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故去已十二年，这些年来，我总想该为他写点什么用来纪念，可总觉得似乎无话可说，却又觉得不能不说。无话可说是因为父亲没有什么可数的丰功伟绩或趣闻轶事，一介平民百姓。觉得不能不说是因为内心总是有个郁结，不解总是不快。

    不知为何，想起父亲，我的耳边就响起那首《天涯歌女》的曲子。几根山羊胡子，稀疏细软的头发贴在额顶上，清瘦苍老的父亲坐在床沿边或灶台前的小椅上握着他那把用捡来的蛇皮自制的胡琴边拉边唱着：

    “天-涯-海-角……

    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爱呀爱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父亲拉的曲子还很多，《九一八》、《天仙配》、《松花江上》、《九九艳阳天》……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曲子，不知为何我对这首曲子印象特别深。也许是因为那种淡淡的忧伤，一点寂廖、一点落寞、半点痴迷……

    父亲生于1935年，我自然是不能知道他的具体童年生活，但从偶尔的谈话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童年时代生活还算殷实。我祖上在当地也算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满清秀才，听说曾在将乐县当什么官，我家乡双溪镇是当时的县衙所在，他在本县好象也有一些头面，听父亲说常有一些官员到我家谈事。我在县志上看到的唯一关于他的字眼是他和当地名流徐式圭（屏南二中的创办人之一）合办育婴局的记载（这是一项防止当时百姓溺婴的善举）。他也做些盐和茶叶之类的生意，家底也算不错，我爷爷的几个兄弟和我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当时也算有文化之人。因祖上为孝道人家，我曾祖父曾获批准建造孝子坊和孝节坊，家族的口碑是不错的。我从来没有听乡亲长辈说过我家象一些书本上说的那个时代的地主阶级那样为非作歹，做不道德的事。子孙们本是可以人尽其才，做更多有益的事的。可是文革改变了一切。

    关于文革那个匪夷所思的年代，我是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了，父辈即使偶尔说起，我也是将信将疑。课本上也没有太多的描述，文艺媒体上的文革也越来越唯美，现在提它似乎有揭旧伤疤之虞。当下好象有个新奇的论调：“文革是多数人高兴，少数人不高兴的事”，似乎算是好事！？---“多数人高兴做的事就可以做”，这种逻辑是十分可怕的！---历史的教训如果被遗忘，就可能重演。现在我明白，相比千百万被虐死虐残的生灵，我家的遭遇并不算坏，但从我父亲身上，能够感受到文革对一个家庭单元的影响已足够大。最近看到一篇陈丹青的访谈《我们仍生活在文革的结果中》，我是深有体会的---文革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文革“二次土改”中我家被评为“地主”（据说只因我爷爷与一政府职员的私人恩怨），房子的大部分被没收（只留一个房间供我爷爷栖身），家产几乎全部查抄，连床上的棉被和藏在谷糠堆里的一桶猪油和一箱我姑奶奶的陪嫁银饰也被翻找出来拿走。祖上建的孝子坊和孝节坊全被损毁，殘断的石柱和石板散落四方，许多石板就被用来铺大街上的下水道，上面刻着记叙的碑文和“孝子”等大字样，我小时候上下学便在这上面来来回回踩着。几年前，政府搞白水洋和双溪古镇旅游，许多外地来的客人在老街上走着，带着探究和疑惑的眼神看着上面的“孝子”之类的字，乡亲们似乎良心发现，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于是便把它们藏到文届里去。

    物质上的掠夺是看得见的，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身份在当时是被严重岐视的，全社会都排挤你，听父亲说，去铁路工地扛石头都要考查“成份”，生存空间很小。直到如今上年纪的乡亲仍能清楚感受。去年回老家，在县城一家双溪老乡开的餐馆吃饭，聊起来，我一说我父亲名字，对方就立刻想到当时他成份不好，生活很困难。

    我现在常忆苦思甜着，老婆便常半开玩笑挖苦说：“你家为何会穷得吃不饱？--那是因为没本事！……”我总是哑口无言。是啊，放在如今，吃不饱似乎有点不可思异，除了懒散无能还能作什么解释？——我的体格其实还不如父亲，如今却也能勉强裹腹。可是回到40年前，便不会有这个想法了。那个时代，普通农村百姓吃饱穿好的本身就不多。在父辈的身上，我看到了政治对个人命运的荒唐裹携。任何人再有本事也不能游走于你的“阶级成份”标签之上。

    父亲体力不好，生产队的年代，农活上总是跟不上别人，得的工分都很低，分的粮食也就少，一年到头总是不够吃。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饥饿中艰难走过来。在那个年代父亲要把我们三兄弟养大是何其不容易！后来包产到户才慢慢好转，但是父亲体力也渐弱，晚上睡不好，常累得半夜呻吟，劳力上青黄不接，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虽努力劳作着，粮食产量却很低，还是常饿着，直到杂交水稻推广，我们兄弟慢慢接上力才摆脱了饥饿，这时已经到90年代了。

