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和培黎工艺学校

4月来到上海，抗战爆发后，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给工业造成的巨大破坏，他与埃德加·斯诺等人共同提议以合作运动的方式在中国各地推动工业发展，并开始组织工业合作社（工合）。培黎学校正是为了支援工合的发展，从中国普通的工人、农民里培养技术人才所创办的。

-生产所焕发的集体主义精神风貌依旧打动人心。路易·艾黎，乔治·何克等一批为培黎、为中国革命奉献一生的国际共产主义友人，值得我们永远的尊敬与怀念！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越来越认为该做的事是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困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他们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

这些都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的学校。培训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课堂作业是次要的。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实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得到的原料；另外半天则上课讲理论。整个学制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紧密合作的集体，至少生产自己需要的部分物品，因为最理想的那些学生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

岁时把他们输送出去，就可以在合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中发挥领导作用。

1941年）当中的第九任校长了。

我们集中精力培训农民子弟不仅可以针对当时“受过教育者”的偏见，证明技术领导人是可以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培养出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能够提供一批习惯于集体劳动的技术熟练的人，不论把他们派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立即参加那里的建设。

60来个学生，并添置了一台机床，一架小型汽油发动机，开办了机械车间。在一名学生范文海的带领下，安置了河南难民并开展了烧石灰、伐木材、烧砖等活动。我们还为大批河南难民办了一个小诊所，用可以得到的有限的药品，竭尽所能护理伤员。

洛阳和宝鸡两地的培黎学校都没能办多久，它们都在遭到轰炸后关闭了，学校的领导人早已被抓进了集中营。这两所学校由于过分强调生产自给，到晚上学员们已疲惫不堪时才上课，所以办的不成功。在宝鸡的学生制作玩具卖给街上的一家小店。学校解散后，没有一个学员参加“工合”的工作。

洛阳那所学校有从合作社来的孩子，也有学生。“工合”主任被捕后，他们有一半人去太行山投奔八路军。洛阳是晋豫一带合作社的地区中心。我去了那里了解情况。只见在城外一个有几孔窑洞的院子里，露宿着一小批原来的学生。学校的设备已荡然无存。有几个学生竟被所谓的“合作社”的官员们当做住处的佣人使唤。我们总算把这批学生全部转移到了双石铺，并加入那里正在扩大的队伍。他们是绝好的材料。

在双石铺的最后阶段，“工合”的秘书长开始抱怨把钱花在西北这样一个小镇里，认为在重庆办学，官员们看得见，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誉。由于安徽的黄山是委员长度周末爱去的地方，所以在通往黄山的路旁选了校址。我十分反对这种主张，从未去看过这所新“学校”。乔治·何克生怕孩子们失去受训练的机会，还是去了。他发现孩子们摸黑坐在一间屋子里，灯已被拿到别的房间去为当地官员举行晚会用了。尽管制定了教学计划，教师们却不来上课。曾经计划要在临近的运输大院里做一些活，但没有多大干头。这批孩子很快便迁到了双石铺。

1947年关闭了，学生和设备都搬到了山丹。

年起一直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主张我们这种培训办法，而且在美国很出名；我们曾从美国筹集到大量资助。再者，“培黎”在中文里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样命名很合适。

20年代后期在上海认识贝利的。我读到他在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文章，便去拜访他，结果看到他就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室内尽有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他正用打字机记述自己的想法。我们成了朋友。他常告诉我不要只呆在上海，要在中国真正所在的农村去学习，设法了解人民。因此，我们在上海的几年当中，很少在周末或节假日不一同外出，到农民干活的地方去，在那里可以看到河渠和宝塔，平底帆船和农民，观赏景色，增长知识。

贝利启发人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已经开始为他未能预见、也未能活着见到的新中国培养青年。贝利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了南京大学农学院。执教期间，他让学生们住到紫金山附近去，重新植树造林。这位古怪的老人常说，向饥饿和绝望的人传教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先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才能向他们讲哲学。”他竭力推行自己的一套林业主张，并常年为之奋斗，希望制止人们砍伐森林。他使紫金山的一侧种上了树苗，然而清明节一到，便眼见所有的小树都被人砍走，做成细棍，用来挑纸钱插在坟上了。他的第一次植树努力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提出的把清明节定为植树节的意见，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就被政府采纳。

