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男，一个诗人报告文学家 作者 苗洪（海口） 一 诗人写报告文学，帕男不是先例，但帕男的报告文学有帕男的诗歌气质 “我应该叫你诗人，还是散文作家，还是报告文学作家呢？”我看门见山地问。 帕男却这样回答我：“按创作题材分类，除非你专工一样，就好说了。不过冠以什么头衔都不重要，不管写作什么体裁，统称为写作者更为合适。在当地写作者圈子里，也可以说在云南文坛，只知道我写诗，而不写别的。” 诚如帕男说的，我也只知道他写诗，从我认识他开始，四年时间，几百首诗歌向我掷来，炸得我眼冒金星。老实地讲，正是这种狂轰滥炸，我注意到了帕男，也注意到了帕男的诗歌。 四年时间是短暂的，这对于人生来说，却对于个人只专注于一个的作品研究，四年时间又是漫长的。我以帕男为个例，对其诗歌文本的多维关注，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后、评论和专著。帕男这个名字，在我脑子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而且根深蒂固。 要不是《滇我的那个云南》的创作出版显得那么艰难，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诉苦，我便不知道帕男还另有绝活。 写作散文的女作家一馐告诉我，帕男的散文更棒，我试图顺着一馐话去追朔探究，是不是这样？在追朔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写作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帕男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写作，那时，他还在湘南一所私立大学里寒窗苦读。听他的大学同学讲，帕男在上大学三年，老师布置作文他是班上唯一一个交小说的。 后来和帕男的交谈中，从他亲口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过七八个短篇，他记得的就有《倩男小传》、《遥远的地方有一双眼》等等，不幸的是这些小说没用公开发表也没有保存到现在。 帕男说，1985年4月，他还未毕业就被湖北十堰市人事局要到了该市的一所中学任教，而后转到电台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人家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他说其实不然，应该是心有多大，苦难就有多大。由于去深圳心切，他居然不顾一切地辞去了公职，没有想到这一辞职却成了苦难的开始。 在重新求职途中，他把书稿交给了一位在广东韶关医院实习的广西校友保管，等流离经年，在云南安顿下来，这位校友却去了美国的休斯敦定居。从此后，帕男的书稿与那姑娘一起均渺无音讯了，他对其书稿的命运不再去想象、追问。 从事新闻工作的帕男偶尔写诗，多年后的1996年才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部书《男性高原》，在写诗的同时又开始涉猎报告文学写作，也就在同一年出版了他的个人的报告文学集《高原潮》。 间而又有多部散文集或长卷散文出版发行，帕男的散文开始被文坛关注，且进入了一些评论家的视野。 多位文友在私下和我聊起过帕男的诗歌和散文，还要我对帕男的诗歌和散文进行比较，是觉得诗歌好还是散文好。我并没有直接地给出答案，但我听出文友的真实表达，他们其实更喜欢帕男的散文。 帕男对自己的散文也很自信，甚至跟我说过，他的散文成就应该在诗歌之上，我只是没有承认这一点，但就我读过他的不多的散文篇什，我还是更偏爱于他的诗歌。 诗人写报告文学，帕男不是第一人。可能有人难以理解帕男作为诗人，是如何处理报告文学和诗歌不同创作方式的转换，众所周知，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文章兼有新闻和文学的两种特点。新闻要求真实性，而诗歌需要的大胆想象。我反而认为，作为诗人的帕男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正好吸收小说的描写技巧、戏剧的对话艺术、电影分镜头的叙述方法以及诗歌的跳跃手法等。 帕男的报告文学往往凭借散文和诗歌语言，戏剧、电影的叙述方式，化平庸为神奇，或以全景式，或集合式，抑或卡片式等等对重大事件的还原、展示和记录。 帕男一共创作了《高原潮》《阳光地带》《穿过神话之门》《裂地惊天》《滇，我的那个云南》 《芳泽无加》《大江歌罢》《格局楚雄经验密码》8部共计200余万字还多。 这些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裂地惊天》。《裂地惊天》以反映大姚“7•21”地震抗震救灾为内容，在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月，帕男就完成了这部长达25万字的长篇作品并由云南民族出版社迅速出版，作品还获得了第二届楚雄州文艺最高奖“马缨花文学奖”一等奖。 该作品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也很高，老领导马荣春认为：书中全景式地，立体鲜活地再现了“7•21”地震发生后，从灾区到全州，全省乃至到全国围绕抗震救灾所发生的事件和场面，其视野之开阔，信息之丰富，气势之奔放，描述之清晰，使你不能不为之震撼。 老作家熊望平当时还特别撰文称道：“由瑶族作家帕男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裂地惊天》在大姚“7•21”地震发生后两个月就与读者见面了。洋洋20余万言，按常规讲，写作或是出版，两个月的时间，任中一项都难以完成。地震本身就是反常规的，因此《楚雄日报》也用超乎常规的行动来完成反映地震的作品。我曾同作者帕男先生说，你真是快手，且快还快得有质量。” 从帕男的一系列的报告文学作品看，他对待报告文学写作的态度是严谨的，继《裂地惊天》之后，没有一部作品不敢草率应付，从选题到创作和出版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丝不苟，这取决于帕男对文字、文学的敬畏。 诸如《滇，我的那个云南》，该选题是平实的却又意义重大。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为云南给出了这样的定位：“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帕男迅即捕捉到其中的一条重大信息就是要求云南要做“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再者，云南省委、省政府早在2007年就推动了“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确立了“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战略思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十八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的一系列讲话，使帕男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于是创作出了《滇，我的那个云南——云南生态文明记》。该作品不但站在全省的高度，而且从生态屏障的世界眼光，以真情实感关照生态文明建设，难能可贵。 帕男的这部作品，构架全省，撷取典型，深入细节，以诗歌的灵动跳跃，散文的形散神聚，小说的丰富细致，电影的运动重组，戏剧的突转发现等等，加上帕男独特的语言风格，使作品极具魔力。 刚刚创作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江歌罢》是对国家大项目全景式的描述，全面反映了“西电东送”金沙江中游水电梯级开发大战略中的观音岩水电站移民搬迁的完整图画。 帕男的长篇报告文学《格局——楚雄经验密码》刚刚创作完成，全书40万字，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该书以云南省委书记为楚雄州实现跨越发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点赞为切入点，全面反映楚雄州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烟草工业持续负增长、自然灾害频发等严峻挑战，尤其是面对全州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的压力，商贸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的压力和一、二、三产业与目标有差距的压力，供给侧改革任务的压力。楚雄州委、州政府率领全州各级领导干部采取一系列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促进经济强劲、均衡、可持续和匹配性增长，可谓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励精图治、负重前行，全州各项指标总体上实现了在云南省“排名靠前、位次提升”，在全省发展格局中正由“跟跑方阵”逐步进入“领跑方阵”。 我问帕男，为何要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帕男回答道，选择《格局——楚雄经验密码》其实就选择了挑战，但为了宣传楚雄，他可以全然不顾，不遗余力，担当起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二、 以《滇，我的那个云南》为例，该书就是一部“诗报告” 帕男近期出版的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 ——云南生态文明记》是一部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主题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的优秀作品。