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马尔巴夫拍摄的《坎大哈》，完成于发生“9·11”事件的2001年。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百部划时代影片”之一。

在香港电影节上，他指向席间的一位女记者：“如果你在伊朗，不包头巾，你会被人打，会被扔进监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拍电影的原因。”

房门“啪”地关上，年轻的房客被决绝地挡在屋外。尽管他刚刚还推着轮椅，历尽艰辛把腿脚不便的女房东挪到泰晤士河边，使她得以观摩五十年来女王最为声势浩大的巡游，但这点殷勤，并不能折合成房租。

伊朗导演莫森·马克马尔巴夫的短片《房客》只有20分钟，2015年3月底亮相香港国际电影节，被英国《电影日报》(Screen Daily)评价为“直接有力，几近完美”。

这是一个简短的难民故事。小伙子刚从伊朗逃往英国不久，替盲人做向导，但因为一些奇怪的毛病，比如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便会眩晕、倒地抽搐，他的生意总是不能顺利完成，因而生存艰难，不得不被房东驱逐。

导演马克马尔巴夫在过去的十部电影里，换过十个国家拍戏。在每个国家，他都能看到睡在马路边上的难民，包括他如今定居的英国伦敦。“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世界上现有1500万难民，其中不乏伊朗人，这是我关注他们的原因。”马克马尔巴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房客》是优酷“2015大师微电影”作品之一。“大师微电影”每年邀请四位亚洲电影导演拍摄电影短片，现已到第四届。除了马克马尔巴夫，2015年参与的导演还有蔡明亮、黄建新、严浩。

《房客》之外，马克马尔巴夫还有一部长片《总统》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展映。这部讲述独裁者落魄故事的电影，被香港人淘气地译为《总统大人着草了》(“着草”在粤语中意为“收拾细软，悄悄潜逃”)，透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感。

马克马尔巴夫在香港电影节上。 (优酷供图/图)

让盲人去看女王，这是种隐喻

听到直升机螺旋桨转动就条件反射地抽搐，这种“关押后遗症”，源自马克马尔巴夫自己的牢狱经验。

1974年，17岁的德黑兰南部穷小子马克马尔巴夫辍学，加入了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试图推翻巴列维国王政权。

一次刺杀国王的行动里，马克马尔巴夫冲向一个警察，妄图拔下他的枪射杀国王，身手不到家，反被警察射中背部和肚子，马克马尔巴夫只好躺在血泊中束手就擒。

因为未成年，马克马尔巴夫没被判死刑，但此后他在牢狱里待了四年多，日日接受巴列维的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的折磨，以致马克马尔巴夫左腿的胫骨后来被完全摧毁，到现在行走还不太方便。

在监狱里，马克马尔巴夫最大的消遣就是读书，他用超乎常人的速度阅读。读了超过2000本书后，他认定伊朗最需要改变的其实是文化，而非独裁者本身。他决定弃戎从文。

1979年，伊斯兰革命旷日持久的游行爆发，伊斯兰精神领袖霍梅尼回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马克马尔巴夫和他的政治狱友们很快得以释放。

新的政权十分懂得运用文艺来推动和传播伊斯兰价值观。一批电影人借助新政府的支持，展开了最初期的电影创作，其中也包括马克马尔巴夫。起初是写剧本，到马克马尔巴夫真正自己拍电影，已经是1983年了。他的导演处女作《托比·那莎》，讲述一个阿富汗女孩想成为总统的故事。此后，伊斯兰女性一直是他电影的主题之一。

之后十五年，马克马尔巴夫几乎每年都会完成一部电影，但三分之一被列为禁片。不过只要花上一美元左右，就能在黑市上买到DVD，越是禁片，卖得越好。

1997年，穆罕默德·哈塔米任职总统，对伊朗电影导演们来说，这是难得的一段较为宽松的时光。但好景不长，2005年，内贾德上任了。

哈塔米卸任前不久，马克马尔巴夫和他面对面聊了一个小时。“我批评了他，我的很多电影没有解禁。他也虚心接受，说共创美好未来。他是一个好人。”马克马尔巴夫回忆道。

内贾德当政的八年，马克马尔巴夫没再回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人身危险。

内贾德上任后，马克马尔巴夫曾在阿富汗进行一些妇女儿童健康以及人道主义项目。没过多久，来自伊朗的恐怖分子向他们的活动地点安放了炸弹，导致一人死亡。他随后转移到塔吉克斯坦，但那里仍不安全，于是他继续辗转逃亡巴黎。

