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题：“我依然有写伟大作品的梦想”——新华社记者专访莫言
儒雅的中式服饰，盘扣系得一丝不苟。所到之处，水泄不通，闪光灯亮成一片。他眯起眼睛，对此习以为常。
还是那个熟悉的莫言，距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四年多，他依然是当代中国最受瞩目的作家。
日前，莫言带着他的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亮相北京，一向“莫言”的莫言，一改惜字如金的“话风”，在活动结束后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
对于作家而言，写作和作品是永恒的主题。莫言的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现实融为一体，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恣意汪洋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小说世界。尤其是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牢牢地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疆域。
在莫言看来，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爱好者，还是应该先写自己最有体验的事情，跟自己切身最为相关的事情。“你要持续不断地写作，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就必须回到自己的记忆当中去、童年当中去、故乡当中去。”莫言说，现在写小说他还是会把小说的内容家乡化、故乡化。但每次写作，他都有强烈的创新意识，逼着自己走一条艰难的、危险的创作之路。
莫言的创作道路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1981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现在回想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确实把文学当做一个重大问题来关注，全国人民把文学作为热点。”莫言说，当时一份文学刊物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竟然可以卖得座无虚席，而且有很多“站票”……
时至今日，文学不再是一种“显学”，甚至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对此，莫言怎么看？
“现代社会，消费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一方面，客观的社会进步造成了大家阅读量减少，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作家自身的原因，没有吸引到读者的阅读兴趣。”莫言认为，不能因此而贬低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近30年来的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国际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都是很好的体现。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在目前的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世界语言走出国门。在莫言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壮观的文学景观”。
“最近十来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国翻译家、外国出版社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我们作品的创作质量提高了。”莫言说，好的翻译，能够为作品增光添彩，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翻译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但根本来讲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作品质量；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力提升，也带动了世界对中国文学关注的提高。
作为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作家和创造力旺盛的高产作家，莫言曾经创作出《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11部长篇小说，还有《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中短篇小说100余部。但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下，他却没有再出新作。
“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的新作什么时候能出来。”莫言坦言，获奖后他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去过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演讲，也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其他文章，但是他对文学的梦想力度没有减弱，对写经典文学的准备没有停止。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每次写的时候都是铆足了劲，但是往往写着写着就感觉像爬一座高山，爬不到顶气就泄了。这是对一个作家毅力、才力、精力的考验。”莫言说，“我已经年过六十，依然还是有写伟大文学作品的梦想，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还有这样的实力，还是要写下去。”
据莫言透露，他的下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创作之中，时间跨度从历史延续到当下，人物五行八作，各显神通，将全面立体化地展示一段时期的社会生活。“非常坦率地说，我一直在努力，而且我一直很努力。这几年我一直在搜集各方面材料，甚至也悄悄地到一些地方去调查和采访。千方百计做准备，尽量想把这个作品写得好一点。”
在接受采访的房间一角，莫言的作品堆积如山，正等待着他一一签名。门口的读者不停地向屋内张望，眼中充满期待。
“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想成为公众人物，我只能作为一种习惯来承受它。”莫言脸上流露出无奈和疲惫，“我非常企盼着，我现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企盼着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为热点、焦点一旦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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