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极不擅长于做买卖的了，小时候父亲给我钱我也不好意思去买东西，但迫于生计，我很早就“经商”，记忆中大约十一二岁就到街上卖自家种的菜，卖菜的钱算是家里除了养猪以外的另一种现金收入了。不会用杆秤，就论捆或份来卖。每到蔬菜上市的季节，父亲从地里把莱收回家，用稻草捆成一把一把，放在菜篮子里，我提到街上，等客人来买，一把两三毛钱不等，葫芦南瓜之类的大小不一，不能成捆，就论个卖。有时也卖菜秧，用南瓜或葫芦的阔叶或报纸把根部带泥的秧苗包起来，捆成小捆卖。中秋前后卖大豆，从地里拔出整株大豆，砍去根部，剔去叶子，剩下豆夹和枝干，大约每2—3根均匀地捆成捆来卖， 一般是卖煮熟的，也有卖生豆角，秋收后还可卖炒豆子，干豆籽在锅里炒熟，或加盐水炒成入味的盐豆子，卖的时候就用个杯子量着卖，一杯几毛钱。山上有野果子的时候，我们也会釆来卖，主要是野生猕猴桃，乌饭（土名“树籽”，熟透呈蓝黑色圆粒状），野竹笋，野山菇之类的。还有采草药卖的，山上各种青草药：铁莲骨，龙牙头，金锁匙，苍籽根，鱼鯹草，摩天前……我是脸皮特薄的那种，每次都很不好意思，挎着菜篮从家里走到街上，总觉得两边的熟人都在盯着我看，站在街边也是一声不吭，光等着人来买，那时候多数村民都自种菜，买的人很少，虽然巴望着早点卖完回家，可是常常是站了大半天还是卖不完。
现在村里的小孩们已很少象我小时候那样站在街上卖菜了，基本是中老年人。如今每次回家，看到农人挑着自家种的莱到街上卖，我就难免心生同情，或许不因为赚钱的多少，只是油然想起童年的辛酸，那时候乡村收入来源很少，赚钱太不容易！农民们虽已很卖力了，却还是难于应付穿衣油盐和孩子上学等基本开支。
大约上中学的时候， 长大些了，上了力气，寒暑假时偶尔也去工地或砖瓦厂做点零工，或是帮做草菇的农户拧稻草，但这机会不多，我体力也不行，人家不太喜欢用，最经常的是到山上刈柴卖给砖瓦厂烧砖用，计重量算钱的，量力而行，比较自由，那时候价格是每百斤一块五左右，村子附近有两个砖瓦厂，一个在离村约一公里的南安桥，另一个在离村五公里左右的十字亭。我们到附近的山上，用柴刀象理发一样把山上的柴草连同灌木荆棘蕨草一并刈下，捆成捆，挑到砖瓦厂过秤登记，每天要来回好几趟，隔一段时间结算一次。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一个暑假下来还是很难赚够学费。有时我想，放到如今，我们即便是上街捡塑料瓶纸皮，一个暑假下来也能攒够学费吧。
有一年暑假，常年在外面做生意的表叔批了些白地瓜让我们兄弟俩拿去卖，赚的钱归我们作学费，除了在街上卖外我们还挑到附近的工地卖给建水库的工人，弟弟力气大些，但不会看秤和算钱，他就负责挑担，我负责称重算钱。个别工人看我们是小孩，居然使心眼，趁一堆人围着谈价，称重，算钱，我们没注意的当儿偷偷往不远处的乱石坑里扔地瓜。我虽看在眼里，但他们人多嘴杂死不承认，也奈何不了。另一次是寒假春节前，表叔批了几袋花生，我们挑到附近的小村子卖，一斤1.3元，比当时的市价便宜不少，最远挑到近2小时路程的龙源村再绕道回家，几天下来，累得够呛。具体赚了多少钱记不得了，唯一的映象是，每个学期的学费几乎没有凑足过，都是紧巴巴的，甚至多次拖欠。现在想起来，当年因没钱而辍学的小孩比比皆是，也没听过有什么城里人来＂爱心助学＂，也许大家都穷，也助不过来，即便真有，大概也很难轮到我吧。
成年之后，我也算正儿八经地开过店，如今时髦说法就是所谓“创业”。我租了老街上一个很小的铺面（月租只要几十元钱，曾经是个豆腐店），木墙壁和遮雨棚都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沿街的一面因为要摆柜台，我只能花点钱请木工师傅做了几扇活动推拉门（木料是之前家里攒的），这算是唯一的“硬件投资”了，除此之外的店内玻璃柜台、货架、摆烟的专用木框都是我用业余时间亲手做的，后来我初略算了一下店的投资总的算起来还不到1000元（那时教师月工资大约是200元），其中我还向朋友借了500元。卖的杂货就从几百米外的批发店按批发价拿货，再摆到柜台上按零售价卖出去。这条街上是小学生上下学的必经路，我还常常到县城批一些玩具，小日用品来卖。店铺刚开张的那会儿，我也干劲十足的，希望真能赚点钱贴补家用。因为我当时在乡下有工作，店的事基本交给老父亲和弟弟看，因为确实是太简陋了，我们家人也都不是经商的料子，周围的老店家本身就不少，我们的竞争实力远不能比拟，生意十分惨淡，这样维持了约大半年，只得放弃。
不管是被动的做买卖还是主动做生意，我的经商岁月多是一些辛酸的记忆，没能让我有赚钱的快感，只是认识了自已的短处，深感乡村生计的不容易，也算是一种体验和历练吧。即便是如今，我脸皮比之前厚了不少，但我仍是不善营销，总是固执地认为包装与营销都是有罪的，只有等着别人需要我了，我才心安理得地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活该是打工的命了！
高世麟（2015.07）选自《驿外随笔》（四季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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