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鉴赏的审美要求
1.从“看故事”到“看人物”
从传统的理论来解释，小说当然都要讲故事。我国小说自诞生以来就看重故事。魏晋小说以怪异闻名，唐宋传奇以传奇吸引人，宋元话本也以故事见长，后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也少不了故事这个东西。但是，小说是不是就只是讲故事呢?或者说鉴赏小说是不是就是看看故事了事?我们的鉴赏兴趣应该摆在哪里?
据说，1982年7月，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先生在上海谈美国文学情况，讲到惊险小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美国很受普通读者欢迎。然而，董先生说这类小说大部分却不能看成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这些小说“只注意情节，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描写”。可见，故事与人物在小说中并不互相排斥，写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刻画人物。
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是要写好人，反过来，写人又总离不开故事，离开故事的人是不存在的。但是，故事在小说中却并不一定都要具有明显的存在形式，甚至我们发现有些作品所写的故事也并不是有头有尾的，而只是人物生活的某些片断或某一个特定的侧面，或者只是作者对某些人和事的印象，断续而不衔接，相关而不相连，但作者以这种特异的形式所刻画的，仍然还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大都属于这类情况。如果我们只是抱着一个欣赏故事的心理去读鲁迅先生的小说，那就得不到什么东西。特别是鉴赏现代的所谓意识流小说、哲理小说、文化小说等，更是如此。
既然小说创作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那么小说鉴赏的主要兴趣也就要摆在小说的人物身上，要看这个作品塑造了怎样的人物，用什么笔墨塑造的，有着怎样的个性，蕴含着一些什么值得人们深思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是经常听人说“会看小说的看人物，不会看小说的看故事”这样的话吗?这对于小说鉴赏而言的确是顶顶重要的。
2.努力捕捉丰厚的生活底蕴
作为以叙事见长的小说艺术，侧重于对生活的冷静客观的再现，但是，一篇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不是作者随意用词句和事件组合而成的玩意儿，也不是作者运用小说形式美的种种技巧来取悦他人的劳作。应该说，它是一种尝试，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者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力图寻求生活经历的意义，力图理解各种事物是怎样意味深长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创造，从而实现小说教育读者、启迪读者的目的。不过，这一目的的实现却不是由作者直接说出来的，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和意向都潜藏在一系列小说形象的背后。因此，鉴赏小说就如同我们走入身边的实际生活中，这里面谁是谁非，孰优孰劣，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判断，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所做的努力和我们鉴赏小说时为寻找生活意义而作的努力并行不悖。不同的是，作家所面对的是日常的实际生活，我们所面对的是作家根据个人的经历所创造出来的生活。
正由于小说所表现的生活蕴藏了丰厚的内涵，西方美学家往往把这种生活形象称作“有意味的形式”，我国古代美学家则把它称之为“象外之象”或“理外之理”。就鉴赏而言，从小说生活形象中发现它的意义，捕捉它的底蕴，或者说从“有意味的形式”中咀嚼出“意味”来，也就成了小说鉴赏的另一重要任务。
3.“钻进去”与“跳出来”
调动自己的丰富记忆努力钻入到作品中去，与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息息相通，从而获得一种感情的“净化”、审美的快适，这叫做小说鉴赏的“钻进去”。但小说鉴赏也不可一味地只顾“钻入”，将小说中的生活与现实完全等同，它又需要读者从作品中不时地“跳出来”，用我们的政治观点与美学观点对作品进行独立的思考。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说：“在一个真正作家的气质中，总有一种近于痴狂的激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受节制的激情只是激情而已，而有所节制的激情则是天才”(《现代小说美学》)。从小说创作而言，作家的确需要有一种“近于痴狂的激情”(此为“钻进去”)，但这种激情又必须“有所节制”(此为“跳出来”)，切忌让那种“痴狂的激情”完全左右了作家的头脑，那就近乎危险了。小说鉴赏也是同理，创作与鉴赏本是一种逆向的创作。
“钻进去”与“跳出来”总是一对矛盾，在实际的小说鉴赏中，很多情况下也就是未能处理好这一矛盾。我们说，太钻进去了不行，但完全跳出来游离作品也不行，在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一个程度的标准呢?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保持一个多大的“距离”呢?把这些说清楚是不容易的。朱光潜说：“……‘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25页)事实上，读者还是难以把握这个分寸的。我们只是感到，要想获得“不即不离”的鉴赏境界，不论怎样都得把握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钻进去”切忌走到庸俗的自然主义的路途上去，“跳出来”又要注意防止闹出“瞎子断匾”似的笑话。在这样一个总体原则之下再追求那种“不即不离”的鉴赏，从而使“钻进去”和“跳出来”这一矛盾较好地统一起来。（资料来源star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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