只要听说有自然灾害，贝利就设法到他可以支援的地方去。他曾经帮助把山东的饥民安排到吉林定居；东北发生霍乱时，他又建立了一所霍乱医院。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影响到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不久便指使匪徒将他毒打一顿而且赶走。他不断派送年轻的中国人到美国去工作和学习，这些青年回国后被称为“贝利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工合”运动的骨干。

70多岁时还和刘广沛在安徽的和县做农村改革工作。我同拉夫尔·赖普吾执教的上海麦伦中学的不少学生（其中包括迈克和阿兰）一起到那里去。这批学生可以帮助实现他的部分计划，而那是一件值得一试的很有意义的工作。贝利出去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后来发现患有前列腺癌。虽然动过一次手术，结果还是复发了。在美国住院是很花钱的，他不愿意成为家庭的累赘，竟跑到后院开枪自杀了。一个曾在中国为造林的基础工作和技术培训而努力奋斗过的老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善良的普通美国人和善良的普通中国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3间房的校舍，室内仅有的生产设备就是一台织布机和一台绕线机。厨房空空荡荡，外面的旗杆上飘着一面边缘破碎、几乎褪成白色的国旗。在其中一间屋里，十几名还未离校的学生睡在课桌上，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浑身疥疮，营养不足，身上尽是虱子。“工合”的人看到这样的学校觉得可笑，普遍的呼声是：“何必为这么个地方操心？放弃算了！”人人都想得到拨给学校的那笔钱。

1942年春末夏初，整个学校的面貌显得欢快明亮多了。双石铺、宝鸡，还有更远地方的合作社开始把徒工送来学习。

在双石铺，一如“工合”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一样，主要的问题总是财政问题。有的时候，乔治·何克简直一筹莫展，双石铺能得到的任何现金都必须经过“工合”西北地区办事处，然后到主管“培训”的妇女工作部，这才到学校。由于向这两个单位要经费的很多，要从他们手上拿到钱是很不容易的。

100多公里翻过秦岭山口去宝鸡，连争带求要点现金，当夜再骑车返回双石铺。有一天夜里他遇上了土匪，总算挣脱了身，把那笔宝贵的钱带回了学校。

60人。为学生找各门课程的教师也极其不易，乔治还是找到了临时的帮手，至少能够正常地开课，而且总的说来，学生们喜欢上这些课。每周三、六各有两节机械制图课，尤其受欢迎。

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河南逃难来的农民，他们竭力希望谋生立命。只要稍加提倡，他们肯吃苦耐劳，结果形成一种校风，一直延续到后来。乔治喜欢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并且认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了不起的人才，我也感到这些人就是中国富强可以指靠的人才。说实在的，我们在他们面前越来越感到卑微。每当他们在某项特定的活动中取得成功，乔治总是欢喜得夜不能寐，谈论个没完。

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培训人才来推动合作社工业，这项基础工作具有根本的意义，因此，我常回双石铺来。尽管有沙蝇和跳蚤，尽管在山坡下河对岸的谷地里麋集着流浪的难民和兵痞、国民党官员等人类渣滓，但它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地方。

这里培训的人将勇往直前向旧事物宣战，他们又会培训别的人跟着他们前进，直到整个新世界到来。当他们在演出结束时叫“好”的时候，这喊声在我听来即表示欢快，又充满胜利的豪情。他们直觉地感觉到胜利，因为他们已开始体会到他们具有除旧立新的力量。

16岁的学生都要加入声名狼藉的反动的国民党青年团。我们是否应该收摊子结束这儿的工作，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其他阵地去，看看我们在那里能干些什么呢？

乔治觉得往后我们对“工合”运动干不了其他什么了。我们一致认为，在国民党和支持它的封建势力当权的情况下，培训任何人去从事合作社工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实践证明，双石铺的工作是好的。乔治说：“我们应当继续培训，为了将来人民来接管，很可能首先在西北。”接着我们便分析这还要多长时间。

我说：“现在抗日战争已成为全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人民一定会胜利，但这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而在斗争结束之前，国民党当然会想方设法消灭共产党。他们已经动手了。不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国民党不得人心，是毫无希望的、愚蠢的、最终必然要失败的。”

