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民国旧对联，半段尘封老故事

一一民国书法大家冯恕徐州铜山赏画记

张铁建

    我家原藏有一套民国书法大家冯恕四尺大对联，二十多年前，有关冯恕的资料非常少。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上网百度一下，资料便出来了：冯恕（1867~1948）字公度，号华农。原籍浙江慈溪，寄籍河北大兴。清光绪进士，晚清翰林出身。民国藏书家、文物收藏家、书法家。其书法杰出，擅写颜体，当时北平的商号匾额，多出其手，有“无匾不恕”之美誉。晚年定居北京。是大清正三品官。又因购得乾隆“自得图”匾而自称自得图主人。民国后在家从事文物收藏和鉴赏工作。他与国之重器、我国古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时期的毛公鼎有些渊源。1926年前后，曾与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收藏家郑洪年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

    冯恕去世后，家人遵其所嘱，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等147件及所藏图书17650册，全部捐献给国家。

    说起这套民国老对联，便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这里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徐州铜山百忍堂张氏家族。据《徐州府志》、《铜山县志》记载：铜山百忍堂张氏家族的一世祖张鉴，以“同知”起家，（”同知”是知府的副职，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后被赐封为韶武都尉。张鉴是大清正四品官员。二世祖即张鉴的儿子张永成，为河营协防，后被赐封为韶武都尉，也是大清正四品官员。张氏家庭里最传奇的当数三世祖，即张鉴的孙子张重，在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之中，张重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仍然在徐州地区广泛流传着。《徐州府志》、《铜山县志》这样记载：张重(字惠元)，铜山人，官小店汛千总，擢宿南营守备、署淮徐营“游击”（”游击”相当于现代的副师长或是旅长）。嘉庆二十五年（1820），调赴河南马营坝堵闭漫工，功最，赏蓝翎，加都司衔。为大清从三品官员。张重长子张绂亭(字梦麟)即铜山百忍堂张氏家族四世祖，累任河北省永清县、东光县、固安县、平山县知县，因功被保升直隶州“知州”，（知州相当于现代的市委书记）。为大清正五品官员。

    张绂亭与铜山县县令、音乐家、古琴收藏家高丙谋、徐州太守汪尧辰、赐进士出身河南布政使街段广嬴、徐州籍书法大家张伯英的祖父张省斋等，经常一齐游山玩水、谈佛论道、相交甚笃。有一次囊中羞涩的张知州看中一幅六尺巨幅八大山人画的大中堂，上面一棵松树，树下蜷伏一兽，像鹿，自从见到这幅画，张知州便日思夜想、魂牵梦萦、寝食难安，为了收藏到这幅精品，张知州后来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借了许多外债，以致“适丁外艰，贫不能遽归，缙绅家率以金帛助，悉却之……”（节选自清徐州太守汪尧辰篆碑额、铜山县县令高丙谋撰文、咸丰进士段广蠃手书的《皇清诰授奉政大夫例晋朝议大夫绂亭张君墓志铭》）因为父亲去世了，需要回江苏徐州铜山老家守孝，穷的沒有回家的路费，绅家率领乡亲送来金帛来资助他，但被张知州谢绝了。

    最终张知州如愿以偿，将这幅水墨画带回徐州沙家汪莲花井老宅珍藏起来，备加爱惜，后来有彭城户部山富商愿出巨资欲购此画，但被其断然拒绝。张知州对待此画如同对待自己的生命一般，非常珍惜。甚至轻意不愿让人触摸或欣赏，他还嘱托子孙后代，要将此画奉若至宝，代代相传。

    咸丰丙辰年（1856年）张绂亭逝世，越十四年(即同治1869年)，其孤珠树等请张绂亭故交，铜山县县令高丙谋撰写绂亭张君墓志铭。光绪十二年（1886年）绂亭二儿子张澍洞逝世。三子张珠澍（字惺原）主持，（张珠树是我的五世祖，张珠树曾随父助劳，创办团练，后接领营务，因功被保升为大清候选知县。）经子侄议，将徐州城宅与沙家汪董姓调换城南五十里左洼村土地数百亩，张珠澍全家（澍字辈三房带寿字辈八房）迁左洼村定居。同时被张珠澍带到左洼村的还有八大山人的那幅画，及明代吴门大才子唐寅唐伯虎的一幅行书中堂在内的一批家传古书画。为了让左洼张氏家族后人不忘张家的祖籍，张珠澍又将《皇清诰授奉政大夫例晋朝议大夫绂亭张君墓志铭》带到左洼村。

