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秦皇岛海子诗歌艺术节的发言
洪烛
海子和海的关系，不亚于海子和诗的关系。
海子196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查湾村，据说因命中缺水，而被父母起名为“查海生”。也不知这种所谓的命运是否可信，更不知这种一厢情愿的补偿是否有效？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自生命的起点就和海发生了关系，哪怕他面对的只是一个虚拟的海：名字里的海。直到他长大学会了写诗，果断地把名字给改了，为自己另起了一个叫“海子”的笔名。虽然连原初的姓氏都抹掉了，但“海”这个字却保留了下来。他似乎认可了个人的天命，依然维持着和海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海，仿佛比他的父姓更为重要，更不可或缺。海，仿佛成了他后天性的父姓，一直继承到生命的终点，乃至永远。他又似乎并没有另起炉灶地改名，更像是换了个说法：海子，海的孩子，海的儿子，原本就包含着“海生”的意思。
当然，在蒙古语里，海子又指湖泊，湖泊等于小海，譬如中南海、什刹海之类都是这么叫起来的。海子一定是来到那座拥有中南海、什刹海的北方名城之后，才学会写诗的，才更换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既是对命运的认识与刷新，而且同样需要从头再来的勇气乃至不可一世的灵感。他怎么预感到自己将以新名字而流芳百世？哪怕这种“千秋万岁名”，注定只能是“寂寞身后事”，未能突破杜甫形容李白而总结的那种“天才诗人生死荣辱的周期律”。但不幸的海子已经足够幸运了，在身后几年、几十年就大名鼎鼎，无需再等若干个朝代。海子的不朽，现在已基本可以肯定了。作为诗人，他简直比李白成名还要快、还要早。他永远都是二十五岁，永远都是二十五岁的名人。即使把死后的年龄加进去，他到今天也才五十岁，刚刚知天命。海子要么早就未卜先知天命，要么就永远不可能知天命。可这天命却让与他同时代的世人清清楚楚看见了，视为奇迹。
是海给了他这种好运气，还是命运给了他这种好运气？是意味深远的名字在暗自帮助他成名，还是他以诗成名无形中使自己的名字篷 壁生辉？不仅海子的原名与笔名都和海息息相关，他的成名作同时又是代表作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是他献给海的礼物，或者说是海回报给他的一份厚礼。我相信海子从海那里借得了神力，这首在短短时间内就不胫而走的诗，才可能像海潮那样由远而近以加速度撞开无数读者的心扉。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表面上是对大海的赞美诗，其实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不便与常人道的牺牲精神：诗人对世俗的幸福可望而不可及，留下对别人的祝愿，转身将自己献祭于大海。此诗写于1989年1月13日，海子在冬天盼望着春天，在城市里眺望着大海，身不由已，情不自禁。海对于挣扎在红尘中的诗人，不仅代表远方，还象征着来世。他渴望完成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超越。
没隔多久，海子果然这么做了。同年3月26日，他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搭车前往秦皇岛，是私奔，又是践约。那是和春天的约定，又是和大海的幽会。同时，还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他在秦皇岛市海港区东港镇龙家营村卧轨自杀。这里离山海关不远。大海近在咫尺。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成了挡住25岁的海子去路的鬼门关。
海究竟对海子意味着什么？母亲？故乡？童年？诗人的乌托邦？蓝色的理想国？也许兼而有之。也许还远远超过这一切的总和。他投奔大海，作为一生的最后旅途，也就等于回到了起点。父母给起的名字海生，以及自己给起的笔名海子，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对他的生死抉择也不是没有一点心理暗示。
海子为什么选择秦皇岛作为人生的终点站？道理好像很简单：这里有一片离他蜗居的北京城最近的海。为尽快地投奔海、回归海，他走了一条捷径：缩短了必经的苦难，也省略了可能的幸福。但若往深底里追究，还在于海子对这片海最有感情。海子曾和在中国政法大学相识的初恋女友，于某个周末，即兴去过北戴河，享受了一小段美好的时光。我不知那是否算海子第一次和大海的约会？但这个跟他结伴去看海的女孩，绝对是他临死前一个月追忆爱情履历的《四姐妹》里的第一位。后来由于对方的高知父母嫌弃海子出身贫寒，投了否决票，这段恋情半途而废。海子却不能自拔。1986年以后海子多次一个人重返北戴河，凭吊初恋的遗址。虽然爱情的沙塔早已沦陷为一片废墟。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在这种没有回应的祝福和强作欢颜的痛苦中诞生的吧？1989年真的春暖花开时，海子最后一次去看海，却再也找不到回头路。他被海留下了。正如海也在他的名字、他的诗篇、他的命运里永远地留下了。海子海子，海的孩子，爱的赤子。他为别人的幸福而夜以继日地祈祷，却忘了祝福一下自己。他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却接受了命运对自己的无情，独自拥抱着一片苦海。正如他那首《眺望北方》的结尾所述：“我的七月缠绕着我，像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它将在痛楚苦涩的海水里度过一生。”这是海子对自己的预言，也将由自己来实现。
海子命中真的缺水吗？不，他缺的是爱。缺爱比缺水更使他倍受煎熬。
海子真的因为命中注定的干渴而对海情有独钟吗？他恐怕想不到：海水是咸的、是苦的，不仅没法解渴，还会使人加倍地焦渴。
好在诗人总是有办法的：用大海的千顷苦水，酿出了心里的一滴蜜。也许无济于生前事，却有助于身后名。读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深情诗篇，世人哪里猜测得到：甜美可口的语言，居然是诗人满肚子的苦水酝酿而成。不，他的人，他的诗，更像是天成。他的人生和他的诗篇，浑然天成。
海是苦的，却不是无情的。以另一种方式回报了诗人的多情，安慰着诗人的苦心。没有按其所愿施舍给他幸福的瞬间，却赋予他永恒的光明。
20世纪末，或者确切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末尾，海子以诗成名，以死成名。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大诗人。他所创造的诗歌奇迹并不孤立，和离我们最远的那位大诗人屈原遥相呼应。无需讳言，非正常的死亡方式，既为他们的创作与人生打上一个惊叹号，额外还划出了一个问号。屈原天生就是问号型诗人，在《天问》中一口气浪掷了多少个问号啊。甚至他怀石自沉于汨罗江的结局，都不像是结局，更像是开始：由此展开了更多的悬念与疑问。比其任何一篇作品留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海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海子投奔北戴河，卧轨于山海关，并不是出于对屈原的模仿，更不是因为模仿得成功而进入绵延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史。在他之前和之后，并不缺乏自杀的诗人，但死了也就死了。诗人之死，只是一根导火索，关键还得看其作品是否具备爆炸性，是否能获得读者的口碑。那才是站得住、站得久的惊叹号。
我不知屈原的命运是否对海子产生过心理暗示？那已和屈原的作品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一笔遗产，影响过李白、杜甫，以及历朝历代无数的文人。我一直觉得，中国诗歌有几大传统：烈士的传统，隐士的传统，战士的传统，名士的传统，诸如此类。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烈士传统，无疑是屈原开创的。
海子的人生是不幸的，但作为诗人又不乏幸运之处：骨子里天生有一份诗歌烈士的精神，使其情感与思想都能达到沸腾的程度。读者几乎无法不为其人其诗而动容。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祖国（或以梦为马）》：“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尤其该诗结尾，简直是对自我宿命的预言：“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葬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及太阳 必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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