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文化发展。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来到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看到院落干净整洁，植物生机盎然，一家七口“四代同堂”，习总书记由衷赞叹：“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还让习近平惦记的，是曾给他写信报告高黎贡山隧道即将开通喜讯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 和茶马古道一样，习近平与这里的人与这里的路也有不一样的深厚感情。 2014年元旦，他收到独龙族群众来信的习近平曾作出重要批示，希望独龙族同胞借隧道开通契机“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这一年的4月10日，独龙江隧道胜利贯通了。2015年1月20日下午，贡山的老县长高德荣带着独龙群众们的喜悦来“赴约”啦。大雪不再封山，第一次走出独龙乡的两位妇女，为习总书记用独龙族语言唱起自编的感恩歌。之前一天，习近平还提到，独龙族人口不多，却是56个民族的平等一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骄傲尊严地生活。 作品深度解剖了云南这一边陲省份自古以来的民族文化沿革历史及其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认同感。与此同时，作品还深度涉及了该省主要领导同志关心云南生态建设的具体工作及其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描写。 李纪恒一行的独龙江之行并没有因为他是省委书记而变得容易或者通畅。 从省会昆明到独龙江乡，得先飞保山市，再乘车10个小时。从随行记者的采访报道，我看到的首先是一个省委书记的忧伤。 2014年11月3日至4日，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还是代省长陈豪带着农办、发改、扶贫、财政、交通、旅游、民宗等部门领导深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 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宣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调研扶贫开发工作。 报道写道—— 我们提前一天进怒江，然后到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施工现场与李纪恒、陈豪一行汇合。 李纪恒、陈豪一行从保山到独龙江乡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施工现场用了不到9小时。 李纪恒说，2009年10月10日，他第二次进独龙江，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94公里，就用了9个多小时。那一次，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进独龙江，又带着更为沉重的心情离开独龙江。 这条路，特别是高黎贡山黑普坡罗12公里这一路段，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道路无法通行，这半年独龙族群众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李纪恒这是第5次进独龙江乡。陈豪到云南上任则仅20天。 李纪恒回忆，他第一次到这里是2007年11月15日，因大雪封山，只往如今的隧道口处前行了2公里就再也无法行进。为了省领导的安全，时任县委书记祝玉华挡住李纪恒一行，死活不让前行。 因公路太窄，车辆无法掉头，只能倒车退回。同行的汽车因打滑，爆掉9个车胎。李纪恒无功而返，遗憾地回到贡山县城。 让李纪恒意想不到的是，时任县长的高德荣用了一夜时间翻过雪山，从独龙江乡徒步到了县城。天一亮见到高德荣，李纪恒被他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打动了，深深感受到了独龙江人走出大山的强烈愿望。 这一次，李纪恒见到老县长高德荣，一把就把他抱了起来。 天空飘着细雨，山顶亦雨雪纷纷。李纪恒和陈豪在雨中看望慰问了施工人员，听取了施工情况汇报。李纪恒前两次来，都深入隧道看望和鼓励筑路工人。 今年元旦前夕，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打通，习近平总书记得知后，立即回信、作出重要批示。 隧道刚打通的当晚便成生命通道，一烧伤独龙族5岁女童普艳芳经隧道及时送医。 山顶早已经有了积雪。我们不用再绕最凶险的那段山路，从半幅通行的隧道通过，用了不到15分钟。 我们用心体会着李纪恒所说“这是一条开放之路、文明之路、发展之路、致富之路、幸福之路！” 作品本着非虚构的原则立场进行总体的构思与创作，既保持了该著作的思想性，与此同时又保持了完整的文学艺术性。 （一）关于作品的学术性状况。习近平同志关于云南生态建设的重要指示是指导整个云南生态建设工作的指南也是我这部作品贯穿始终的文学主题。因为生态平衡建设的发展与具体工作，涉及的是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分析云南生态形势与布署及未来发展趋势及发展前景的宏观主题，因此使帕男的这部作品明显呈现出相应的学术性。如何在一部定义为报告文学的作品中，将关于社会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等多重与学术有关的议论主题有机的在作品中得到比较客观，完整的展现是帕男创作这部作品的关键之处。 关于云南生态建设的领域十分广范，包括经济作物，乡镇企业，生产模式及生生产线更新换代的问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在作品中，帕男在许多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注重提取出生产模式与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相互关系及其云南生态平衡发展与建设的横向联系等。这主要是体现在南华蘑菇等菌类的发展与科学种植方面。 浙江蘑菇专家曾数次来南华指导当地的蘑菇及菌类产业的系列开发工作及后续的再生产发展工作。这是我省在进行生态建设工作中重要的手段及措施。专家指导云南省蘑菇产业的具体行动从原则上来说，是一种科技支农的体现。 实际上云南作为边垂省份，少数民族十分集的重要人口特征，每一步行动步骤都涉及到精密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也是这部作品学术元素体现的重要依据。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论文中，因篇幅有限，只是简单概括一下作品的学术根据。 （二）关于《滇，我的那个云南》这部作品的民俗元素。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大省，文化元素非常复杂。在我们进行云南生态平衡建设的运动进程中，如何处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与协调是涉及云南整体发展的重要课件之一。 一个地区要发展经济，首先就是文化的发展工作。事实上，云南许多本土文化资源，民俗资源等都是具有潜力的经济资源。在前几年帕男曾经创作过一些关于云南香格里拉，丽江等游记作品。这些作品后来都被许多景点当成景点的宣传资料或广告印刷在景点指南中。因此，理性在文学作品中提取出云南自然风景中的民族文化内菡，历史沿革，人文背景等，也是向世界介绍云南，使云南以更多的文化方面的高品质形像走向全国的主要举措。 文学的力量是强大的，帕男之所以创作这么一部报告文学，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目的就是以文学揭示云南的生态发展工作，发展精神，发展理念，发展的平衡工作等。另外，在这部作品中，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民俗资源，包括泼水节，火把节等。这些节日既寄托着强列的文化色彩又具有十分广义的文化共同体文化潮流的元素，而这些云南节日在世界的影响力及知名度之所以越来越高，实际上就得益于媒体刊物的有力推介，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推广。如云南的阿诗玛文化，石林文化，火把文化，泼水文化及其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等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世界认知云南的宏观进程。这其实就是关于文学创作与云南生态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相互关系。 关于火把节，帕男这次在书中的描述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 不置可否，是“元谋人”的一把火燃烧出了华夏文明的开端。 