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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初，济南至聊城的公路上，行驶着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汽车在凸凹不平的土路上颠簸，扬起一阵阵尘土。驾驶员旁边的前座上坐着一位皮肤白净、戴眼镜的中年女人。 这女人就是江青，这时公开用的名字是“李进”，职务是“中央文化部干部”。同行的还有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干部钟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的冯毅之，他们将与已在聊城、堂邑、临清等地的宇光、杨敬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等人组成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的家乡堂邑县和武训从事办学活动的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和办学活动情况。 这是江青1949年后参加的第一次大活动，她对调查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非常积极的，这里边还有一些她个人的夙怨： 江青对武训没有好感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知道，过去几十年中赞扬武训最多是陶行知先生，而她与陶行知先生却有一段恩怨。 陶行知先生早年有恩于江青。1933年夏天，江青因同居的情人、中共党员俞启威（黄敬）被捕怕受牵连，从北方逃到上海无处安身的她经人介绍加入了陶行知先生及弟子办的“晨更工学团”。这是一个为大众普及教育、促进文化生活的组织。其成员住在一起，过集体生活。江青到这里后加入了共青团。 这年冬天，俞启威获释后来上海与江青重聚。1934年初江青和俞启威一道参加了纪念“一·二八事变”两周年的游行示威，为躲避当局搜捕，二人离沪去北平，但诸事不顺，又没有生活来源。同年夏天，江青又来到上海，寻求陶行知先生和其学生们的帮助。江青来了不久，晨更工学团因涉嫌共产党的活动被当局查封。陶行知先生又将生活无着落的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学校任教。10月，江青因与一位被当局监视的为共产党工作的青年一同演戏而被捕。一个月后，江青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出狱离沪。 1935年春，江青第三次来到上海，以“蓝苹”为艺名进入文艺界，因演戏结识了赵丹、金山、唐纳等文艺名流。 1936年4月26日，唐纳与江青结婚。蜜月未满，唐纳与江青婚变，江青弃唐纳而去，离沪不归。5月底，江青在《联华画报》登出《一封公开信》，不承认与唐有正式婚姻。唐纳追到济南，得知江青此时已去天津回到俞启威身边后，唐纳服毒自杀，被人发现救活。但他自杀前写的绝命书被登在大小报纸上。 陶行知先生与唐、江二人都有交情，得知此事后，写了一首题为《送给唐纳先生》的小诗发表在《生活日报》上，以劝慰唐纳：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与其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 由于《生活日报》的发行量小，收入此诗的《知行诗歌集》（生活书店出版），发行量也不大，江青当时没看到。 1946年，国共谈判时，江青来重庆治牙，曾专程到管家巷8号陶宅拜访陶行知先生。 1946年7月陶行知先生去世，他的学生们举办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由大学出版公司再次出版《知行诗歌集》（1947年3月出版），此次发行量较大，流传颇广。 江青是这时知道这首诗的，虽然诗中对她无恶意，但江青对自己被喻作“夜莺”很不高兴，并由此一扫对陶行知的感恩之情，转而记恨于他。 “第一夫人”为调查定下调子 对武训历史调查团当年的活动，我曾经采访过多位调查团成员，采访过很多虽不是调查团正式成员，但是也参加了在堂邑、临清、馆陶等部分调查工作的人士，还采访了一些被调查者（1951年时已是老人）的后辈。 钟惦??后来的文章中有对当年的片断回忆，他说：江青“早晨起来是A调，到了晚上又升为B调，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而她的曲谱，总是和她的实际演唱能力相去甚远。”还说江青“在山东期间，一路上不是指责这个，便是呵斥那个，事情都涉及到中央文化部的一些领导人。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便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和她谈了一次，说‘你有些意见，还是回北京再谈的好。和我们同来的有省委和聊城地委的同志，他们年轻，也不知道北京在文艺上的一些工作情况……’她顿时涨红了脸，说‘我考虑考虑你的意见。’第二天，才表了个态：‘我接受你的批评……’而我从此多事！” 