2009年，内贾德连任后抓捕了上千名知识分子，马克马尔巴夫接连发言，成了声讨伊朗政府最卖力的人之一。巴黎警方十分紧张，恐怖分子潜入欧盟边界太过容易，他们甚至为马克马尔巴夫安排了官方保镖。马克马尔巴夫并不喜欢这样“猫捉老鼠”的游戏，再次迁徙，这次迁到了伦敦。

《房客》在伦敦拍摄完成，20分钟里既有马克马尔巴夫辗转多处、对难民生涯的体验;也有他侨居伦敦、作客他乡的悲观感触。

他故意在片中设置了两个盲人，让伊朗小伙子带着他们到泰晤士河边感受女王盛大的巡游。“让盲人去看女王，其实是种隐喻。这种盲，其实也是成千上万站在河边的人的盲目。”马克马尔巴夫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他们表面上充满热情，但不会关心脚下的小狗、躺在地上抽搐的人，没人关注自己之外的事，没人关注现实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总统》讲述独裁者落魄逃跑的故事，电影名被香港人淘气地译为《总统大人着草了》，着草在粤语中意为“收拾细软，悄悄潜逃”，透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感。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他们成了自己曾梦想推翻的人

2014年在格鲁吉亚拍摄的《总统》，源自马克马尔巴夫八九年前一个“烽火戏诸侯”式的灵感。

也是在阿富汗，喀布尔。马克马尔巴夫去参观达尔阿曼宫，有人告诉他：这里过去是皇宫，现在阿富汗总统在里面办公。马克马尔巴夫站在那儿突发奇想：如果总统抱着自己的孩子，站在这个皇宫的窗口，看着“自己的”城市，他会用手头的权力，给孩子变出哪些戏法?比如，开启或者关闭整个城市所有的灯，那么正在比赛的球场会怎么办?正在进行的手术会怎么样?

这个想法后来就成了《总统》的开篇。全城灯灭后，引发的是骚乱和暴动。瞠目结舌的老总统，仓皇间带着5岁的小孙子秘密逃跑。

为了伪装自己，他们扔掉汽车，躲进羊群，蓄起头发和胡子，甚至拿起吉他假充流浪艺人。在这场逃跑里，一老一小一边洋相百出，一边看尽了这个被自己糟蹋到千疮百孔，并继续被革命者破罐子破摔的城市。小孙子不断询问祖父，这些恐怖景象都是怎么回事。祖父无言以对，这些都是他犯下的错。“他回答孙子的一个个问题，渐渐回归了人性。”马可马尔巴夫说。

《总统》的故事被置于一个架空的城市和虚构的总统身上。“原型有很多。”马克马尔巴夫承认，也许萨达姆、卡扎菲都是：“这十年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我并不只是关注一个国家。听到来自叙利亚的噩耗，我的悲痛程度可能不亚于听到利比亚、伊朗、阿富汗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悲剧。”

马克马尔巴夫把剧本改了很多次。尤其是在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后，他几乎是重写了后半段——此前他想表达的是暴政的荒谬，此后他想讲的主题是：“复仇不是正义之举”。

“成百上千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丧生。他们的共同想法是，只要杀了独裁者，一切都会好转，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马尔巴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阿拉伯之春’后，那些推翻独裁者的人，反而创造起新的独裁制度。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暴力、血腥。革命打破了社会的薄冰，人们的动物本能被释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文化意识造成的问题。”

这也让他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那个狱友：阿里·哈梅内伊。当年同在监狱中，马克马尔巴夫十分喜欢哈梅内伊：“他们在那些年里，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在寻找民主。”出狱后，哈梅内伊做了两任伊朗总统。1989年6月3日，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便接替了最高领袖的位置，一坐二十六年。

哈梅内伊曾在2009年内贾德连任时为内贾德背书。当时哈梅内伊前脚表示坚决支持内贾德连任总统，后脚就发生了上千名知识分子被抓一事。

因为这件事从巴黎搬家到伦敦的马克马尔巴夫，对这位前狱友非常不齿：“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了自己曾经梦想要推翻的人。”