2005年5月1日在“元谋人化石发现四十周年纪念会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土资源部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方语惊四座―― “元谋人是最早使用火的人类，元谋人是世界上烧烤的发明者，也是中华民族食文化的创造者。”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也这样唱道：“远古的时候，天庭祖灵掉下来，掉在恩杰杰列山，变成烈火在燃烧，九天烧到晚，九夜烧到亮，白天成烟柱，晚上成巨光。天是这样燃，地是这样烧，为了人类起源燃，为了祖先诞生燃。” 从此，我们的祖先有了火，火光照亮天庭，火种遍播九州。火种从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元谋人”播到了距今七八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的手中，又从“北京人”的手中播到了“河套人”和“山顶洞人”手中…… 因为有了火，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 因为有了火，人类不畏三九阴寒。 因为有了火，人类活动克复了白天与黑夜的分野。 因为有了火，“元谋人”以刀耕火种创造了人类最初的农业。 火成为了东方希望的芒光，芒光照亮了人类进化的路程，芒光永远与人类相生相伴。 正是这熊熊燃烧、熠熠生辉的火，“元谋人”奉之为毁人扶人的灵物，衍生出了后人的祀火拜火和火的民族――彝族。 彝族礼赞火，讴歌火，不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火神话和火传说。彝族还对于火，既敬畏又感恩，神灵观念产生后，火就被彝人神灵化，成为了聚集着火的多种特性的火神。再由对火崇拜发展而成的彝族盛大的节日――火把节。 帕男在作品中指出，人对自然的一切“进退取舍”，包括对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或者破坏，都取决于其生存需求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知天畏命”“生生不息”的道德意识，“仁爱万物”“爱有差等”的道德情怀，“和谐共生”“与天地参”的道德理想，拓展了人类的道德视野；揭示了人类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与自然息息相通；启迪人类要认知并掌握天地人和自然万物之本性，树立敬畏生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意识和价值追求。 生态文化契合了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本质特征，为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和精神支撑，成为21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克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选择。这也是帕男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以文学的形式讲好云南故事，也是历史赋于新时期云南作家神圣使命。 （三）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从文学创作角度所谈论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部作品批判现实主义元素。在云南整个生态建设中，民众自身的觉悟程度，发展观念的差异，贫穷与富有形成鲜明对比的两极分化社会形态，留守现象等都是我们在进行云南生态建设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都会得以改善和解决，但在没有解决之前凭借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至少能够推动整个云南生态建设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觉悟层面。因此，关于云南生态文学的重要性也就十分明显的凸现出来。这种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文字当中： 除了汪永晨，为保护怒江而奋起抗争的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知名人士的名单，还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大串，他们反对的声音汇聚成了一条大江。 他们的意见，终于得到了政府的重视。 公元2004年2月18日下午3点，一支由眉头紧锁的人组成的队伍，步履艰难心事重重地跋涉在从怒江丙中洛到贡山的路上，汪永晨也是队伍中的一员——他们是由北京的“绿家园”、“云南大众流域”这些NGO组织邀请的由来自北京和云南的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参加的怒江考察团。 静默中，汪永晨的手机驟然响了起来，她接到了一条决定整个怒江大峡谷命运的消息，一条牵扯着与怒江命运相关联的所有人的神经的消息，一条涉及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深刻思考的问题的消息。 在挂掉手机的瞬间，她两眼放射出晶莹的喜悦，大叫了一声： “中央批示了，怒江不用修水电站了！” 在伙伴们的阵阵欢呼声中，喜极而泣的她，以手掩面，发出一声低微的长叹：“怎么保护一个怒江竟这么难呢？” 怒江13级电站搁浅了。有人不无欢欣地认为，民间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怒江13级电站搁浅了，但是留下的问题却像江水一样冰冷地刺激着每个人的心：怒江的老百姓怎么脱贫？怎么奔小康？ （四）云南有一支关心支持云南生态建设的文学队伍是云南之幸。帕男在这部作品中尤其提到著名诗人于坚老师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忧虑与关注。实际上，于坚在这部作品是第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帕男在这部作品中以极其浓厚的笔墨描述了这位著名诗人对故乡的现实主义情感。面对世界主义的喧嚣，他坚持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在未来主义的神话面前，他正视此时此地的生活所焕发出来的价值。他的言辞激越，但内心柔软；他的思想有着针尖般的力量，情怀却是广大、宽阔。他把人心所受到的伤害，通过语言来抚慰，正如这个世界的生态遭到破坏时，总是语言最先站出来抗议。于坚的写作，饱含着他对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双重关怀，值此严峻的时刻，特以生态文学的名义向他致敬。 “正如这个世界的生态遭到破坏时，总是语言最先站出来抗议。”诗人的于坚，就是这样一个抗议者。如果没有滇池，昆明人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呢？世界上没有滇池的地方多的是，何必住在这里？庄蹻当年一路走过的地方多了，哪里不可以居住？没有滇池，何必停下来不走？对于昆明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滇池的存亡，关系到昆明人是否值得继续居住在这个地方.....他才真切地告诉大家：滇池是云南人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是昆明人的一处伤疤。同时也是一个来昆明必须去，去后必会心生哀叹的地方。 帕男在作品中呼吁每个关心滇池的人，都应该去读读于坚的《哀滇池》，体验一下那种“我们活着，滇池死去！”的感受。 另外，雷平阳也通过文学手段向全世界展示了云南文化的历史沿革和现在的文化形态，成为著名的云南文化使者。文化的力量及文学的力量都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理性因子。 （五）关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层面的阐述。帕男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描述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形态，还阐述了云南文化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源源不断的整体性。因为帕男在作品中进行了比较规范，客观的分析工作，我们在此基础上引用他的文字作为论文内容。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最为杰出的道家思想家。在继承《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丰富了道的内涵，并将道家天人合一、万物共和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饱含着相当丰富的生态与环保理念。这里，通过对庄子天人观的探讨，去寻觅庄子极富人性的真挚的关爱万物生命的情怀。 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一书中有内容非常丰富的生态观。