60多个学生为核心，求得尽可能大的发展呢？延安周围的边区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了，我们无法带同学们偷偷进去，即使能进去，也无法给他们把钱和机器带进去。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远离双石铺和宝鸡的地方找到一个地点，使我们既能够摆脱势将淹没我们的麻烦，又可以建设一个对新时代有用的基地。

1942年夏，我在双石铺小住之后，遇见正往重庆去见周恩来的赵叔翼，他是“工合”冀豫办事处的一位指导员。我说，如果周恩来认为那样最合适，我们可以带着所有的学员穿过双石铺以北山区的封锁线去延安；否则我们就去西边找个可以得到设备和人员的地方，在那里为解放做准备。如果要我们向北去，那就给我们捎话来，在那里为解放做准备。如果没有话传来，我们就向西去了。赵后来告诉我，他给我们带到了口信。我们没有得到讯息，所以就着手制定向西去的计划。

20卷，现已出版多卷。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科学家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就一个庞大的题材写下如此丰富的材料，以清楚敏锐的头脑筛选证据，寻求事实，为后世创作一副完整的图画。他在半途停车，在我们学校里的车间里修理他的卡车上的一根断簧，我很高兴见到他。当晚，我邀请他在我们窑洞里共进晚餐，吃的是玉米棒子、馒头夹蜂蜜，交谈到深夜。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免费搭他的车去甘肃西部看看。

40年代，全区基本上为穆斯林军事强人马步芳所控制。

到了兰州，我从分校找了两个学生在路上帮忙。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穿过河西走廊的长途旅行。左边是祁连山高耸的雪峰，右边是长城的残垣断壁。我们的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戈壁滩上行驶了好几天，一路上除了在小客店歇息外，车子还多次抛锚。李约瑟对如何写他那部中国科技史，以及如何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起来，谈了很多想法。我们也谈了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58条街道的一个兴旺的贸易中心。市内一架巨型水车把山泉提到城墙上面，然后再送下来浇灌市区内外的菜园。唐朝一位王子常驻此地负责接待外国商人并洽谈生意，以致阿拉伯商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首都。

1269年把山丹定为他的国都。他把“删”字写成“山”字。从那以后就一直叫“山丹”。到了明朝，尽管经常遭到地震的破坏，山丹城还是得到扩建和重建。修建了一座叫做发塔寺的大庙；在一座旧宝塔的原址上还修建了一座舍利子塔，旧宝塔中发现了一个盛有据说是印度阿育王头发的匣子。

3万。虽然历年穆斯林造反而显得破败，山丹仍然具有一座古城的魅力。街上的地主家门前都挂着有封赠的匾额，蓝底金字，漆得亮堂堂的。这里是我在中国各地旅行中所见到的最穷的地方，然而它却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房子，你想租多少就可以租到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煤也有，粮也有，还有非常勤劳的人民，当我听说那里的自然资源，看到那里的空房和壮丽景色时，更感到大有希望。城里的国民党官员不大会来这里，我们可以静悄悄地进行我们的合作社培训和生产活动，甚至扩大这些活动，也不致引起人们过多的疑虑和嫉妒。在这穷乡僻壤的一小批农民孩子们，尚未开发的辽阔草原，临近油井可以得到优质石油，还有煤矿和陶瓷作坊、造纸原料、皮革、羊毛和驼毛等，这一切正是当时我们需要的条件。

1936年接受命令去新疆时，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战斗。他们把山丹作为第一个进军目标，这些部队属于徐向前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他写过他们如何首战告捷，后来又如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遭到马步芳军队的残酷屠杀。归途中又经过山丹，我听到更多的关于当年红军的故事。于是我对自己说：“让我们把学校就建在这里，作为对他们的一座活着的纪念碑吧！”

400来个石窟。窟内到处是佛像的碎片——佛手、佛臂，还有剥落的大块图彩泥巴。我们来到一处不经常有人去的石窟，只见在那尊怡然自得的佛像面前，一只深黄色的巨臂杵在地当间。这只臂属于一个唐宋时期用泥巴塑造的凶相金刚。如今，它那紧捏的拳头冲天竖在地上，好像是要唤醒那一层层静坐在那里的众多罗汉，他们的成千上万只眼睛望着它……我不禁想到：“古人的想象已经消失了，该用什么新的想象来替代它呢？”