十余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的文章吹捧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江青也把批判《武训传》作为自己的“业绩”讲给外国人听，1972年她对美国作家维特克说：“解放后我经常下乡，1951年下乡两次，为《武训传》连下乡到组织文章、自己写，花了8个月的时间。 从北京出发前，江青、袁水拍和钟惦??就知道了毛泽东对调查团的明确指示是：反对武训办学的改良主义道路（本书第9章已详述）。一到山东，江青就为这次调查定了调。她对袁水拍、钟惦??、冯毅之等人说，武训是坏人，我早就知道，一看电影就觉得不对，是宣扬改良主义、阶级调和论的，主席看了也是这个意见。江青还多次对调查团成员明确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到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个坏人。 江青一行凭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的介绍信，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是康生）找来找去，才找到一辆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美式中吉普。江青自己觉得是这一行人的“头儿”，坐车也坚决要坐前排。而这辆破车前门扇儿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空门，众人怕“第一夫人”掉下去摔坏了，都说坐前座不安全，劝江青坐后边，江青不听。司机无奈，急中生智找来一条结实的绳子，在门帮上来回捆了几道，拦住缺了门扇儿的车帮，才敢开车上路。一路上可苦了司机，只要一停车就得先下车解绳子，好让李进同志下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另一边儿李进同志将要“下榻”的堂邑县也忙开了。头一天下午，山东分局就派了一位办公厅副主任下来布置，说是中央有人来，要事先安排好食宿、警卫。这位副主任只告诉县委书记段俊卿，明天来的人中，那个叫“李进”的女同志是毛主席的夫人。 李进一行到了堂邑后，李进命她从北京带来的警卫告诉县委，调查团要自己开饭，要县委提供蒸馒头的面粉，熬粥用的小米和绿豆。李进要求单独备一缸饮用水，还要在水缸里养两条鱼，每天可用鱼的死活判断是否有坏人投毒，说这是因为“镇反”运动中“阶级斗争十分复杂”。聊城地委送来了本地的特产，有熏鸡、乌枣等，李进只收下了乌枣，不要熏鸡等不太卫生的熟食。她要付乌枣的钱，地委的同志坚决不收。 除了开调查会，李进一般呆在小屋里看材料，很少出门，每天按时起居，坚持睡午觉。警卫随时盯着，李进不论睡午觉、上厕所都在屋外或厕所门外守着。 开调查会时，李进也不离开县委，用那辆山东分局的吉普车到各村、镇拉人来县委谈情况。李进主要找的是一些老秀才，一些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老人，这些人说的是当地土话，李进不能全听懂，总是由段俊卿等当翻译。 被调查的人不知北京来的人是什么目的，还按上次孙瑜、赵丹等调查时的说法，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等等。李进很不高兴，县委没办法，只好做动员，明确告诉每一个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很多群众不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当时任堂邑县长的赵安邦是武训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熟悉武训的历史和堂邑的情况，他对调查团领导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的作法有不同意见，认为“武训办学，教人识字有什么坏处？学马列还不是先要会认字。” 李进当面批评他说：“他办学好？是给什么人办？要用阶级观点分析。” 赵安邦不服，说：“不管给谁，有点文化总比没有好。” 段俊卿怕赵安邦再惹麻烦，只好私下告诉他：“李进同志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赵安邦知道后，再也没说过不同意见。 县委打过招呼后，老百姓都学乖了，都顺着调查团的要求说。段俊卿记得有一天吉普车拉来一位80多岁的老秀才，老人一辈子从没坐过汽车，一上车就晕，加上路上颠簸，到堂邑县委时几乎不能动，是被人扶进来的。老人耳朵还有点聋，李进细声问一句，段俊卿对着老秀才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 冯毅之、段俊卿、梁学仁（当时任堂邑县委宣传部长）等都说李进的调查会大致都是这般。 赵国璧记得阳历6月9日端午节这天李进到临清来了，住在县委。 袁水拍带赵国璧去看李进同志。李进对赵国璧说，武训这人很坏，是大地主、大流氓、高利贷者。 从县委出来，袁水拍问赵国璧：“你知道李进同志是什么人吗？”赵摇头。袁水拍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 赵国璧说：“你怎么不早说，我连她模样都没看清。” 袁水拍笑了，叫赵国璧再去一趟，于是二人又骑自行车返回县委。