如《马蹄》说：在风俗质朴的年代里，百姓的行为安祥稳重，视察专注，别无外求，所以山上还没有小路，河里也没有船只和桥，万物浑茫，众生繁衍，各不相犯。人没有害禽兽的心，禽兽亦不伤人，所以禽兽可以让人牵着游玩，雀鸟的窝巢可以任人攀着观看，这就是盛德的时代。人类和禽兽同住在一起，和万物同聚在一处，哪里有什么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呢?这些生动的描述、完全是一幅动物成群、植物茂密的自然图画。人类生活其间，也完全是处于逍遥自在、任意无为的状态。那时候阴阳二气调和平静，鬼神不扰乱人类，四时的运作合于节度，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死于非命，人虽智能，即不妄用，这就是最和谐的状态。 此外，庄子还提出了“万物皆种”的重要思想，认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里的“然”与“可”在于说明任何事物都有特定的自我规定性，或称物自性，它之所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便是由这种规定性所使然，这种自然的类别性，可以称之为“天倪”。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见《庄子•寓言》)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林疑独注：“种者，物生之始，万形万变，其化无穷，相代始终，如环无端，莫得其伦理，是之谓天均，人力莫与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谕。”(见《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一)在此，庄子将自然的类别性和联系性有机的合在一起，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古代中国没有今天这么多的环境问题，但哲人已注意到对待环境的态度，他们所提出的生态伦理可以用下列三点来说明：卜源野和野生动积物的节制与保护。中国古代甲骨文里，仍没有节制猎杀野生动物的记载；到了舂秋时代，孔子提出的“钓而不纲，弋而不射宿”（《论语•述而》）生态伦理，可以说是我国首位提倡节制猎杀野生动物的环保哲人；孟子根据「仁民而爱物］思想，除了家孔子一般主张捕食动物（鱼类）要节制之外，又把这种保护动物的概念延伸到植物界，他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稍後的苟子进一步提出“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要知道取用动植物的限制）及「其生不伤」（要尽量不伤害生命）的两个节制原则，以规范人类取用好生动植物的行为；《礼记》甚至认为看似一无所用的昆虫，也应受到保护，因此说：“昆虫未贽，不以火田”。不过，这些文献主要的目的，似乎仍在於经济价值。 庄子根据自然无为的思想，主张应按照野生动物的自然天性饲养他们，野生动物（如，雉鸡。在自然的「原野」里，虽然觅食了一分辛苦，却很自由逍遥；反过来说，把它关在笼子里，就算有美食，却觉得不舒服不愉快。所以，能以「顺物自然」的生态原则保护原野，进而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庄子书里称为「鸟养养鸟」。这种生态伦理有助於日後中国人接受佛教的放生观。 （六）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文明意识与社会发展意。 在伟大而脆弱的自然面前，人更需要有所作为。文明的进程如同滔滔江水，川流不息。在历史的长河中，盛极一时的古代埃及文明，来了，又走了，只留下金字塔望穿古今行者；灿烂多姿的两河文明有如昙花一现，转瞬即消失在了中世纪的刀光剑影中。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大自然洞察古今，默默无闻地为人类保留着根脉、祈望着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何时、何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自然万物兴盛；反之，则人类与自然势必两败俱伤。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与天人和谐、物我合一的思想与智慧。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大道中生，和而不同。与西方文明的“争”字特质相反，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儒家的“仁义”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佛家的“万物平等”精神之中。如儒学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物，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把侍奉大自然放在首位。礼的第一位是“上事天”，也就是把天地视做万物繁衍之本，应当尊重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不要反其道而行事，否则就会不安宁。 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禀赋，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更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财富。昆明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郑振诚透露，目前斗南国际花卉已在筹谋上市，争创“中国花卉第一股”，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预计2014年能在香港上市。 董瑞说，公司正在稳步推进“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其中，“一体”是以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为主题，建设集花卉交易、科技研发、文化旅游、信息发布、总部经济、种植示范为一体的综合性花卉产业园；“两翼”则指以产地型种植基地为左翼，建设5000亩种植范基地，以销售市场为右翼，在全国建设5个“分中心市场”、10家斗南花卉旗舰店和500家斗南花卉特许经营加盟连锁店。其中，10大旗舰店的1-2家要放在香港、马来西亚等地。 “我的愿望是，让花农开着拖拉机进来，开着大奔出去。”在郑振诚看来，不论是旅游产品的开发，还是电子交易平台的建设，都只是新斗南庞大产业蓝图的一小部分——1020亩的新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达86万平方米，总投资38.87亿元，包含配套商务区、国际花卉研发展销区等六大功能区，项目将实现年交易额100亿元，5年内实现300亿元。 结束语：帕男作为生活在云南这方土地上的外省人，其灵魂及血液都已经和云南的灵魂融为一体。从他的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可以看出一名旅居云南诗人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厚谊。我们不妨可以把帕男称为云南文化的传承者。 当然，我们这篇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分析研究论文限于篇幅，有许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没有提到。不过，我们相信，那个濒临死亡的滇池在云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复归往日的清澈与生机，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完美无缺的滇池！谢谢大家。 （七）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是一部想象共同体口号之下的优秀代表作品。 就写作身份而言，他拥有着当代中国作家最显赫的身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时又有着某种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地位。在这样的身份上进行文学创作，首先遭遇的就是体制内创作与民间创作的优势地位。他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甚至是以社会观察家的身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他可以不是纯文学艺术的文学创作，但绝对是关于人类命运及其民族命运思考之下的书写成果。以民族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是想象共同体潮流之下最直接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创作。既是针对想象共同体文化模式的实践，又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层面的总体思考。 