我们在敦煌的日子由于经常有蒙古族牧民来来去去而增添了生气。他们对哈萨克族人有世仇，而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似乎就是利用这种世仇煽风点火，我当时很喜欢敦煌，心想将来有一天真的出现了大同世界和持久和平，敦煌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旅游中心，各国人民都会想来看看这个奇迹。这地方所处的位置，还有它理想的气候条件和美味的果品，将使它放出异彩。这些梦想今天已成为现实，真令人感到欣慰。

然而，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使我难忘的是一个美好的秋天早晨，杨树闪耀着金色的光辉，我们刚在小河里洗完澡，正在岸边晒太阳。这时，从对面褐色的荒山上走下来一队农民，他们默默地走得很快，这些形容枯槁、两眼充血、面色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一言不发。他们是山上的采金工人，吃的是精打细算后制定的最低标准的伙食，就那么一点点粮，就那么一点点水，勉强支撑着身体在那里刨金子。这使人不禁想起，不论在哪里采金都有一部心酸史。

1100公里，而且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首先，所需的现金将取决于我们乞求援助的效果，取决于能否说服“工合”总部和国际委员会批准搬迁并给予支持。

60公里的小地方怎么样？”他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那是红军到过的地方！”“那里有煤、陶瓷土、很多空房和水源，”我反驳道，“那块荒凉的平原，地处两座高山之间，大部分地方旷无人烟，肯定不会有人来捣乱。”他笑了笑说：“那好吧，你去试试吧。”便给我开了一张去那里的通行证。后来，那个在南京屠杀过共产党人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听说了这件事，起初他很怀疑，但最后说：“没关系。即便他们是共产党，又能在那个荒凉的‘走廊’干些什么呢？”所以，就批准了。后来，我们请了张心一担任我们的名誉校长，当时这在政治上是大有帮助。他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和理解我们的支持者。

我回到双石铺看到乔治正苦于应付那些国民党党棍。他们抓走了一位教员，还想把一些较大的学生硬拉进国民党的青年军。乔治自己也给抓起来过。所谓“青年军”无非是一帮无耻的流氓，他们走东窜西，殴打店员，抢劫农庄，砸烂客店，这就使建校的事更加迫切，我们积极着手计划搬迁。

33名学生，他们已从双石铺到达兰州。

4天，没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只是在一个小河床上车辆陷进冰里，大家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汽车拉出来。最后一天傍晚我们由焉支山上的羌庙沿着大坡而下驶往山丹时，天色已昏暗，由于卡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已破，司机的眼睛里吹进了什么东西，使他驾车偏离了路中央，外侧的轮子轧到一堆石头上，把几个孩子甩了出来，倒在公路上。因为棉衣和羊皮袄很厚，孩子们没有受重伤，但还是有许多擦伤和小的扭伤。天黑后，车开到山丹的主要大街，一住进牌坊下我已租好的那冷冰冰的房子时，我们首先处理的便是这个问题。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所房子里开始上课，用的是楼上一间四壁透风的房间。我们决心从一开始就让大家都有事情做，并且感到有意思。下午，我们的实际劳动是修庙，以使它能用。我们用到处拣来的砖头铺教室的地，并为成立机械车间和纺织车间做准备，因为我们已决定要在山丹先办起这两项。排成长队一块块递砖是很冷的，然而那座摇摇欲坠的破庙却一天天像个样儿了。

2月份，我们终于听到乔治·何克带着学生已抵达兰州的消息。他还采购了一批物资设备，雇了几辆卡车将设备运到山丹来。马拉的大车正在由兰州来的路上，而这时“工合”又发生了危机。山丹的工作要想得到国际委员会更多的帮助，我就必须去重庆一趟。因此，把学校交付给另一位老师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后，我便搭了“黄鱼车”上路。经过永登县的时候，在一个客店的院子里，我看见何克正坐在卡车上打字，学生们在车对面的场地上打篮球。我把一切新闻告诉了他们，他们说车子已经差不多快修好了，就可以去山丹了。随后，我继续前往兰州，经陆路尽快去重庆。

事情很清楚，山丹的学校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有“工合”的名义和庇护。有一次，山丹县衙门的酒席散后，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地方官员跑到学校来大骂，说谁都知道我们是一伙“戴红帽子的”；说学生们应该送去当兵，脱离他们的“外国主子”，还说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人很快就会从县里被撵出去。无疑，地主们是竭力反对我们的，因而有必要由“工合”的领导机关出面请求兰州的省政府当局派一位好一点的县长来。经过张心一帮忙安排，原县长被调回原籍临洮，真是大快人心。