袁水拍跟李进闲聊了几句，赵国璧这回仔细看了看，见李进穿的是当时女干部时髦的列宁装，带襻的黑布鞋，“只是头发跟别人不一样，是朝下梳好了，又翻上来一别。” 第二天一早，李进到临清的武训学校了解情况。李进指示县委，学校要改名，学校里的“武训纪念堂”要改为阅览室。 学校里有一尊何思源30年代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为武训立的汉白玉像，这座雕像比真人大一点，是武训坐着手拿讨饭碗的造型，当地见过武训本人的老人都说这雕塑像极了。县里的同志问李进石像怎么处理，李进说先不用砸，找个地方存起来。 这石像后来存到行宫庙小学的一间小屋里，“文化大革命”时终于毁于红卫兵之手。 江青找到了武训的“流氓证据” 武训历史调查是奉毛泽东之命进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完全正确。 调查团成员、当时的中共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等人从北京一来，就明确说这次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他说，那时当地的老百姓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是比较客观的，没有人说武训是坏人，也很少有人吹捧武训。 调查团成员、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回忆说：“解放初期，老百姓觉悟不高，对上级来调查，往往是要什么样的材料就说什么。在拍摄电影《武训传》时，我曾接待、陪同过孙瑜等人的调查组，那时被调查的老百姓都说武训好的一面。江青等人来时，一开始老百姓不知是为什么目的，还说些好话，县里打过招呼后，就全说武训如何坏了。”冯毅之说，调查团成员中也有人感到调查方法不对头，但没有人公开说，没人愿意跟江青对立，调查团内部很少有争论。 在临清工作的调查团成员赵国璧记得，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的“藤甲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他独自一人住在临清东关街。赵国璧带袁水拍到李家时，李汉邦正躺在床上看书，看的是《三国演义》。一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对武训的为人大加赞扬，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当地干部对他使眼色，他也没注意，只好又提醒他：“武训挨批了，说话留神点！”再问什么，李汉邦就再也不回答，只是一再推托：“我耳朵聋，听不懂你们的话。” 钟惦??生前多次说，参加那次调查，干的工作就是从县志、碑文中去找能证明《人民日报》社论观点的例子，先是有结论，再找材料当例子填上去。他曾提醒江青也要搜集一些观点不同的材料，江青很不高兴。她后来对人说过，“钟惦??这人很不好，参加武训历史调查时，就跟我作对。”钟惦??后来被打成右派，与得罪了江青也不无关系。 钟惦??曾回忆说，江青在从北京去山东的途中对同行的人说：“我就不信武训一辈子没有女人。”以后在武训家家乡的调查中江青多次叫人找一些老太太套话，终于有一位脑子有点毛病的老妇人承认与武训有关系。后来经查证，武训在世时，这位老妇人还不足10岁，但江青还是用较含糊的文字把这点儿事写进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团开调查会时，有群众说，听说武训曾认一个女人当干娘，并吃过这女人的奶。还有人说武训在街上要钱时，有时要做几种庸俗动作。就是依据这几条材料，调查团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就给武训定性为“大流氓”。 《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常出入临清的“大夫第”，说这里是大地主、大豪绅、大银号老板的家，并以此证明武训是和地方官僚勾结的“大债主”。当地人说，武训是常到那里去，一是存钱，二是要饭。冯毅之说，武训那个时候，把钱放贷出去，增加资金买地是农村常用的办法，三分利是很正常的，而调查团非要以后来的标准说武训是高利贷，这是脱离历史的。对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各种要求，老百姓不得已的应付办法就是：“要什么材料就说什么”。 当地很多干部和老百姓都说，武训当然不是完人，他就算是有一些毛病，但怎么也不至于被扣上“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三顶大帽子，《武训历史调查记》太过分了。还有人说，武训是个为民办学的好人，是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了谁，牵连了武训，认为是“电影害了他了！” 时至今日，当年因《武训传》批判运动受迫害和受牵连的人士大多已经作古，为《武训传》》平反的目的仍然没达到。 上图：江青五十年代初在苏联莫斯科时的照片 摘自《武训传批判纪事》 （资料提供：武汉图书批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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