想象共同体的概念及其口号其实就是用一句话就能表达的东西,即通过全世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达到消除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经济差异,道德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品德差异,地域差异,肤色差异天下一体的目的。实际上，在许多来自社会各种不同类型民族部落的读者那里，尽管对于想象共同体的概念有其不同层次的理解，但是，总体的理解都不会超出这一范围。或许，这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种注解。在想象共同体的风潮满卷全球的情形之下，我们最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来自经济战线的统一，而是文化的全球性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最后是落在了世界范围内的作家或诗人那里。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作家或诗人正在以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写作开始庄重的思考想象共同体之下的文学创作模式及其文学方针。尤其是在五十六个民族集为一体的中国，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最为突出也最为厌倦。在这么一个充满数千种语言的东方神秘国度里，他们所承担的文学思考远比西方世界几个国家甚至几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所承担的文学思考要复杂许多。尤其是，在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思考中，最终还要承担一个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与中华民族总体文化的交汇思考。这似乎是涉及着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达成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内外部的协调统一，如何达成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协调发展，如何达成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协调最终则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接轨的问题。我们中国的许多作家正进行这方面多方努力的同时，他们更善于从传统文化的层面去寻找与世界文化的交汇。 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从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角度展开书写的进程。但是，实际上通过对云南不同民族之间文化，风俗，人文等方面的细致描绘，使云南这一多民族的文化成份得以比较之外，还为他们之间达到文化的交汇找到了契机。也就是说，民族大团结是促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根基。如果没有一个民族大团结的局面为文化的协调统一做后盾，实际上还会促使民族主义思想的激化与激进。 （八）如何使用非本民族的文字去进行本民族内部的文学创作，实际上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所遭遇最艰巨也最复杂的问题。 一个作家可以使用不同的文字进行创作，但是其潜意识当中的文学思考，包括书写习惯等行为其实还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他们必须通过别人可以看得懂的文字去展示本民族的文化内部，道德内部，价值内部，风俗内部，等于是借助其他民族的文字展示自己文化的尊严流程。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文化示威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协调与认同。 我们之所以在本文中特别推出中国作家帕男为例，是因为他始终有一个极其复杂的身份在那里明显的证明着某种不同文化的交融特征。他本身是一个瑶族身份的作家，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字的作家；另外，旅居的目的地又是在少数民族集中的云南楚雄地区。这种复杂的身份促使他必须以更严谨的态度去处理复杂的写作机制。狗是瑶族的图腾，可是当他面对彝族及其苗族之间的不同图腾时，心理首先遭遇的冲击就是本民族瑶族图腾的瓦解或崩溃，他必须接受一个崭新的图腾去转变自己信仰的形式以达到与当地云南土著内外形式上的交替。在这一图腾的交替过程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于，脱离了本土语言及其文字的创作是否属于一种对本民族文化外在形式的背叛呢？写作的目的可以是肯定的，但是其中所涉及的文化信仰却是值得怀疑的东西。在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当中，帕男曾经使用了大幅度的篇幅去展示民族的文化活动或宗教活动场面。 基诺族过去盛行祖先崇拜，相信万物有灵。巫师有两种，一为“布腊包”，一为“莫丕”。遇有灾祸降临，请巫师杀牛、猪、鸡、狗祭鬼神。巫师会比较简单的占卜术，并兼行草医。“卓巴”、“卓生”(村社长老)主持重大的祭祀活动时，往往举行剽牛仪式。基诺族的节日很多、主要有“祭大奄(龙)”、“火把节”、“新米节”租过年。过年时间不固定，一般由“卓巴”、“卓生”决定，当“卓巴”擂响”(大鼓)时，就意味着新的一年来临，全寨男女老幼就涌到“卓巴”、“卓生”家旁边载边歌载舞，欢庆新年的到来。 基诺族除了最隆重的节日是过年，约在春节前后，还有诸如打铁节：基诺语称“特毛切”，是基诺族最隆重的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十二月举行，历时三天。节日第一天上午要举行剽牛仪式，午后寨子里的长者敲响牛皮大鼓，人们情不自禁地随着鼓点围着大鼓跳起粗犷的舞蹈，这就是基诺人欢庆丰收的“太阳鼓”舞。太阳鼓是基诺族最神圣的祭器和乐器，每个村寨一般都有两面，分公鼓和母鼓。他们视太阳鼓为神灵的化身和村寨的象征。祭祀太阳鼓，目的是祈盼它能保佑全寨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九）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在写作过程中所遭遇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构当今云南及其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 现阶段云南方言形成的主要基础是汉语。并且在今天的云南方言还存在着一些距离遥远的某些地区的语言方式。因此，如何定位云南的母语与现在各民族之间仍然沿用至今的民族语言的内部性是一个事关如何解构当今少数民族文化大局的重要问题。 在西方国家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解构模式非常简单。它几乎是一个简单的内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不像中国数千种语言的相互作用关系那样显得特别复杂。这中间，中国的语言学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在甲地可能是一句包含褒义的语言，在乙地极有可能包含贬义。帕男在解构云南语言体系时，就曾经创作过一首诗歌《云南方言》。除了云南的语言形态之外,帕男还针对云南某些姓氏的沿革作出了详细的描绘。 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公元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公元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 长和三世而亡。其权臣杨干贞弑君之后拥郑氏清平官赵善政为君,改国号天兴。赵善政为政也勉为其难,国王当了十个月,就被杨干贞废弃。 杨干贞自己坐上了宝座,改国号义宁。此人弄权有术,却治国无方,民心向背,之后受到各种民间力量的强烈反抗。 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趁大义宁政权危难之机,联络滇东“三十七部”武装力量,首先攻破下关,接着攻占大理,灭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封建政权,仍定都于羊苴城。段思平为“乌蛮”贵族,有学者说是“白蛮”大姓,大理人,段宝童之子；他当政后,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政权逐步得到巩固、人民得到休养,使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大理国还与宋朝保持臣属关系。太平兴国初,宋太宗册封其首领白万(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宋徽宗时,又授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大理王”。 段思平在位8年即死,子思英立,在位仅一年便被思平弟废为僧。之后是思胄称帝在位6年,其子思聪即位。