虾们不残忍，那就只有对自己残忍了。对别的生命残忍和对自己残忍，你能告诉他们如何选择吗？ 水里没了吃食，就去山上。记忆里，祖母不会打猎，鸟啊兔子之类我们没办法弄到，只好去抓蛇和老鼠。蛇肉炒着煮着，嗅起来都很香，但我就是不敢吃，为这个祖母有一次还气得打了我一耳光，骂了句“真是贱命”！老鼠肉我吃过，感觉有些酸味，而且骨头太多肉太少。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老鼠日子也不好过，没有什么吃的，瘦而又瘦很正常。 再后来，蛇与老鼠之类也弄不到了。山野林间，似乎能动的都没了，连麻雀也看不到了。动物绝迹，人们只好去照顾植物。如今生活在城里的有钱的人们，经常花大价钱到处寻着去吃的山野农家菜肴，都是那个时候我们从田边地头山里找来续命的。比如竹笋，比如蕨菜，比如一种叫“胡葱”的东西，应该与葱蒜韭菜是同科植物，叶子更像韭菜一些，等等。在粒米都无的日子里，天天吃那些东西，一直吃到我恶心呕吐。但无论如何我都得感激那些东西，山里长得多，那些年救了很多人的命。 胡葱那东西喜欢生在开垦过的田边或地里，油菜花开的时候，它们长得很疯。每年总有个把月时间，祖母几乎天天领着我们一群孩子上山采胡葱。那时候开垦的荒地多。因为田里产的粮食不够给国家交“公粮”，只有在山上开荒地种杂粮上交。地里种的粮食人们吃不上，倒是“副产品”如胡葱之类，成了救命之物。那一坡连一坡的油菜地玉米地，胡葱长得极多极好，油绿绿肥嫩嫩。每天，祖母和我们一群孩子，人人都能采上满满一背篓。吃不了的晒干弄成酸菜，再吃不了的到镇上卖给那些神气的国家工作人员，还能换几个油盐钱。 人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人只要勤快就饿不了。可我的亲人们，靠着那么大的山，也没有一个懒惰，在那些年月怎么就老是没吃的，甚至还有饿死的呢？天乎？人乎？一般情况下，中国的百姓有的是办法对付天灾，可他们无力对抗人祸。 我吃胡葱拌红薯吃到恶心呕吐，吃到胡葱炒肉这样的美味就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胡葱炒腊肉，放上几颗酸辣椒，浓香四溢，最好。没有腊肉，炒新鲜肉也是不错的。可惜，祖母没能熬到我们有肉吃的时候。86岁，也就是分田到户生活真的发生大变的前三年，祖母走了。祖母走的时候我在旁边。她走得很安静，一句话都没说。 （三） 说完祖母，再来说说我的母亲。若把祖母和母亲作个比较，祖母瘦小母亲高大，祖母硬朗强悍母亲柔弱温顺。这样的婆媳二人，相处却极融洽。祖母有四个儿子四个媳妇，她只与母亲过得来处得好。也许，这种情形的出现，正是母亲柔弱温顺的缘故。 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这倒不是因为“人人心中的母亲都是最好的母亲”，而是一句理性的实话。直到现在，家乡的人们，凡认识母亲的，见了我都要念叨几句母亲的好，即算是以前和我们家有过“过节”的人也一样。 记得我4岁以前，父亲在县城航运公司工作，每次回家，都会带些糖果之类。那个年代，糖果的滋味对于农村孩子的诱惑力是超强的，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几乎每一次，母亲都要先分发给左邻右舍的所有孩子（包括与我们不睦的人家），最后才轮到我们兄妹几个。记忆中有那么一两次，可能是父亲带得少了，待别的孩子分发完毕，我们兄妹却没了！幼小的我，当时对母亲的这种做法，心里充满抱怨。 应该是我4岁那年，父亲因不愿参加“武斗”偷跑回家，被公司开除了。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去镇上读书，好些年我都与水果糖的味道无缘。偶尔邻居家有，却没有母亲一样的好心分给我们兄妹几个。一天，大队会计的儿子拿着几颗糖在吃，我想跟他要一颗，理由是以前他吃过不少母亲给的糖，结果呢，我让他狠狠地打骂了一顿。回到家向母亲哭诉，母亲也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都不说。 