29岁，已是一位成熟的校长了。

7月我终于回到山丹时，学校里的棉纺组在生产棉纱，织布机在织布，机械组开了工，课堂教学也进行的很顺利。较大的学生负起了更大的责任，当地的孩子也来参加工作；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恰在此时，我带着“工合”的负责人徐威廉和两名英国合作党议员一起从四川回来。他们呆了几天，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学校终于在西北的甘肃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

7月的一天，乔治在和学生们打篮球时碰破了脚趾，后来脚趾溃烂化脓。乔治说他觉得鄂部酸痛，我们先请来当地卫生站站长给他诊治。此人不大爱动脑子，他治病主要的办法就是使病人宽心。“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他说道。他认为这不过是伤风感冒，稍事休息就会好的。傍晚我去学校时，看见乔治坐在那里，手托着下巴，样子很痛苦，面前放着馒头和一碗已经冷掉了的菜汤。“我想我还是上床睡觉吧。”他说，“感冒弄得我头晕脑胀。”可是，他还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我离去。第二天早晨，学生们要步行去焉支山，已决定由我带队。我走去看望乔治，他还没有起床。他讲话的声音听起来轻快了些。他说：“去吧！你们回来时我就会好些的。”我刚离开，他就出现了第一次痉挛，于是派人把我叫了回来。这时，我们才断定他患的是破伤风，并开始进行抢救。我咒骂自己没有意识到旧屋的泥土地是细菌滋生的场所，因而没有准备破伤风血清。对这样的狼狈境地，乔治和我们一样感到恼火。

后来，他让我给他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他做了标记的段落。他听了几段，微笑地说：“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思考许多问题的。”后来，他说：“念一下《共产党宣言》！就在那边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里。”因此，我给他念了几次，他说：“讲得很有道理。”说着便睡着了，不多久又在一阵痉挛中醒来。那天，两个学生范文海和樊国强同我一起值班看护着他，他要了笔和纸来写道：“把我的一些送给培黎学校。”这两个人当时在场。乔治说：“我想我会熬过来的，但人总要有个准备。”经过徐大夫治疗，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可是给他做石炭酸脊椎骨注射时却注射不进去。这样折腾了许久，当从山里回来的第一批学生开始走进院子的时候，他显得平静和轻松起来了，直到他突然窒息，于世长辞。孩子们冲进屋里，想让乔治起死回生，用他教给的抢救溺水者的办法进行抢救。后来，他们猛然意识到他真的死了，便悄悄地出去，失声痛哭。

这位能干而且生气勃勃的年轻校长死得那样突然，我们简直不敢信以为真。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校南门外靠近弱水河的一块荒地上。孩子们身穿白短褂，蓝短裤，肃立在周围。南山在绿树丛中呈现出白色，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孩子们也像木头一样站着。突然，葬礼结束了，孩子们抢过铁锹，奋力筑起一个坟堆，便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乔治心爱的两个养子老三和老四同炊事员老俞来到坟地，在坟上放了一些咖啡和馒头，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

为了使人们常记起他，我们为他树了一块墓碑，上面刻有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去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个新社会努力奋斗并且看到它正在中国出现。我想对他最好的墓志铭莫过于：“他的一生和工作，将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乔治去世后，他的事迹人们写了许多。起初，他最亲近的同志们老是念叨：“假使这样的话就……”或“假使那样的话就……”但一个熟知他的人写到：“生命的规律是不允许有‘假使’的。我想乔治也不会喜欢这种毫无意义的推测。对他来说，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意识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他看到他的朋友们死去，看到他们的希望破灭。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生生死死，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60名学生迁往山丹，兰州的学校就此关闭。

