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穗
○杨东志
麦穗是我的隔壁邻居，按辈分我应该喊她奶奶。
麦穗的婚姻算不得幸福，但是也不能说太差。只是她不太喜欢他的丈夫而已。
麦穗的丈夫忒老实，很少说话，属于“三脚跺不出一个屁”来的那种。而她却很“强势”，做啥啥都中，干啥啥都行。我就亲眼见过她七十四岁还爬树摘洋槐花的镜头。
正是因为麦穗的“强势”，麦穗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主事人”，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为此，一个识文断字的同辈人便开玩笑说她们家是“母系社会”。
麦穗在同村乡邻们的眼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在这方面，我毫不否认。可是，我却又觉得她很“矛盾”，直至现在，我也没有能够给她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麦穗很勤俭。
在我的记忆里，麦穗奶奶无论是赶集上店，亦或走亲串友，路上看见一个柴禾棒甚至一根生了锈的针，也要弯腰捡起来带回家。在我的印象中，每一次看见麦穗，她都是拿着或抱着一些树枝子庄稼秆之类。
那时候，乡下的绝大多数人家粮食不够吃。所以“吃饭”就成了人们的首要问题。在豫东农村，人们都靠红芋（方言。即红薯）生活，红芋干就是当地的“主粮”，所谓“红芋菜，红芋馍，离开红芋不能活”，就是当时这里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可是，尽管如此，很多人家就连红芋干也不够吃，一到新年过后，就要等国家个“救济粮”过活。麦穗家却不同——她家的红芋干从不断顿，只是有点发霉而已。说起“发霉”，这里还要补充一句交代一下：麦穗家常年吃的都是发了霉的红芋干。因为麦穗勤俭持家，非常注重“新老接替”，霉的吃不完，就不能吃好的。结果发霉的吃完了，好的又发霉了。“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正儿八经的“留着好的吃坏的，吃了坏的坏好的”。
麦穗家吃的是这样，用的也是这样。那时候，豫东农村都是土灶，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地锅”。土灶要烧柴禾，不少人家不但缺吃的，也缺烧的。麦穗家不缺，因为麦穗只要有一点闲暇，就要去拾柴禾。譬如，春天割蒿草，夏天捡麦茬，秋天搂树叶，冬天砍树枝。天长日久，诺大个院子两侧堆满了柴禾垛。麦穗烧火取柴，也是严格按照顺序来，绝不到新垛上去取。这样一来，她家的柴禾也是先烧已经沤糟了的，存放着新捡来的。结果糟了的没有烧完，好的又沤糟了。“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正儿八经的“留着好的烧糟的，烧了糟的糟好的”。
麦穗家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喝糊涂（方言。用麦面或杂面煮成的稀粥。当时的糊涂都是红芋干面熬成的），晌午吃糊涂面条（做面条需要粮食。为了节省粮食，又能让饭食稠一点，以便填报肚子，所以就在稀面条锅里搅上一些面糊糊，故而称之为“糊涂面条”），不是麦忙秋忙的季节，很少吃馍（方言。即馒头）。晚上不做饭，因为按照麦穗的说法，那就是“人是一盘磨，睡下就不饿”。
麦穗不但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在我认识她的三十多年里，从来没有见过她穿过一件新衣服，她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到原来的颜色。所以，就连当时最流行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种提倡勤俭节约的话，也难以用到她身上。就连她穿的鞋，也是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夏天穿棉靴，冬天穿单鞋，当然也是捡回来的那种。
关于麦穗的“吃”法“用”法和“穿”法，我曾经大惑不解，并好奇地问过父亲。父亲的解释倒是“别具一格”：“让人觉得她会过日子呗。”
麦穗很大方。
麦穗家的院子很大，足有一亩半地，院子里长着家中老辈人留下来的十几棵枣树，甚至都不知道是谁栽种的。每到秋天，硕果累累。枣子红了的时候，麦穗都会亲自挨家挨户地通知：“都去我家吧，今天打枣子，尝尝鲜。”当孩子们拿上盆盆罐罐陆陆续续来到后，她便拿起一根长长的荆棍，三下两下爬上树去，站在树杈上打起枣来。枣子“呼啦啦”、“呼啦啦”掉下来，落到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看着一颗颗又红又大的枣子，忘记了疼痛，喊着叫着，说着笑着，一边往嘴里塞着、嚼着，一边将一盆盆、一罐罐拾起来的枣子倒向事先准备好的簸箩里……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两个时辰。枣子打完之后，麦穗还会说上一声：“不要吃得太多了……吃太多会胃疼。”然后，她就让孩子们排好队，一人一盆地分给他们。这一分，少说也要分掉三百斤。在当时，枣子五分钱一斤，三百斤就是十五块钱。别小看这十五块钱，那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它可以买大约二十五斤猪肉呢！这要是放到别的人家，是不会这么做的。
一千九百八十三年冬天，麦穗无疾而终。
麦穗出殡那天，全村老老少少都来为她送终。人们或涕泪交流，或唏嘘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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