之后帝王依次完成了素顺、素英、素廉、素隆、素真、素兴、思廉、廉义、寿辉、正明的更迭。段正明坐了20年皇位,到了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升泰终于撕破脸皮, “正明为君不振,人心归高氏,群臣请立鄯阐侯高升泰为君”一幕上演,高升泰假意拗不过“群臣相请”,逼段正明禅让为僧,自己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中国”。至此段家递传了14代的王位暂告中断。 绍圣三年,高升泰驾崩,临终前对其子高泰明曰：“我之立国,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国仍还段氏。慎勿背我。”遗命子高泰明未违父命,将王位还给段氏,高泰明列段正淳为皇帝,自己为相,恢复大理国年号,在历史上,人们习惯将这段时间称为后理国。宋崇宁三年,段正淳禅位为僧,其子正严立。段正严又名段和誉(即金庸笔下的段誉),事实上其勤理政事,在位时间长达39年,年老禅位为僧,子段正兴(义长)立,不久其也禅位为僧,子段智兴立。智兴信佛教,在位间修佛寺60座。智兴死后,其子智廉立,但在位4年即驾崩,王位传给其弟智祥。期间其广纳贤才,发展农业,治国有方。后也禅位为僧,位传其子段祥兴。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祥兴派将高禾出战,战死九河,大宋还专派使节到大理凭吊。祥兴死后,子兴智立。1253年,忽必烈兵伐大理,灭亡大理国,生擒末代帝王段兴智并赦之。从大理国的创建者段思平到末代皇帝段兴智,大理国前后历经316年,此间22位皇帝皆为段姓。 （十）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关于西方国家对云南地貌及其地质自然环境的关注。 实际上，在想象共同体理论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中就提到过地域因素。那么这种地域认同的基础则是建立在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考察及认知的基础之上。为了证明西方国家对中国地域的认同意识，帕男在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保山：“人类的双面书架”》一节中详细描绘了这一过程。 西方对高黎贡山关注的时间之早,远超一般人想像。并且在“拜访高黎贡山时间表”上排前7位的名人,有6位来自西方。而且他们都不是高黎贡山的过客。 据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官方目前能够考据的资料,最早来到高黎贡山的国内名士,是公元1639年到此的徐霞客;最早到高黎贡山的西方名人,是1868年到此的英国博物学家安德森。 两人拜谒高黎贡山,时间上相差229年。而安德森继1868年后,1875年再访高黎贡山,目的均是采集鸟类、两栖类及鱼类标本。 继这二人之后,排在“拜访高黎贡山时间表”第3至第7名的,均是西方人士。他们是法国博物学家叔里欧、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吉、英国学者金德华、美国植物学家洛克、英国植物学家乔治·福雷斯特。 他们对高黎贡山有着共同的兴趣,即采集植物标本。 这一兴趣在乔治·福雷斯特身上得到了最大化体现:他自1904——1932年28年间,7次来到高黎贡山,共采集动植物标本3万号、10多万份。最终,他将生命也永久地留在了这方神秘的原始森林——1932年因心脏病于腾冲去世。 高黎贡山独有的大树杜鹃就是由他首次发现,并将这唯一发现记录保持了62年之久。英国爱丁堡植物园也因他引种的250多种杜鹃花,成为全球杜鹃花研究中心。 尽管原始动机各有不同,但他们对高黎贡山的关注,一开始就是冲着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来。 这种出于对神奇大自然的倾慕和探索,深深影响了近百年来西方对待高黎贡山的态度。翻开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大事记”,来自西方的科考、研究等各种活动,占据了压倒性篇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先行者,不仅让世界了解了高黎贡山,也直接带动了后来国内学者对高黎贡山的探索兴趣。 上世纪30年代初,以当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等专家为先导,中国学术界开启了对高黎贡山真正价值的考察和探索。 “在世界生态学家眼里,高黎贡山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十大关键地区之一。”美国芝加哥博物馆生物部主任莫思科薇博士感慨,高黎贡山是一座沉默的世界名山。 2.8亿—6亿年前,一块沉睡于古地中海的台地,不甘长眠海底,一步步向印度板块发起冲击。 （十一）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经济元素。 所谓的文化一体化实际上就是关于经济一体化方针的辅助性概念。如果没有经济做后盾，那么文化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以史料纪实的形式准确概括了云南产业结构调整后经济状况。 在20世纪末期国际橡胶价格暴涨，40年前在雨林中播下的星星之火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很快成了燎原之势。一时间橡胶投资开始狂热起来，倒卖胶园、出售山木土地成了版纳的“风景线”。由于种植橡胶需要技术，胶苗种下之后7年才能割胶，前面的7年里的精心养护需要大笔投资。普通农民没有能力投资的就把自己的自留山、自留地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胶园主。 从景洪市的景哈乡到国境线，一路上公路两边全是胶林，一眼望去你很难看到第二个树种。在山下见到的是整齐的农场的胶林，往山上走就是私人的胶林。路边上的小店看到有人经过都会主动告诉你：没地了，都卖光了。小店旁边的山上生长着3年左右的胶树，小店主人只知道是老板的，哪里的老板不知道。其实这些山上全都是老板们的财产，他们请外地农民为他们看胶苗、除草。我们在山头看到一户老夫妻住在一个小茅屋里，他们是拉祜族，60多岁，他们管着几百亩胶林，每个月可以领到五六百块钱。 橡胶产业呈爆炸式发展，倒胶园买卖土地一直特别的热闹，在这个行列里除了当地农民、企业,还有公务员和各个行业的人们。政府机关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正科、副科，不如橡胶树栽几棵；正处、副处，不如两棵老茶树。”寸土寸金，橡胶真正成了西双版纳的经济“龙头”。 今天的西双版纳，在低于海拔800米的低山、丘陵地带，随处可见橡胶的奇迹。凤尾竹下、椰子树旁，灰褐色挂瓦的竹楼中间，一幢幢镶着彩色瓷砖的小洋楼拔地而起。哪怕还不是小洋楼，那些干栏式的竹楼下也早已不再拴牛拴马，而是用来停泊轿车、皮卡。橡胶已经改变着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有的坐收土地租金，有的是请人割胶，他们不再种田、不再养猪也不再种菜，许多家庭只为橡胶活着。橡胶带来的利益也是现实的，每公斤胶水4到5元钱，每一天胶树上流出多少胶水都是能够统计的。在割胶期间，胶树多的人家每天的收入可到千元左右，家有二三十亩地，每年收入就有近10万元。但是，为了让橡胶树能多流淌出一点胶水，他们过着一种日夜颠倒的作息方式，每天凌晨就要起来戴着头灯去割胶，人的生物钟全被打乱，健康受到影响。 （十二）在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多层次分析研究《之三》里，我们主要是分析这部作品关于文学人物的突破贡献。在这部作品中，从国家主席，省委书记，普通作家，普通诗人及其普通记者，普通老百姓，古今中外文化人物的形象塑造都是极其成功的样板和尝试。在信息社会当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的底层劳动者，都已经成为公众平台身份均等的宣传对象。 而实际上，在帕男的这部作品当中，习近平关于生态建设的重要方针及其重要思想，不仅是贯穿全书的思想主线，并且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的光辉形象也成为作品文学人物塑造的角色之一。国家领导人走访普通人家的一举一动，实际上充满的是关于习近平同志性格的描写。习近平同志在书中出场的篇幅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作品又不是将习近平同志的形象作出个人崇拜式的处理，帕男在书中把习近平的乡愁当成一个把国家领导人的距离缩短到与人民群众最近的0距离。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学突破。 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有机的将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文学角色，是帕男的首倡，也是一位写作生涯已达30年之久的文学家现实主义书写的成熟标志。 另一方面，帕男在安排习近平同志的出场经历时，也是颇具匠心的文学处理。在这部作品当中的文学人物，基本是浮雕式的处理，而不是全景式的雕像处理方针。因为，书中的人物上限与下限之间具有长达5000年的纵横交错，因此，不可能采用群雕的方针铺开人物与故事的关系。把习近平同志关于云南生态建设全面发展的战略部署及其战略思想化为普通人的语重心长，是帕男关于领袖人物文学塑造的重大突破。