何克去世后，学校急需招收更多的当地农民学生，提供更多种类的工作，激起对未来的憧憬，使全体人员增强信心。为此，在校南门外沿着小河做了大量的开发工作。我们首先在那里搞起了皮革生产，这是因为有些农民、蒙族牧民和商人经常在那里出卖和交换兽皮。另外，从兰州的那些合作社中请一位制革师傅并不困难。冬夏两季，学生们一面在门前的小河中洗皮革，一面与来卖兽皮的人讨价还价。在开始的几年，他们只制作冬天穿的羊皮大衣和人们在春秋天都穿的皮袄。那时，他们仅有的机器就是两台缝革机，其中一台电动的，是在该校任教的加拿大电气技师休·埃利奥特（严立地）赠送的。另外，他们还有一些成都生产的木制机器用来撑皮和磨光皮面。学生们看不上那些木制机器，宁可用手工干活，也不愿意使用。那些小伙子是很好的工人，观察能力也很敏锐。他们对自己生产的成品表现出极大的自豪感，然而，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则显得很拘谨。

我们还设法办起了一个造纸厂，用当地戈壁滩上的芨芨草做原料。当时人们说芨芨草根本不能造纸，但我们发现，只要加上零碎的其他材料就可以造出很有用的纸浆。芨芨草的纤维确实不够长，经常需要加一些我们所能找到的长纤维材料，上光用的松香很起作用，旧草鞋、发霉的亚麻杆和学校或村子里扔掉的各种破烂，也都帮了大忙。起初造出的纸可供铅笔写字，但用钢笔写字则嫌太黑太软，下一步是要想办法造出适合做练习本用的纸张，因为教师们坚持要用钢笔做练习。采用增加明矾和松香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新设备安装完毕后，那真是个喜庆的日子，搅拌器奇妙地转动着，纸浆经过平滑的机面流出来，纸的质量立即大有提高。小伙子们很快发展了造纸工艺，看到他们把纸贴在火墙上，再把它刮平，那一连串的复杂技术动作，越看越有趣。在这之前，学校用的纸都是从四川运来的，因此，造纸的成功在我校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我们生产的纸张不但质量完全可以满足当地需要，而且我们这个小厂，还为培训多名学生增长管理和生产知识、掌握手工造纸技术起了良好作用。

造纸组一直情绪很高，他们种的菜地也是全校最好的菜地之一。夏天，他们菜地里蜀葵和向日葵长得高高的，盛开的花儿，葵杆上爬着香豌豆。他们的门前就是一个游泳的水坑。夏天，陶瓷组和玻璃组的小伙子们饭前总要跳下去洗个快速澡。冬天又去那里滑冰。造纸组没有技术员，全靠自己去摸索。我每周两次和他们研究造纸技术。每次一个小时，并编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他们。

对其他几个生产组，如皮革组、玻璃组、陶瓷组和煤窑组，我们也这样做，直到他们找到了技术员或自己能单独熟练地操作为止。我们感到有必要为每个生产组印制一套简易而又有大量图解的教科书，在能提供这种教科书之前，教员们还不得不在我们的印刷厂油印讲义。

经过我们成功地勘察，证明山丹周围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和长石矿，还有质量很好的耐火土。于是我们产生了建一座校办陶瓷厂的念头。这样，既可以为学校提供瓷碗、厨房用具和腌冬菜用的大缸，又可以让学生们学到一门有趣而又有价值的技术。

离县城不远，有一个叫碗窑沟的地方，是一个古老的陶瓷产地。当地有一个土匪头子，又是那个地方陶瓷窑、煤窑和各种生意的老板，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同意我们试办陶瓷厂。我们派从双石铺来的一个叫范文海的学生担任筹建陶瓷厂的任务。他拼死拼活地在窑里烧制耐火砖，他烧出的砖如果不能说比碗窑沟的好，起码也可与之媲美。因此，他烧出来的东西很快就投入使用。对范文海和他的同伴来说，烧制每一窑都像是一次冒险的大事：随着窑温不断升高，直到塔状的烤炉外壁一个接一个坍塌下来，一场斗争才算结束，是成是败才能得到验证。

接受培训的人很快学会了制作泥坯，他们对泥坯在手指下神奇地旋转成形感到开心。他们没多久就能制作相当复杂的产品了，其速度之快使我赞叹不已。杜安芳从造纸组调到陶瓷组主持工作，在学生们中间树立了良好的工作和生产风气。他还着手筹建一个博物馆，展览从附近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的陶瓷器皿。后来，在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的指导下，建起了一座正规的陶瓷厂，修建了一批新窑和一个大烟囱。到了后来，陶瓷组除了完成瓷盘、瓷杯和茶碟的订货之外，还接受过耐火砖，绝缘瓷瓶和电气夹板之类多种定货。它把玻璃组合并了过来，玻璃组原是个独立的部门，一直生产玻璃瓶、灯罩和大玻璃杯之类的产品。合并后，便着手生产平板玻璃，以更换我们的纸糊窗户，因为纸糊的窗户冬天进光不足。