一部电影推动了一项法律的修改

马克马尔巴夫最著名的电影，是从1999年开始拍摄，2001年完成的《坎大哈》，那年发生了“9·11”事件，这部电影获得的瞩目因此呈几何倍数增长。《坎大哈》也成了《时代》周刊2005年评选的“全球百部划时代影片”之一。

1999年，马克马尔巴夫怀着一颗好奇心，偷偷跑去阿富汗。因为塔利班禁止在阿富汗进行影像拍摄和传播，所以当时除了马克马尔巴夫，很少有人把镜头对准过这块满目令人震惊的土地。

马克马尔巴夫把自己乔装打扮成阿富汗人，每天躲避每隔几步就能遇上的塔利班巡逻兵。街上满是饥孩饿汉，后来马克马尔巴夫知道，在只有三十万人口的赫拉特，至少饿死了两万人。很多乞丐爬行在地上，无手无脚，多是伤于地雷。

一年后，马克马尔巴夫开始沿边境拍摄阿富汗难民，这些难民们大多不知道自己参演了这部后来蜚声世界的电影。

这部电影有个简略的故事：一名在加拿大避难的阿富汗记者，收到来自坎大哈、让人绝望的信件，妹妹在信中扬言要自杀。记者内心备受煎熬，决定冒险去一次坎大哈，穿越战争区寻找妹妹。

电影里呈现的是一幅幅人间炼狱：孩子们从小就被教会如何使用武器，丈夫为失去双脚的妻子精心挑选假肢。一个抢劫者拿着刀入户抢劫，家里的男人也只能举起双臂，重复着：“真主是伟大的。”

2001年5月，《坎大哈》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大奖。

一年后，马克马尔巴夫继续拍摄了《阿富汗字母》。这部电影比《坎大哈》更让马克马尔巴夫引以为豪，因为它推动了伊朗一项法律的修改。

当时，大概有300万阿富汗难民非法居住在伊朗，他们的70万儿童因此无处上学。《阿富汗字母》揭示了这一问题，影片上映后立刻在伊朗引发争议。最终，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阿富汗难民儿童在伊朗就学。这一法案让至少50万孩童受益。

在伊朗，马克马尔巴夫最受争议的作品，是2012年的《园丁》。这部由马克马尔巴夫和他儿子共同完成的作品，恐怕是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导演在以色列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且探讨的话题是伊朗的禁忌：巴哈伊教(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独立宗教)。

“尽管巴哈伊教从不干涉政治，但在伊朗生活的70万巴哈伊教徒，还是要受到伊斯兰政权的打压。有130个巴哈伊教徒现在被监禁在伊朗，还有一个80岁的男子和他的孙子，被判处20年徒刑，仅仅因为他们不是穆斯林。”2012年，马克马尔巴夫在一次采访中说。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以色列拍摄《园丁》，就是因为巴哈伊教没法在伊斯兰国家拍。

马克马尔巴夫随后还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耶路撒冷电影节。按照伊朗法律，伊朗人前往以色列，回国后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除此之外，来自伊朗国内的各种公开抗议书、抗议活动早就山呼海啸，就差手撕马克马尔巴夫父子。

“我试图通过艺术凝聚人。”马克马尔巴夫对此评论道，“我是电影的公民，电影没有国界的边框。事实上，在我的脚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之前，我的电影在很多年前就来过这个国家。”

他说的没错。1996年，马克马尔巴夫讲述伊朗游牧民族的电影《魔毯》(Gabbeh)在以色列上映，那曾是第一部在以色列进行商业放映的伊朗电影。

除了儿子，马克马尔巴夫的妻子、女儿也都是伊朗著名的电影导演。在香港电影节，他的妻子陪同他一起出席活动。这在普通伊朗家庭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马克马尔巴夫在自己超过一半的电影里着力表现着伊斯兰妇女的困境，在多次采访里，他都重复一句话：“我祖母嫁人的时候只有九岁，我妈妈十二岁嫁人，我妹妹也是。你能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在香港电影节上，他指向席间的一位女记者说：“如果你在伊朗，不包头巾，你会被人打，会被扔进监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拍电影的原因。”

马克马尔巴夫对如今的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十分感兴趣。“年轻人用手机拍片，传到网上，世界各地的人可以通过YouTube观看，他们才是伊朗最诚实的电影人。”马克马尔巴夫说，然后靠在椅子上开心地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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