    后来，这批书画又被张珠树二子张寿铭(张寿铭1930年逝世）继承。

    由于张铁建四世祖张绂亭和五世祖张珠树与张伯英祖父张省斋的关系，及张伯英叔父张从仁（字云生）与我六世祖张寿臣和七世祖张鸿震的关系。我三祖父，今年已经百岁高龄的张鹏舞曾经对我说：1923年，张伯英母亲陈太夫人在铜山三堡榆庄病世，张伯英从北平匆匆返回徐州，在老家停留三月之久，在赴皇藏峪小山口外祖母家小住期间，曾借道左洼看望张寿臣，张伯英称张寿臣，也称八爷。张伯英在张寿臣、张鸿震叔侄陪同下，欣赏了已被张寿臣家兄张寿铭收藏的八大山人《松鹿图》，拜谒了在村西南张家老林张心树墓地，参观了墓地西边不远处的古迹树驳桥景观等。临别前，张伯英特将刚编印好的《张母陈太夫人讣状》一册送给张寿臣，作为此次赴左洼村的留念，这本由张伯英亲自校订印刷的线装书，现为铜山百忍堂十世孙张铁建珍藏。据说，张伯英从1923年5月回到北平后，到1949年病逝，期间再没有回到徐州。

    张伯英（1871－1949），徐州铜山区人，出身于徐州望族。清代光绪朝时举人。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文物收藏家、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

    张伯英书法名重其时，又是民国军阀段琪瑞政府副秘书长，位高权重。加之又是收藏大家，与晚年同样定居北平的书法家和收藏家的冯恕志同道合，交往甚密。

    一日，两公又聚在一齐品茗，张伯英无意间提到老家徐州铜山张重家族那幅八大山人的《松鹿图》，又饶有兴趣地说到两家深厚的渊源。

    哪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比张伯英年长几岁的冯恕，当夜，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释怀。究其原因：冯恕收藏，已古籍善本书为主，对古代书画涉猎不多。但对八大山人墨迹，一直是情有独钟，梦寐以求。

    冯恕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这似乎又是收藏家们共同的气质与性格，一旦确定，立马去实施。第二天一早，便驱车来到张府拜访，缠着张伯英与他联系一下，说自己要去铜山左洼一赏八大山人真迹。张伯英对公度兄的个性十分了解，认准的事，一定要弄出个结果。于是，写了封介绍信交给冯恕带着，并对冯恕说：”八爷张寿臣见到这封信，一定会认真的安排好这件事。”

    几天后，冯恕坐火车来到徐州，住宿在徐州淮海路上最繁华的花园饭店。

    民国时，冯恕参与创办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华商电灯公司的总办。此行之前，除了张伯英的介绍信，冯恕提前已安排华商电灯公司徐州办事处的一负责人在徐州安排接待。

    张寿臣也从左洼赶到徐州，在花园饭店，见到冯恕，冯恕出示了张伯英信函并说明来意，张寿臣对冯公度说：”画在家兄手中，不过，带来一赏肯定没问题。”张寿臣见冯恕平易近人，说话一团和气，闭口张口称八爷，很受感动，颇有感触地接着说:“二哥张寿铭有吸大烟的习惯，祖父传下来的这批书画全在他手上，这样下去，我看早晚会被他糟蹋，如能归于冯恕先生，定能代代相传，也算好事一桩 。”

    张寿臣回到左洼找到胞兄张寿铭，说明情况，请家兄务必第二天上午赶到徐州，拿着画，请远道而来的冯公度先生欣赏一下。

    张寿臣（字觐卿），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八，亲兄弟五个，他最小，人称“八爷”。在叔伯兄弟中，他最会来事。据说，八爷当时在铜山、徐州一带十分有名。八爷混的好，不仅是因为他是平山县县令张梦麟的孙子，同肘他还是铜山县商会会长。在兄弟五人中，张寿臣与四哥张寿民最得张珠树宠爱，从小父亲便带着他俩，可谓见多识广，兄弟俩为民请命、治理水患，造福一方，调解纠纷，是徐州、铜山一带知名的乡绅。兄弟几个遇到事也都愿和他商量，叔伯兄弟们都很尊重他。所以三弟安排又亲自过问的事，作为二哥的张寿铭也是言听计从，立马执行。第二天上午张寿铭带着画，赶着马车向徐州奔去。

    当张寿铭赶着马车刚来到三堡集北头，突然，刚刚还晴好的天空，打了几声响雷，还没等张寿铭反应过来，暴雨己哗啦啦的下了起未，张寿铭出门时沒有想到会下雨，那幅装裱好的古画仅用锦布包裹，暴雨一下，还没来得急找到避雨的地方，画已被淋湿了，张寿铭心急如焚，但无计可施，只好把车赶到路东边一大树下，自已抱着画，躲在马车下，而那雨更是出奇的歪呼，一连几个小时，下个不停，张寿铭站在雨中，自言自语道：天公不作美呀！雨，一直淅淅沥沥下到下午三四点钟，张寿铭全身早已湿透，那画也被淋透了，张寿铭心情糟极了，心想，这样前去见人家，不被人家冯先生笑话吗？这时，他的大烟瘾又犯了。于是，调转车头，回到左洼家里。几口大烟一抽，浑身飘飘渺渺，身体也不想动了。