25个锭子的走锭机组成。迁来山丹后，我们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个大厅里安装起纺织机。当时我们的纺织机已增至十几部，其中还包括两台宽毛毯纺织机。在山丹时，我们注意到，尽管我们的棉织产品可以满足学校的服装、毛巾和被褥的需求，然而我们还需要毛纺设备。有了毛纺设备和充足的毛线来源，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口地毯。图案新颖、手工制作的高质量地毯将有特殊的吸引力。另外，还可以生产毛哔叽和毛毯。因此，曾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为“工合”做过很多工作的普艾达，在纽约设法弄到一整套旧毛纺设备，包括走锭机、梳毛机、起毛机、剪毛机和弹毛机，足够装备一个工厂，并在战争结束后，把这套设备连同一批机床运到香港。这批货过关可费了不少劲，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由于许多朋友的共同努力，我们动用了各种可能利用的力量，最后终于把好容易才弄到的毛纺机和其他设备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卡车，穿过贵州和四川山区运到山丹。

机械车间是我们寄希望最大的生产组，计划把它列为学校的中心组。机械组创建于双石铺，当时只有钳工用的器械。铸造部件要在附近一个机械合作社加工。迁来山丹后，由于制作日常用具再无法就近依靠双石铺的机械合作社，机械组就变得更加重要。于是我们把拨给我们的旧庙里的多一半房子建成机械车间，在那里先后建起了机械工具组、钳工组、锻工组和铸模组。学生们拼命干，对使用机器和电力作业感到兴奋，然而却又为不能马上做出大部件而感到沮丧。有时他们也收到一些别处无法加工的活儿，如水堤闸门用的大齿轮，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得意。

学校几个生产组中，重要性方面仅次于机械车间的就算是电器组了。开始时，这个组设备简陋，只在全校第一台发电机旁有个小车间，主要的工作是在学校架设电线、挖电线杆坑和安装发动机。另外，他们也负责为运输组的电瓶充电和修理电瓶，帮助修理卡车的电路系统。电机车间对当地农民说来一直是个看不够的奇景，老乡们傍晚进城去参观电机车间，透过宽大的窗户，注视着从他们村里来的几个学生，看到他们站在配电盘前，拉开电闸，随着一声吼叫，发电机转动起来，接着他们便看到各个院子的灯都亮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器组增添了很多设备，他们还有了汽油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由于粗心大意和技术不到家，发电机有时被烧坏，大风也把电线刮断过好几次。由于严立地的精心教导，学生们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电器组就设在印度阿育王塔的旁边，这座塔在历史上一直是发塔寺的一部分。

3个生产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有修配车间的运输组。运输组刚成立时，只有两部老掉牙的卡车，但这对我们却是很重要的。有了卡车，大块木材就能拉进来，成吨的煤炭和陶土可以倒到指定地点。我们的卡车北去新疆的乌鲁木齐，南下四川重庆，为我们运进足够一年吃的小麦，还为我们挣得了急需的大笔收入。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一支能抵制公路上不良现象诱惑的司机队伍。开始时，仅有的会开车的两个人受到严重腐蚀，替换他们的人带了个好头，学校为此感到很自豪。随着我们不断增添卡车，运输组的人数增长很快，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想进运输组，甚至连很多女生也都跃跃欲试。

还有一个生产组是化工组，生产肥皂、粉笔和一些类似的化工产品。肥皂是学校的必需品，每个学生每月发一大块。当地农民大都用碱面，而肥皂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奢侈品。由于我们大肆宣讲肥皂、水、空气和阳光，肥皂生产便成为满足学校必需品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发塔寺附近最后一个生产组是化学实验室，我们从上海请来一位素质很好的技术员，他和学生们在分析化验铁矿石、石灰石和其他样品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4公里远的山里，自古就有煤窑，到处都是用老办法采煤。那里的住户，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孩子们一次次匍匐着钻进地下狭长的坑道，背出可怜的一小篓煤，倒在坑道口的煤堆上。他们挣得的钱，首先被当地的土匪头子张寿山及其爪牙扣去一大半，剩下的一点钱用来糊口。坑道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少童工遍体鳞伤，忍受着疾病的折磨，那真是肮脏悲惨的行当。