唉，贫穷，真是一种可怕的病毒，在它的侵蚀下，人的头颅与双膝可能都不再高贵。什么骄傲，什么高尚，什么尊严，似乎都离穷得连饭都虼不上的人那么遥远！仓廪不实，囊中羞涩，哪儿来的什么“礼节”？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少有的例外，她在自家极穷困的时候对人也从不失“礼数”。平日里自己吃糠咽菜，积攒下来的一点点好吃的东西，比如几个鸡蛋几只小鱼小虾之类，都给偶尔来家的亲戚客人吃了。母亲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善良，相较于如今某些口袋富得冒油而毫无德行的人，怕是用高尚一类的词语也不足以形容的。 母亲的柔弱温顺并没有让她变得懦弱无用，相反，母亲在那些极艰难的年月里是非常坚韧的。父亲从县航运公司回家后，以“待罪之身”被生产队发配去深山里烧炭。烧炭的事情很苦，早出晚归两头见星星不说，碰到“封窑”就得守着，在山里过夜。如此这般，家里的事情，诸如打柴挑水，洗衣做饭，种地喂猪，都是母亲一手操持，白天还得随集体上工。母亲体弱，却要干与强壮劳力一样的活，其辛苦可想而知。晚上回来了，拖着一身的疲惫，照顾了我们兄妹，还得喂饱牲畜。深夜里，别人家早已睡去，母亲还在用菜刀切剁猪吃的草料，当当当，当当当，有节奏的声音响遍静寂的村子，每天都是伴我入梦的音乐，单调而苦涩。 有一年夏天大旱，家乡最大的河沅江差不多断流了，村子旁的几条小溪全都没了水。全村二三十户，近两百口子，就靠两口水井。井里的水流量也极小，只有细细的一线。水太少，村里几乎天天都要上演抢水大战。中国农民嘛，他们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一群，同时也是最无序的一群。某种生存资源极度匮乏时，若无外力强制约束，混乱哄抢实属正常。 那时是集体劳作，白天，是劳力的成人都上工，抢水靠老人与孩子。那年，祖母已去世，我们家白天只剩我与两个妹妹，年龄都偏小，又都体弱，根本抢不过有老人有大孩子的别的人家。于是，每天深夜，井边没了人，母亲才叫醒已经入梦的我，陪她去挑水。井水那点儿流量很可怜，接满一桶水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母亲坐在井边的石头上，等着等着，扛不住一天的劳累，睡着了。我倚在母亲身边，呆呆地看天上的月亮或者星星。那些夜里的星光月色，那么美丽，又那么忧伤。 母亲以极强的韧劲熬过最艰难的年月，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生活有了大改变的时候，却一病不起，这一卧床就是整整20年，直到去世。现在想起来，我大概是天底下最不孝的儿子。记得在病倒的前一年，母亲曾怯怯地向我提出，是否可以跟我一起住到我工作的学校去，让我把弟弟带在身边读书。当时的我，一心只想着一个人自在，竟然没有答应母亲的请求。我不答应，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继续一个人带着弟弟呆在小村里。那时，父亲已经恢复工作，常年在船上东跑西漂。虽说日子已不再那么苦和难，但母亲的心力与体力，都可能在最苦最难的那些岁月里消耗殆尽，此时已是崩溃的边缘了。待母亲被彻底击垮躺倒，我的泣血悔恨又能为我赎回些什么呢？ （四） 我12岁不满到北溶镇上读初中。那时候我的眼中，北溶蛮热闹，怕有两百来户人家，千多人口的大地方。镇子沿沅水狭长的河谷蜿蜒，靠河一边基本上是百姓的木房子吊脚楼，靠山基本上是砖房，是区公所和公社机关，当然山上也有百姓的木房子。一条黄土公路，把靠河的木屋与靠山的砖屋分隔开来。整个镇子高低错落，散中有序，简陋里也透着些古色古香。 很小的时候，每次随父母到镇上，我都喜欢久久地看那条黄土公路和那条长长的沅水，看它们从近处的宽阔变成远方的细细弯弯。看的时候，就拼命地想啊想，它们都通到哪些地方去了呢？那些地方是什么样子呢？都有高高的山吗？那些地方的人应该天天有白米饭吃，有好看的衣服穿吧？嗯，有米饭吃，有新衣穿，多好！想着想着，我就想哭。