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宣传部门原则上规定现任国家领导人不能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规定，所以，帕男以报告的形式展示国家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尝试。 六年之后，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新年首次离京便来到了“彩云之南”。 习总书记与云南人民的“六年之约”，这敢肯定的，习总书记“约”的是“生活能过的更好”，“约”的是发展，是中国梦的在云南同步实现。洱海是大理人的母亲湖。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一行驱车来到洱海边的湾桥镇古生村。 让九大高原湖泊真正成为镶嵌在云岭大地上的明珠，这是是习近总书记平对“七彩云南”期待，也是对“美丽中国”的期待。 在六年前的2008年11月19日，在滇池，气氛却显得尤其沉重。 习近平问问“滇池里还有鱼虾吗，水产品还能吃吗，渔民生活怎么办，滇池污染对周边群众生活造成多大影响？”陪同他来到滇池海埂大堤调研的云南省的领导突然显得有些局促和紧张，习近平看着蓝藻滋生的滇池，也是眉头微锁，还在不断抛出问题。 足以见得在习总书记的心里，高原九大湖泊的份量有多重。 “九湖治而云南兴。”这些年来，云南落实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和国家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快推进九湖治理和防治工作。2014年，洱海水质处在Ⅱ类和Ⅲ类间，其中有7个月达到Ⅱ类。 “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2015年1月20日，站在在洱海边习近平同当地干部合影，然后严肃地说。 记者感慨地说，苍山洱海为证，习大大与云南人民又“约”啦！ ...... 六年前登上傣家楼，六年后“不舍得离开”。 说起云南，那可是“家家泉水绕诗咏，户户垂扬入画图”，让习近平总书记“颇为羡慕”，甚至“舍不得离开”。 这就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生村。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来到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看到院落干净整洁，植物生机盎然，一家七口“四代同堂”，习总书记由衷赞叹：“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还让习近平惦记的，是曾给他写信报告高黎贡山隧道即将开通喜讯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 和茶马古道一样，习近平与这里的人与这里的路也有不一样的深厚感情。 2014年元旦，他收到独龙族群众来信的习近平曾作出重要批示，希望独龙族同胞借隧道开通契机“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这一年的4月10日，独龙江隧道胜利贯通了。 2015年1月20日下午，贡山的老县长高德荣带着独龙群众们的喜悦来“赴约”啦。 大雪不再封山，第一次走出独龙乡的两位妇女，为习总书记用独龙族语言唱起自编的感恩歌。 之前一天，习近平还提到，独龙族人口不多，却是56个民族的平等一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骄傲尊严地生活。 ——实际上，这里的六年之约的描述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文学化处理方式。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同志日理万机，能够在六年之后再回到同一地方视察工作，探望人民群众既是国家机关的安排，也是习近平同志牵挂云南人民群众主观心理的展示。而帕男使用赴约等词语描述，使作品更加富有文学性及其阅读性。 （十三）在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历史人物的描述问题。如何使已经静态化的历史人物成为动态形象展示在读者的眼前，是帕男写作技巧的提升与突破。因为，这种动态化的处理不同于古代人物文学题材处理的方针，而是将他们融如现实生活融为整个云南全面发展的现实环境当中，并起到承上启下的连结作用，所以，帕男采用了蒙太奇的处理方针，使这些历史人物鲜活的活在当今世界并相应作出某种预言式的历史结论或前瞻性讨论。在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当中，让几乎上下5000年的历史先哲人物，文化人物，地理科学家充满生机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展示的中华儿女文化及其文明源源不断源远流长的生动场景。 下面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之《滇游日记四》中关于滇池的描写“……时天色复朗，遂举大觥，登骑就道。 从西门三里，度四通桥。从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从其西峡转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蹑望鹤岭西坳。又西下涉一涧，稍北，即濒滇池之崖。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耸起峰头，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胄之状，是为石将军，亦石峰之特为巉峭者。其西有庙北向，是为石鱼庙。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亚于将军者，即石鱼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丛丛，是为牛恋石。涯上村与乡，俱以牛恋名。谓昔有众牛饮于海子，恋而不去，遂成石云。于是又循峡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为三尖塘。塘南山峦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即滇池牛恋。塘水不北泄而东坡山腋，始知望鹤之脉自西来，不自南来也。从塘北西向溯坞入，其坞自西而东，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坞西尽处，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峰，则自南峰之西绕峡而北，峙为中峰焉；北峰则濒滇池，而东度为石将军、望鹤山之脉矣。中峰之东，有村落当坞，是为三尖村，晋宁村落止此。西沿中锋而上，一里，与南峰对峙之中，复阻水为塘，不能如东塘之大，而地则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峰之脊。从脊上西南直行，为新兴道；逾脊西北下，即滇池南涯，是为昆阳道；而晋宁、昆明以是脊为界焉。于是昆阳新旧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陇半西行，二里余，有村在北崖之下，滇池之水环其前，是曰赤峒里，亦池滨聚落之大者，而田则不能成壑焉。又西又村后逾岭南上，既西下，三里，有村倚南山北麓。盘其嘴而西，于是西峡中开，自南而北，与西界山对夹成坞。其脊南自新兴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为新旧州治，而北尽于旧寨村；东一支即赤峒里之后山，滨池而止。东界短，西界长，中开平坞为田，一小水贯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所称渠滥川也。由东嘴截坞而西，正与新城相对，而大道必折而南，盘东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坞。径坞三里，又随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为昆阳新城。又北一里半，为昆阳旧城，于是当滇池西南转折处矣。旧城有街衢阛堵而无城郭，新城有楼橹雉堞而无民庐，乃三四年前，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而市社犹仍旧贯也。旧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东瞰湖涘。至已日西昃，亟饭于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无奇不及停屐，遂北行。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汉族，明朝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中国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的作者。被称为“千古奇人”。其一生志在四方，不避风雨虎狼，与长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足迹遍历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山西、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16省，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李元阳是古代云南最著名的山水诗人和游记作家。