    再说.，冯恕在花园饭店里，眼见暴雨下了一天，心想坏了，今天又看不上了，真是好事多磨，节外生枝呀！寻思着这画看样与自已无缘啊！当天晚上，冯恕接到母亲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有人催要书法作品。冯恕是圈内公认的大孝子，对老母一向言听计从。第二天早上，冯恕便坐火车回北平去了。

    临走时，冯恕委托办事处人员，把一套对联与大中堂转交张寿臣，以示纪念，也算结个善缘。以便下次有机会再来一赏。另留一套对联，转交老友四世仁兄留念。从这件事的细节上来分析，冯老夫子对铜山这幅大六尺的八大山人的《松鹿图》还是存在其他想法的。京城收藏界的大腕，个个都是放长线吊大鱼的高手。冯恕是收藏界大家，当然，更深谙此道。冯恕在北平收藏圈内，以稳、准、很著称，是火眼金睛，很少走眼。冯老夫子偏偏这次看错了人，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位徐州办事处人员鬼的很，他久知冯公度大名，一直在等待机会，这下，机不可失。他把准备送给张家的那套对联与中堂留下，把那套带四世兄上款的对联交给了张寿臣，对张寿臣说：其他的全丢了。八爷心知肚明，并收有揭穿戳破他，只是微微一笑，那位办事处负责人不敢正眼看着八爷，羞愧的低着头，八爷拿着对联，走了。

    张寿臣将这套对联转交给了胞兄张寿铭。

    张寿铭长子张鸿翔(张鸿翔1943年病世）后来在分家时，啥也没要，就分了一捆字画。张鸿翔把这套对联传给长子张鹏仙，张鹏仙是我祖父。据我小祖父，原宿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张鹏彭文革期间《张鹏彭清队期间交待资料》记载：张鹏仙是我的胞兄，18岁就出外干蒋匪军。后来，在反革命分子田砚青当太湖县匪保安大队长时，他又去当下级军官。抗战期间，他跑到泰州匪李明阳军队里当下级军官。然后又到伪宿县政府军事科当科员。(在蒙城小涧集)，1944年暑期，我随伪21中西迁前，找他要过路费。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在宿县伪县政府军事科任科员。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祖父的姐夫田砚青任军事科科长，朱大同任宿县县长。祖父文革期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病逝于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几十年来，这套对联一直在我们家中代代保存着，只是由于保存不当，被老鼠咬了几个大洞。祖父去世的早，他去世时我才5岁。我父亲张钊(字万川)，自幼在外求学，他学的是音乐，文革期间执教于宿州五七大学音乐系，因父亲张鹏仙历史问题，受到珠连，而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屡遭受冲击、迫害。父亲退休后，热衷于考据与文史，曾出版《鉴古察今》一书。

    2000年，宿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筹备成立期间，我与画家董宣峰、李长峰经常聚在一起，我曾将对联拿给他俩欣赏，李长锋对我说：铁建，这套对联写的好，别卖，留着。董宣峰对我说：冯恕可能是个海军军官，好象出过国，留过洋，我在那个书上看过。后来，书法家袁峰对我说，他有一本书，荣宝斋出版，启功题鉴的《近代法书扇集》内有两幅冯恕扇面。

    2001，我因急着用钱，把它卖给了宿州市第一届收藏家协会秘书长刘士勇，刘士勇给了700元。一个月后，刘士勇又找我后帐，退还给了我。二个月后，我又把它卖了，这一次卖给了徐州权台矿工会热衷于书画收藏的耿明，他给了1300元。

    冯恕赏画的故事，并沒有一代代传颂下来，直到前几天，我去看三爷爷张鹏舞，张鹏舞是原左洼小学校长，教书育人几十年，今年正好一百岁，刚出版自传《期颐张鹏舞》一书。（三爷爷的父亲是张珠树长子张寿楣，我祖父的父亲张寿铭居二）。这位世纪老人是我们家族的活字典，经他口述，这才还原，这段被封存了八九十年的传奇故事。

    这段老故事似乎结束了，可好像又沒有完全结束。三爷爷张鹏舞接着说：过了不久，那位受冯恕之托的办事处人员，找人传话，说那套被他私吞的对联和大中堂找到了，是用钱买回来的，问我们可赎走，这一次，我们张家沒有再理会他。

    而痴迷收藏的馮老夫子，自回到北平后，也沒有再来过徐州。

    而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恰恰暗合了王羲之《兰亭序》所言，”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是啊！当他对所遇到的事物，感到高兴和满足时，竟然不知道衰老就要到来，等到对自己所喜欢或得到的东西已经开始厌倦，感慨也随之产生了。

    而这一切又怎能不让人感叹不已呢？

(责任编辑：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