然后，就在心里拼命地对自己说，长大了一定要到那些地方去，到那些很大的地方去，到有很多汽车很多洋房的地方去。 唉，孩提时的天真真是可爱而又可恼。在那些想法的驱使下，我一路走去，风雨几十年，那条河流过的地方都到了，那条河流不到的很多地方也去了。汽车有了，洋房住了。有一天，突然又讨厌起它们来，反过去想念那些河边的木头吊脚楼。我突然觉得有些悲哀，我的脑子为什么停不住呢？是天生的还是什么时候变成的？脑子总是停不下来的人，什么地方都不会完全满意，那么他注定没有故乡，注定一辈子流浪。 我上学的那所初中叫花园学校，建在半山的一块台地上。学校后面是林子，林子里有条小溪，溪边尽是些怪模怪样的石头。林中溪边，安静；溪水冲激石头，声音好听。那时候，我一下课就爱往那儿跑。多数时候是一个人，拿一本小说，一会儿就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那会儿，有小说看是最欢快的娱乐，也是最大的享受。经常，一本小说在班上传阅，书页已经发黄，卷曲得不成样子，也还有人在看。 往往，一本小说班上同学人人都会看。可后来我发现，人家看了都没什么，偏偏我看了之后，书里的人啊物啊花啊草啊，总在心里念念不忘，以至于上课的时候都走神，身心飘到看过的书里面去了。再到后来，甚至开始想着自己也要写书。可笑自己年少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作家梦一梦三十年，痴啊狂啊地弄得满身伤痛，到头来这天底下可有一个半个识君人？ 苏老夫子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我说，人生读书流浪始。设如，那个时候我不看那些什么小说，或者，和别人一样看了就如轻风掠过不留痕迹，还会有这停不下来的脑子吗？没有这停不下来的脑子，也就不会觉得这边厢不满意那地儿也有问题，弄得一辈子心都在路上没有归宿。可惜，人一生啊，做什么事到哪里去都是单程，没有往返。 忽然想起《河的第三条岸》。那是我这辈子读过的最奇特最感动的小说了。现在读来，怀疑自己像那个固执地要去寻找河的第三条岸的“父亲”。可是，这世上，除了那个“父亲”，在几乎所有人心目中，河没有第三条岸。所以，理所当然地，那个“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其实，疯子都是这世上最善良的人。可是，善良只在天堂有用。 记得那个一群人拿着长长的勺子在一个锅里舀食的故事吗？天堂里那群人，把食物往别人嘴里喂，他们都幸福地活着；地狱里那群人，都拼命地想把食物舀进自己嘴里，可勺子太长，食物到不了自己嘴里，他们就都饿死了。按正常的逻辑，除了母婴之类的特殊关系，人们拿勺子舀东西，都是想把东西舀进自己嘴里，把东西喂进别人嘴里是反逻辑的。所以，地狱里的人是正常人，天堂里的人都是疯子。我常想，人世间的疯子死后应该都去了天堂。他们在世上活着时候，因为和别的人不一样，所以是疯子。死后去了天堂，那里的人都一个样子，没有人叫他们疯子了，他们就都很幸福。可是，天堂在哪里呢？河的第三条岸在哪里呢？要去那些地方，是不是都要等死了以后？ （五） 1985年，我19岁，大学毕业分配到沅陵第四中学教书。四中与沅陵县城一河之隔，不属县城管辖，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我那时还不算是城里人。 四中所在地叫太常村，沅水与酉水的交汇处，是个很美的地方。酉水很神奇，潮落潮涨都是清澈的水蓝。夏天，洪水泛滥的时候，沅水浑黄，酉水拖一条灵动柔滑的蓝带，伴着沅水飘漾。秋冬时节，酉水清浅，水中藻草与卵石可以指数，清冷而可爱的样子。每次往返学校与县城，坐在渡船上，总觉得那水不是在脚下流过，而是在心的世界里某个极远的地方流淌。若是早晨，薄雾在岸边的一排颇有些年头的垂柳间浮动，这时候乘船过渡，桨声伊呀中，就是绝句或小令的意味了吧。 抗战的时候，沅陵可不得了，是湖南的临时省会。沅陵不得了，太常村也跟着了不得了一回，湖南省政府就在这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的临时行营也在这儿。