    农耕劳作本是不适合文弱的父亲的，如果换个时代，他或许有更适合的事可做，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印象中父亲的那点文化除了自娱自乐看点书报，和我讲些红楼三国水浒的故事，在几个乡下（前洋、塘头、岩后、后峭等地）当了几年的民办老师，参加举国上下的夜校扫盲运动之外，就是用来写平反报告和我上学时的减免学费申请书、或者帮村民写写信和报告、诉状之类的了。我小时印象中总是看见父亲白天农忙完，晚上就在油灯下写着报告，可是似乎并不顺畅，上去好几份都没有结果。记得大约八二年的时候，他有一次愤然带着幼小的我找到当时的村部面见村干部，我发现父亲十分狼狈，他本是不善言辞的，几乎是哽咽着说完了话，具体说了什么我没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一个叫包门义的村干部安慰他并抓了一把糖果塞给我。我猜想父亲是把多少年来的愤懑都倒出来了吧。终于到了1984年，终于见了些成效，在被没收二十几年后的房子归还回来了。那一年可以算是父亲一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搬家时父亲特意在房子的各门窗上都贴上自题的对联。我清楚地记得大门贴的对联是：“河山添景色  政策暖人心---春回大地  ”，房间窗上贴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春色盈庭”----这些文字足可以反映父亲当时的心情了。97年邓小平去世，父亲从报上得到这个消息，只说了一句：“百姓对邓小平的评价要比毛泽东好……”父亲对邓公的感激可以感受得到。只可惜父亲享受不了更多盛世的好处了，几年后我们兄弟也能挣些钱，生活略有好转，可他就带着半生的憋屈离开了我们。“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大的伤悲了！

    说父亲的婚事，于儿女来说似乎不妥，但从婚姻在人生后半场的地位着眼，我却不能不提。父亲虽是独子，却37岁才结婚。我母亲不识字，小他17岁。也许当时的他们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作为“地主儿子”“黑五类”，能娶上亲就不错了。我母亲脾不好，总是时不时无理取闹，不是找家人的麻烦就是找邻里的麻烦，印象中父亲总是隐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多就是用手臂挡一下飞来的拳头或扔来的东西，或抓住母亲的乱挥的手。他当时并不年迈，不至于打不过体格也并不是太健的母亲的，以至邻里都抱怨他太宠了。我曾经年少无知，也是觉得父亲太窝囊，但成年后我才逐渐明白：父亲除了隐忍也不能有别的法子了！---这就是命运。“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父亲写在门上的对联，也是他一生坚持的信念。

    父亲的后半生是孤独的，家里家外他都无所寄托，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养了我们几个并没什么出息的儿子，心里不平时，他便用“有子不叫穷”来安慰一下自已，除此之外就是自已苦中作乐，到文化馆看看报纸，拉拉胡琴。他明白作为父亲他做得不够，他总是说我们兄弟懂事，从不会苛求我们，也许也没精力苛求。我工作后，他也从来没有向我伸手要零花钱，每月领工资回家时，我便给他二三十元，他枯瘦的手来接钱时也总说上回的还有剩，他知道我不容易！我生性沉默，平日也很少主动和他说话，多数是他主动和我聊，报上的新闻，村里的见闻，田间的事务……，其实我和父亲即使只字不说，也能心照不宣。

    99年后，我远离故乡，到福州打工，见父亲的次数就更少了，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平时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那时家里没有电话，要先打到邻居的小店里，再让人叫他来接，十分不便，他因为得过中耳炎，听力不好，我说话他听得不太清楚，电话那头的他就只顾一个劲叫我不要担心，“我没事，你在下面能吃的就多弄点吃，身体要照顾好，我耳朵不好，也听不太清楚……”，2000年春节我回到家里，父亲从外面逛街回来，“你回来啦……”他说，我转身看见他，忽然发现他老了很多，也许无意中我把惊愕留露了一点在脸上，吃饭的时候，他特意说：“老人还是瘦点好……”他是怕我在外担心啊！

    2002年五一长假，我带女友回家办结婚证，父亲很高兴，送我女友一支银镯子。晚上，他又坐在他的床沿上拉起胡琴，这次没有唱，只拉曲子，其中就有那首《天涯歌女》……。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就去世了。

    有时我想，父亲虽半生凄苦，他却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口琴、二胡都奏得很好，字迹隽秀，在乡亲中有口皆碑，人生中也该会有一些亮色吧。父亲年轻时在乡下当民办老师的那些年月或许可算是他在那个时代唯一有点留恋的时光，在小山村里，与世无争，远离乱世纷扰，村民们对他也很好，因教学有方，54年还被评上县“优秀教育工作者”。那时的他正当年轻，对自已的未来也该是充满美好的梦想吧，对于终生大事，他是否也有如小说中那般有着浪漫的追求？---我不得而知。小时候蒙胧间多次听父亲说起一个和他一起教民办的女老师，言语间似有些许凄宛和落寞的情愫……我那时还太不知事。记得有一个夏天傍晚，我们在门外乘凉，不远处有个女性，父亲特意对我说那个就是以前和他一起教民办的老师……

    “人生呀谁不

    惜呀惜青春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

    爱呀爱呀郎呀

    穿在一起不离分

    ……”

    我耳边仿佛又响起父亲的胡琴声，眼前浮现他唱着曲调的陶醉神情。

高世麟（2014.07.05）（原载《乡土作家》（海南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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