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酷爱游山玩水的李元阳“以外艰（父丧）去任，遂里居不出。”以后的30多年间，他首先将他的居住地改造成为一个园林，以便悠游林下、寄情山水。他于宅后作“默游园”，郭外作缨江、艳雪二亭台，鉴湖、绿野二楼，日夕读书论道其中。其读书亭近中溪，自题对联：“花间鹤是仙都送；阶下泉从雪涧来。”有友赠联云：“一人林下烹仙茗；万卷堂中听响泉。”接着便四处出游，足迹几达半个云南。 另外，除了浮雕式的展示徐霞客李元阳的形象之外，屈原，柳宗元，黄庭坚，阚祯兆，王元翰，骆宾王，凌粼，孙髯等也相继出现在作品当中。 （十四）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大理作家及生态散文。 大理作家群像:那家伦有散文《花的世界》(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花海集》(1985),赵敏有散文《缅桂花》、《山地向日葵》、《山野有灵》、《红草莓》、《最后的兰花草》、《洗兰》等;张乃光的《山里采回白杜鹃》、《又见樱花》、《刺花白了》、《素磬花开了》、《葫芦花》、《预约梨花》、《墙角的蒲公英》等;而晓雪有散文《古茶奇花》、《茶花箐》等,他的诗歌《花》更是凝聚了白族人对花的浓烈情感“在小溪旁笑出声音/在雪峰上点燃火焰,为苍山披一件锦衣/替洱海绣出一道花边//在樵夫新砍的柴担上/在渔女刚梳的秀发间/在户户门前,迎亲友/在家家窗口,向阳开……”在这种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下,张长、景宜笔下的众多女性不仅用花命名,如金花、阿花等,而且还影响着他们的艺术思维。景宜的《骑鱼的女人》中故事情节的展开和矛盾纠葛的中心,就是那爱美的新媳妇戴在头上的美丽山茶花而引发的。张长也以色彩迷人,在空谷中默默开放,吐露出芳香的伊散玉瑟花来串联全文,来传递着笔下人物的感情变化,象征着主人公兰芮、居民杰的高洁灵魂(《空谷兰》);他还用“太阳花”来赞美新一代青年人(《太阳花》)。这些都无疑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在作品中的反映。 生态散文群像:云南诗人于坚常常远离现代都市文明，漫游云南大地，寻觅着大自然残存的诗意。生态散文在1990年代以来颇为兴盛，这与散文文体的自由相关。有许多作家和学者仅是偶尔为之，或仅在一些散文中涉及到生态问题，如徐迟(有《蝴蝶》、《鸟群》、《水蛇》等文)、张抗抗(《黄土地和绿文化》等)、谢冕(《一条鱼顺流而下》等)等；有些作家和学者却有非常明确自觉的生态意识，能够创作出非常具有艺术水准的生态散文，但并未专心于生态散文的创作，如韩少功(《遥远的自然》等)、张炜(《绿色遥思》)、赵鑫珊(《蝈蝈——关在笼子里的大自然》)、王英琦(《愿地球无恙》)、鲁枢元(《为野草说情》)等；而有些作家不但有非常明确的生态意识，也专心于生态散文的创作，如徐刚、李存葆、苇岸、张炜等。从整体上看，1990年代以来的生态散文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影响也相当可观。 首先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李存葆的生态散文：《鲸殇》，《大河遗梦》，《霍山探泉》，《绿色天书》，《最后的野象谷》，《净土上的狼毒花》等生态散文是当代生态文学最美的收获之一，这些散文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些文化大散文相媲美而毫不逊色，称得上真正的绿色大散文。相对于李存葆生态散文的大气磅礴而言，苇岸的生态散文就显得短小精致。他的《大地上的事情》系列随笔，常常只是寥寥数百字，却也细心地观察了被常人忽略的各种自然事物，如平常的日出、一场小雪、蚂蚁垒巢、在空中盘旋的鹞子、一具熊蜂的尸体等，并以诗意笔触细腻地描述出来。1998年初，苇岸准备实施一个为中国二十四节气拍照和记录的计划，在他居住的北京昌平水关新村小区东部田野选了一个固定基点，每到一个农历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观察到的节令运行的情景，形成一段当日所见、感受、联想及认识的文字，时间则严格定在上午9点，这就是《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的创作计划，可惜的是，由于很快查出患了肝癌，他只完成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等六篇。 周晓枫在《种粒》、《斑纹》、《虫子们》《鸟群》等散文中对大自然中各色生灵做出了生动的描绘。在《虫子们》中，周晓枫基本上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对蚊子、尺蠖、蟋蟀、螳螂、蟑螂、苍蝇、蚂蚁等昆虫做出较完满的描绘。周晓枫在生态散文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相当严厉，他在《虫子的哲学•蝉》写到人们往往把蝉列为害虫之一，原因之一竟然是蝉吸吮树汁， 著名作家史铁生也在《病隙碎笔》中对生态问题有所思考。他说：地球的美丽是不容破坏的，生态的和谐是不容破坏的，被破坏的只可能是破坏者自己承担责任。有这样的反省，就是以生态良心和生态同情为前提的。此外，韩少功的长篇散文《山南水北》中许多篇章更是优秀的生态散文。 新疆作家王族近几年开始转向动物小说，先后完成《狼界》《狼苍穹》等力作。王族说，创作动物小说的起因与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关。他认为，人与动物在大自然中互为依靠的精神内核，时至今日在游牧这一大背景下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状态。 （十五）关于帕男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的主观楚雄情节。实际上，帕男能够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创作《滇，我的那个云南》既是对于云南的全方位认同感，又是对第二故乡楚雄的热爱。他在书中庄重的写道：面对楚雄十月太阳历的庄严神台和高大的神柱，我们仿佛看见那圣洁的太阳女的在顶礼膜拜后的黯然神伤—— 阳光一点一点被神灵带走,驱赶恐惧的圣火噼里啪啦地在风中摇摆不定。玛雅人忏悔挽留的眼眸中转动着滚烫的泪水:羽蛇神……你别走，求求你把最后一丝光芒留下! 几千几百年的沉淀，彝人的厚度超越着现代人可以想像的极限，一切诡秘而又富有内涵的文物昭示的不仅是文明之厚，更是文明之广。 火，也使称雄地球的恐龙生命在瞬间成为绝响。 面对倒下的庞然大物，人的渺小是微不足道的，恐龙死去的惨状，让人类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怖。 恐龙走了，整整六千五百万年。我们不能听到它踏实浑厚的足音，也听不到它地动山摇般的嘶鸣。但我们可以想象—— 六千五百万年前，禄丰盆地气候温热宜人，雨量充沛富足，沼泽襟连，森林密茂，叶肥草丰。马鲛鱼在水里悠游，甲板小鳄躺在沙滩上。盆地四周，无数的卞氏兽躲藏在石缝里，斜乜着高大的禄丰恐龙趾高气扬地穿过丛林来到溪边。身轻灵巧的芦沟龙不紧不慢地走向一棵蕨树旁边，坐等树上不慎滚落的昆虫。高坡上，三迭龙虎视眈眈地盯着芦沟龙，恨不得马上将它撕了，也好美美地饱食一顿……然而，这也只能想象，留给人类的一堆又一堆的白骨当中，能破译的仅仅是“惨烈”吗？ 六千五百万年实在太久了，恐龙死时向着东方翘望的姿态是否寓示什么？是否守望着地球未来一个高度现代文明的到来？ 至今为止：凡苏美尔、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希伯莱、古波斯等现代西方等原创与非原创文明虽有的曾是最早，有的递相繁衍，有的相互敌对，繁星的勃发均昙花一现，暂存的五指可数，分裂的仇视背离了全球化的潮流，内涵特征的密切渊源无法从根本上解除西方文明本身和她给世界带来的没落危机。唯有中国文明卓尔不群、独立东方，被国际主流目为神秘另类和出众黑马。 “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 这是泱泱中华，这是盛世绝响。 这不也千里彝山的真实写照吗？ 威楚雄州，素有“省垣门户，迤西咽喉”之称。成昆铁路、广大铁路、安楚公路、楚大公路、南永公路、永武公路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东距省府昆明130余公里、西去古城大理160余里，北达钢城攀枝花不到200公里。 远古的声响敲击着岁月的蹉跎，绵绵千年之后，在现代文明的熏染下，炽练地更加经久不衰。顿时一条长龙横空出世，云击乾坤，与天与地搏击，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倒是真的，如果你现在来到楚雄，只需要你随我走近，再走进。 楚雄的夜来得很晚，风疏疏，云淡淡，喧嚣渐渐远去，行人漫不经心，小城总是以安祥从容的方式示人。 帕男的报告文学《滇，我的那个云南》是一部将自然，生态平衡及其生态建设，人文主义，宗教信仰，人生哲学，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元素融为一体的报告型文学作品，具有特别重要的挖掘意义。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文仅仅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蓝雪儿 )
|
开创文学新风尚 引领写作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