据说，薛岳还在省政府后面的山凹里为蒋介石修了别墅，只是蒋从来没到过沅陵，小小的太常村也就无缘沾上“领袖”的福气了。 那座传闻中的别墅我曾去看过，壁断垣颓，蔓草丛生，成了当地村民关牛的所在。看到那情形，我当时就有些想笑，但终于还是笑不出来。我脑子里闪过了“牛棚”一词。蒋介石薛岳这些大“反动派”都跑台湾去了，不能把他们抓来关进“牛棚”，用他们曾经的华丽别墅关牛，是百姓们的一种幽默吗？历史的玩笑，有时真是让人难以品味其中的味道。 四中的校园就是当年省政府办公地，那些房舍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颇显老旧。四中成立的时候也没建什么新屋，只在小运动场的旁边盖了两排低矮的平房作为学生和老师的宿舍，整个校园看起来极寒酸，当时政府之穷以及对教育的投入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我却很喜欢这地方，尤其是校园里那些高大的刺槐树。每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刺槐绿影重重，把个校园遮得阴凉而宁静。那些粉白的花瓣儿，风一吹就无声地飘洒下来，匀匀地铺了一地，无人的时候靠近她们，你就能凝视和触摸一缕香魂，恍恍忽忽，飘飘荡荡，散着几丝淡淡的幽怨。迷离之间，你会认定这些花瓣儿是无数隔世的绝代佳人。 在四中的那些年，我似乎依然延续着自己的学生时代，读书，爱诗，幻想，和一帮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生混在一起。正因如此，校园的后山才成为我的最爱。校园后山上是一些柔和的岗峦草地，还有几片松林，林子里很干净，铺满松针。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的黄昏，我都会去后山。多数时候，是独自拿一册台湾诗集之类，或看或不看，任由一些淡而远的情绪，比如一丝丝忧郁和孤独，将自己笼罩住。 和几个亲近的学生一起走的日子也不少。经常，会有灵秀的女生在身边，禁不住就幻想她是或者可以是红颜知己，但师生恋这种看似浪漫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岁月流转，当那些容颜与身影从我的心幕淡出，回想起来，觉得有几次似乎是可以走向爱情的。这样想着的时候，就忽然明白，这世上有太多的美丽都只会是你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一些美丽能够陪你一程，已经是你的莫大幸运。当一种美丽从你身边无可奈何地离开，远去，你可以伤感，但不能永远驻足和回望。 还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回家陪母亲住了不到10天就回了学校。没了学生的四中校园，宁静得连日子也拉得悠长悠长。每天，我睡到中午起床，吃过午饭开始看书，晚饭后一个人在后山上漫无目的地走，走累了回来洗个澡，再看书到凌晨2点。一个月，我啃完了佛雷泽的《金枝》、李元洛的《诗美学》，重读了《庄子集注》，做了两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对这个暑假，有很多年，我都认为过得极有意义，收获丰厚。可现在只要一回想，心里就很迷茫。我刻意将一段日子与书捆绑在一起，真的有意义吗？书，或者读书，是用来干什么的？老祖宗们早就说，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可笑我一直都冥顽不灵，没闹明白书无非就是一把剑或者一朵花，用的时候拿它除除草开开路，没用的时候别在胸前让自己装装绅士。如此而已。可是，真是如此而已么？ 最恼恨的是，那个暑假，我不顾母亲要我在家多住些日子的恳求，决意提前一个月回校，去完成所谓的既定读书计划。对于那时已经心力交瘁的母亲来说，那是怎样一种残忍的伤害？后来听叔叔说，我离家的那天，母亲悄悄地远远地跟在我后面，跟出了好几里地。 