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祥
我是一家期刊社副社长。令我头疼的是隔三差五常接到来自四面八方印刷厂的电话，联系业务。勤换印厂是办刊大忌，我屡屡以和现在印刷厂配合默契为由拒绝。
这天又接到一家印厂电话，对方一报家门，我愣了。我一反常态地坐下来听他介绍完厂子的情况后，竟说：“下星期到你厂考察一下。”在电话里，我听出对方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异样。
为啥？因为那个印厂所在地是我插队的那个镇的印刷厂。三十年没回去了，我也想过去看看。
那天印厂大厂长、二厂长、书记、副书记带着我参观印刷车间、装订车间。中午，我被带到镇上一家装修豪华气派的酒楼。镇长也被印厂请来了，可见印刷厂对这次宴请的重视。
菜一盘一盘端上来，摆了满满一桌，厂长打开一瓶酒，我忙站起身说：“我不会饮酒。我以茶代酒。”
镇长和我年岁相仿，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粗粗的嗓门，直爽地说：“文化人，不能和我们这些粗人比，免了吧！”
菜还在一盘一盘上，有的菜夹一筷子就被厂长让服务员拿下去了。
我说：“太多了，太多了，浪费的。”
镇长说：“没啥，没啥，你是贵客，厂长想让你多多品尝一些。”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说：“三十多年前，这酒楼仅是两间低矮的平房，可四喜丸子做得很地道。”
众人惊讶地问：“是的，是的，你咋知道？”
我平淡地说：“我在镇旁边的沁水营村插过三年队。”
镇长霍地站起身，大着嗓门喊“再来一瓶酒。白酒！”
他有些醉了，不停地摇晃着身子，打开酒瓶，为我斟了满满一大杯说：“你这是到了第二故乡了，不会喝也必须喝。”
我只好硬着头皮喝了半杯。头胀胀的，双颊发烫。
镇长迷醉着眼望着我问：“三十年了，你回来最大感触是什么？给我们唠唠。”
我靠在椅背上，思绪像流水一样浸过我的头顶，我说：“感触最大的是这个客饭。”
“咋讲？”众人问。
“我在沁水村没下过几天大田，大部门时间是在知青队的伙房里。每每县长、镇长下乡蹲点，书记或队长就让我准备客饭。那时是七十年代，哪有这些肉呀、鱼呀，不外乎一碟花生米，一盘炒鸡蛋，再打上二两一毛三或一毛七一两的散酒。书记队长不兴陪着，有时客人一人喝闷酒没意思，就叫嚷：‘来，来，陪我喝酒。’
“‘我不会喝！’
“‘会不会吃花生米？会不会吃炒鸡蛋？’
“‘会。’
“‘那就得了，坐吧！’
“我陪过无数次客饭，现在数都数不清了。只是到如今，我不吃两样东西，几乎看见心里就有呕的感觉。就是炸花生米和炒鸡蛋。”
餐桌沉默，静静地听我说下去。
我指着码了足足三层的丰盛大餐，指着那些盘盘碟碟、鱼肉虾蟹说：“看看现在的客饭仿佛是海陆空三军在餐桌集结，这可是我当年万万想不到的呀！你们说这是不是最大的变化？”
众人纷纷停下筷子用餐巾纸擦着油乎乎的嘴巴，大眼瞪小眼，只有镇长抚摸着下巴的胡子说：“那时候农村，好吃的东西只知道炸花生米和炒鸡蛋，其它别说没有，见都没见过。就说这鲍鱼，当年就是摆在你面前，即不知道它叫啥，更不知道它还是美味佳肴。也许顺手把它当怪物扔了呢！”
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镇长脸放红光，瞪大眼睛冲着我问：“想当年就是知道，见过。社长你也不会做呀！会做的只有炸花生米、炒鸡蛋。你不想打一毛三一两的散酒，别的酒你就是兜里掖着钱，也没地方买呀。是不是？”
我站起身，端起酒杯说：“为了三十年变化，干杯！”
十几个人一起仰起脖子，把杯里的酒喝个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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