根据地质测量组的勘察和一些当地矿工提供的情况，我们派范文海和沃尔特·易斯利去了解是否能用竖井采煤，如安装锅炉和绞车，是否能开出足够我们一切需要的煤，除了自用之外是否还能生产一些煤以应付开支。第一个矿井效果不理想，但第二个矿井效果非常好。学生们自己搞管理、会计和电路维修，自己开动水泵和绞车。附近煤窑的一些孩子成了学校的固定工人，老矿工担任领班，范文海则当了经理。学校的煤矿还是很初级的，但已经从原始的生产条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还为几百名矿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开煤矿前，我们成立了地质测量组和平面测绘组。我们需要为我们申请采矿权的区域绘制精确的地图，也需要为我们购买的建校地皮和接收的荒地测绘地图，同时还需要为灌溉工程做出规划。因而，测绘组的学生们简直有干不完的活儿。每逢夏天，地质组的学生们就要长期进山。有时他们即使没有什么重大收获，也可以积累许多有用的一般知识，大家一起生活和探测，过得很愉快。

4倍。我们还设法在城里买到一块地，并在其附近成立了农业组。最振奋人心的尝试是我们在城南接收了约两万亩荒地，通过促进实施一项宏大的灌溉计划引水浇地。

从我们修的一条横跨山谷顶端的渠里引来的水略带碱性，不过我们还是用它种出了庄稼。我们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成立了三个小农场。根据当地“四溪平原”的名字，我们称这块地为“四坝滩”。起初，我们雄心勃勃，自认为可以像我们水浇地一样，在那里种出多种蔬菜。但尽管我们付出大量劳动，只不过收获些土豆和粮食，我们还种了很多树，但西北的山羊和绵羊一起跑来，很快把树皮咬光，树全部惨死。

农场的工作，尤其是我们在四坝滩搞的新的灌溉工程，一年中在某些时期需要大量人力。这时，全校停课，大家都带上铁锨去挖土，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这项工作，简直就像外出郊游一样。早上，一长队孩子，小的还没有铁锹高，川流不息地穿过荒草地，一心要完成任务，这景象我永远不会忘。收获季节通常也需要每人干两三天活。四坝滩修灌溉渠之后，成了孩子们周末去的地方，我们惯常坐大车通过那条由于千百年来的车辙而颠簸不平的旧石路走出城门，穿过水花四溅的河床，来到野草丛生、车轮深陷的荒地，最后进入建在小山上的住地，旁边便是我们引过去的水流。晚上，一碗面条下肚，孩子们便凑在一起，逗引某一个唱“孟姜女哭长城”，过一个充满欢乐和笑声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吃罢早饭，我们便下山干活，或耕地，或把从新西兰弄来的种子播在甘肃的土地上。当地的农民喜欢和我们的人并肩劳动，边干活边谈论雨水和其它他们关心的事情，直到傍晚，我们便顺原路回来，精神饱满地迎接下一周的战斗。

11个工人的工作量。我们制作了一架很好的水车，用它带动磨面机。我们还建起了一个小作坊，在那里做豆腐，生豆芽，做粉条，腌制过冬的咸菜，酿醋，做酱油。但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小型糖厂，当我们种出第一季甜菜，安装起在双石铺制造的那个小锅炉和离心机时，没人相信我们会生产出糖来。那些农业组的学生们把第一季收获的甜菜制成红糖，自然对于一项新鲜而诱人的活儿激动不已。

4只漂亮的希塞德尔公羊，这种羊对当地农村是最好不过了。

6个月的主要场所。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安排他们上课，以便通过入学考试。考察一个男女生是否真正能劳动，真正能合作很有必要，这一制度也是我们防止各类国民党官员和地主介绍来的学生充斥学校的最好保障。因为很自然，这些人厌恶劳动，不愿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劳动。

1950年，司宾赛夫妇的任期届满，学生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们走，于是他们只好把行期推迟了一年。待他们离开时，巴巴拉已经在山丹生了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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