就是那个暑假后两个月，母亲便一病不起。母亲的病倒，让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儿的家庭，经济上再一次陷入极度的困窘之中。于母亲，于家人，我都是个罪人。 （六） 由于沅水下游修建五强溪大型水电站，北溶小镇，沅陵老城，还有太常村，那些朴素而美丽的地方，都成了水底世界。如今回沅陵，到酉水渡口去站站，面对烟水苍茫，只能想象自己年轻时那些平淡的故事，在液态的时间深处，与往来的鱼们耳语了。 一些留下自己生命温度的地方，是一个人心灵的故乡。人是感性的生物，在前行的路上，很多时候需要短暂的驻足与回望，以获取心灵的润泽，这种润泽是重新上路的重要动力。而心灵故乡的消失，让人的回望成为虚空。这也是一种残忍。 我也曾去过新建的太常村。从新码头过河，渡船都是新的，行走在宽阔的江面，完全没了当年过渡时的感觉。新太常村建在我以前常常闲走的山峦上，整齐划一的街道，整齐划一的两层或三层的小洋楼，挺漂亮的。可没有了高大的刺槐，没有了苍老的垂柳，我心里怅怅的，空空的，总像是丢失了什么东西在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其实，如果够理性，我应该高兴才是，为这里的发展，为百姓们生活的改变。世事的变幻就是这样，不管你有多么的不情愿，旧的会去，新的会来。旧的东西再有意义，也无力永久地与时间的流逝对抗。倾圮，崩塌，荒芜，消失，是它们注定的命运。人为刻意的保护，可以延续它们的存在，但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当新的文明完全覆盖了旧的文明，一代新人终会拥有属于他们不一样的心灵故乡。这时候，会有一些人，垂垂老矣地站在路边回望，伤感，但大道中浩荡的队伍不会因此而停留片刻。这很有些无情，却是铁律，无可动摇。 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回望就一定错，就一定没有意义。往往，那些懂得回望的人，他们更懂得什么是美的，对于美的逝去，他们有切肤之痛。可那又怎样呢？人们的脚步依旧往前走，目光还是得投向明天，不是吗？ 在太常村被淹的前半年，四中搬迁到沅水南岸。那是原“五一兵工厂”的子弟学校校园和干部宿舍区，条件比原来在太常村时好得多。在这里，我结婚成家，有了女儿。曾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这里。那时女儿4岁，上幼儿园，我被抽调到县里一所专为高中毕业生再参加高考办的补习学校工作。每天清晨，匆匆洗漱，为女儿穿戴，然后拉着女儿去赶第一班渡船。父女二人的早餐，就是在路上顺便买的几个包子馒头之类。好在我工作的学校和女儿上的幼儿园都在县教育局大院内，楼上楼下的，倒也方便。通常，我的学校放学迟，幼儿园放学早，我下班去接女儿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已接走，有时候就剩女儿一个。我一直都很感激那所幼儿园的老师，她们每天都会安排一名值班老师陪着女儿等我，直到把女儿交到我手上。 我在沅水南岸的四中校园居住和工作，一直到1998年。那年8月的一天，我咬咬牙，离开沅陵，逃离挣扎了很多年都没有摆脱的穷困，开始了在南方的漂泊。 后来的几乎每一个年节和暑假，我还是会回沅陵。不是回古朴的小城，而是回到建在水线以上的新城。新城很干净，很漂亮。新城比老城大了很多，但还是小城。小城里，还住着我的90岁的父亲，还住着80多岁的叔叔婶婶。是他们，仍然把我和沅陵联系在一起。 终有一天，老父亲，老了的叔叔婶婶，都会离去。他们走了，我还会回沅陵么？没有了北溶，没有了太常村，没有了老城里穿过了几个世纪的幽长曲折的小巷，遥遥远远喊我回去的，是母亲坟头开落荣枯的野花青草，还是依旧缭绕在土垒坡山野林间的晨雾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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