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少一个人
王莺
照片右边的那个小女孩是我，中间是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我还有一个哥哥，那年十五岁，他刚刚上了军校，所以照片没有他。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有爸爸的全家福。
爸爸很帅，很瘦，厚嘴唇，不抽烟不喝酒，特别爱干净，不善言语，在他30几岁的时候，已经是十分威风的国际列车车长，俄语很溜。他每次跑车回来，总是把那个棕色的带着铜扣的方皮箱、闪着路徽的大壳帽、笔挺的蓝制服及一把把闪亮的火车门大钥匙，一一摆放在里屋那个固定的位置上。
记得有一次，我偷爸爸的钱。从他的包里拿出一元钱，正往身上藏，一回头，爸爸就在我身后。他装做没看见，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接下来几天，爸爸照旧不爱说话，照旧忙碌，开会，写东西，上班。只是在一天晚上在我枕头边放了一本画册，一个粉色的发卡。我感到那一元钱十分烫手，从此再也没有偷过东西。
八月末的一天，爸爸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叔叔。我们只顾得簇拥在他的行李旁，寻找着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糖果，或者是我最喜欢的小人儿书，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妈妈慌乱地说:“你们去胡同里玩，大人说话儿呢。”这次爸爸什么也没有带，我们很失望，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第二天，爸爸说:“我们全家照张相吧!“我们惊喜极了,这至少对于我来説是第一次。我们都换了衣服，妈妈给我穿上爸爸从莫斯科买的有红圆点儿带白蕾丝的布拉吉，虽然有些小了，妈妈还是执意给我穿上，我们姐妹三个都梳好了小辫子。
丰台桥北有一家红漆大门的照相馆。摄影室门口有一个长圆镜子，爸爸从衣兜里掏出小梳子，用那惯有的动作，把他浓黑的头发三七偏分，理了理。他摸着我的小辫子，向上弯了弯，妈妈赶紧上前，把我的小辫子重新扎成两个小髻。在明晃晃的摄影灯前，我们排成一字形，那时我很想站在爸身边。年轻的摄影师说:“要照了，笑一笑。”可我不想笑，坚定地认为想:一笑眼睛就小了，我一定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爸爸常说：“三儿的大眼睛真好看。"
照完相的第二天，爸爸住院了，原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妈妈说就是因为爸爸不爱说话，又特别好强，什么事情都忍着。在他住院的近半个月里，我并不知道妈妈和懂事的姐姐内心是多么的不安，我只是很期盼那张全家福快些洗出来。
照片终于取回来了，照片中,我果然把睛眼睁圆了。但我不明白，全家人怎么都和我一样没笑呢？要知道，有着厚厚的嘴唇的爸爸和细眉毛的大姐,笑起来是很好看的；而且妈妈的眼睛怎么显得又小又肿呢？弟弟的嘴角好像还撇着。“快拿去给你爸爸看看吧!”妈妈说。
在北蜂窝铁路总医院,我看到了靠在窗前病床上的父来。虽然当时我不到八岁，但那一幕我永远难忘!初秋的午后,太阳暖暖地照在父亲那蜡黄的脸上。“爸爸,你看我们的全家福!”我迫不及待地拿出那张刚洗出的照片,照片新得似乎还有些粘手。父亲接过照片,仔细地看着,然后抬起头看了看我的眼睛，似乎又在说：“三儿的大眼睛真好看。”可自始至终，他一句话也没说。“小孩先出去吧”护士说，我慢慢腾腾挪出病房，在回头的时候，看见爸爸妈妈都在流泪。
国庆节前的一天, 家里来了一辆小面包车,爸爸的同事接我们姐妹四人去医院。我们随着大人奔跑向爸爸的病房，可那个曾洒满阳光的病床上，已空无一人。
从此，我很长时间做好多不同的梦，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但主角都是爸爸，而且，所有的梦，我能很完整而生动在第二天讲出来：什么医生误诊了，爸爸转危为安成了异国他乡的神仙；什么因为我不听话，他去给别的孩子的当了爸爸；他出差了……总之，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死：每次都穿着白衬衫，只有一次穿着毛线织的蓝色马甲。我的那个爸爸，出现时，特别清晰，回回头，走了，特别模糊。
在我青春期的好长时间，喜爱年长的男人。我太爱说话了，特别爱出风头，拔尖。我妈教育我最管用的话就是："你一点儿也不随你亲爹"。
多么年过去了，我家又照了很多次全家福。照片上的人，由一行变为二行、三行，但我总觉得母亲身边，照片最中间的那个位置,总是少一人。
原载《北京晚报》2004年4月3日
作者简介：王莺，女，北京海淀区人。 北京作协、丰台作协会员。 2016出版个人散文集《北京花事》，1980年起在《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财经报》中央广播电台等，发表《总是少一个人》、《孩子，你是最棒的！》等散文。多次在《北京文学》发表诗歌散文等。在《北京，你好》征文比赛中获三等奖。建党百年征文《迎接周总理那束鲜花》获一等奖，并发表各大报刊。辅导小学生作文比赛获一等奖三次，二三等奖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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