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么？

[摘要]好的作家必须要依据人文主义标尺，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叙述。在这方面，当代作家并不比现代作家逊色。

【编者按】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到底怎样，应该如何评价，发生了持续的争论。这些争论的基本分歧，可以看作是“世界性标准”（从西方文学、“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抽象出来的绝对性尺度）和中国“本土经验”所代表的价值立场的矛盾。

2006年，随着一位名叫顾彬的德国汉学家的介入，关于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争论再度浮现出来。“如果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的话，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二锅头’……中国当代诗歌是好的，但那已是‘外国文学’了——不，是‘国际文学’的一部分了”。这些发言引发了余波不断的书面讨论，并演化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且，由于争论主体的身份戏剧性地加入了西方人的角色，还使问题被空前地“国际化”和变得敏感起来。

多年来，对中国当代的诟病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怎样？我们时常面对这样的追问。问题固然会很多，但是如果历史和现实地看待，回答就不会是一种粗暴和简单的否定。“垃圾说”很容易会得到呼应，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基本的文化环境有泡沫化的趋势，文学自然也难于幸免。

然而历史上“伟大的文学时代”其实也是由无数的泡沫所烘托出来的，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流弊和垃圾，伟大的盛唐也有“轻薄为文哂未休”的群丑，否则就不会有杜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愤然诅咒；不朽的莎士比亚也不是光辉独照，而是身处所谓“大学才子”派的攻讦嘲讽之中；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却在其活着的时候几无知音，穷困潦倒，充斥文坛的倒多是他所抨击的才子佳人的俗套。我们对“文学史”的认知，其实是一个被披沙炼金和叙述浓缩之后的美丽幻觉。历史的本体其实就是现状中的嘈杂与纷乱的并生物。我们阅读鲁迅的全部过程，就是感受他所经验的垃圾充斥乱象丛生的文学现实的过程。“平安旧战场，寂寞新文苑；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绝影像，是他对自己与时代关系的体验与描述，而这竟是“五四”新文学时代那“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象吗？

所以，文学环境和时代流弊不是评价“一个时代文学究竟成就几何”的决定性前提，如果是的话，那倒是伟大文学必然的“伴生物”了。基于泡沫伴生物来否定一个时代的文学是毫无意义的。归根结底，这个时代文学的成就几何，还是要看它的精英作家所代表的艺术水准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我们有理由来正面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它在百年来汉语新文学历史上所实现的生长。

人文主义与世界视野，我以为是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一个基本立场。固然处理中国的现实与本土的基本经验是它的使命，但处理方式和依据则必须是普世性的价值原则。简言之，好的作家必须要依据人文主义标尺，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叙述。在这方面，当代作家并不比现代作家逊色。类似《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对于当代中国底层民众命运的描写，其“卖血”隐喻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入触及；类似《丰乳肥臀》中对于20世纪中国民间社会遭受侵犯并最终解体的血与火的描写，对于承受一切外力压迫、收容一切苦难与耻辱的人民的饱蘸血泪的同情；类似《檀香刑》那样对于专制集权制度下“刑罚历史”的概括，对于鲁迅式的“围观”与“人血馒头”主题的再度展现，以及对国民劣根与民族悲剧命运的尖锐揭示……都可以说是延续和光大了中国现代作家最核心的文学理念，深化了他们最重要的批判性命题。

即便是《废都》这样带有争议的作品，在今天看，也可以说生动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坍塌与知识界的精神溃败——假如说在将近二十年前它问世之初，还显得在道德上有惊世骇俗之险的话，那么在今天，它所寓言的一切都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变成了现实。固然在小说的表层叙述中的确弥漫着污秽之气，但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悲剧力量与批判意味，却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验证而得以彰显。

值得提到的还有《长恨歌》这样的小说。从表层看，它也许不像前几部作品那样尖锐，但它所叙述的20世纪上海的历史，也在烟雨苍茫的巨大弯曲中显现出了充满荒谬感的悲剧逻辑。“革命的上海”最终还原为了日常生活的上海，欲望与小市民的上海，灯红酒绿和红尘滚滚的上海，这一切与它最初作为殖民地和冒险家乐园的底色实现了反讽性的重合，历史的逻辑最终消除了革命和政治，并因为一个女人红颜薄命阴差阳错的一生，而生出令人扼腕叹息的诗意。这部小说以它强烈的传统色调的叙事，实现了一个用人文主义处理中国现代历史的范例，因而也就获得了其本土性与世界性兼具的品质。

总有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状况与能力表示担忧，认为他们除了“语言问题”和“思想问题”之外，还有“世界观问题”。但这些担忧其实并不出自对作品的阅读，而是出自偏见和印象。

我只消举出李洱的《花腔》和艾伟的《爱人同志》，就足以说明他们作品中强烈的人文性与“普世价值”。《花腔》所叙述的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个人之死”，主人公“葛任”即是“个人”，小说中无论哪种政治力量都并不真正需要他，都想在某个时刻置其于死地，但又都不想落一个杀害他的恶名，而恰好可以让他“殉难”于抗战之中，变成“民族英雄”。我想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读者和批评家，都会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寓言，都会为自己的时代产生了这样的作品而感到欣慰。

还有《爱人同志》，它讲的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越边境战争所引出的故事，一位战场上失去双腿的荣军隐瞒了他负伤的秘密，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而是因为在战场违纪而被意外炸伤，但意识形态的需要虚构了他的事迹，他“被叙述成为”了一个英雄，在8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并且渐渐依赖于这样一种身份；可是在90年代的市场时代，他渐渐被淡忘和抛弃了，他的价值与光环的丧失甚至使他那位崇拜英雄的妻子也失去了最后一点尊严，他最终不但沦落成了杀人的罪犯，而且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在他满腔悲愤地自焚而死之后，当地的官员又将他叙述成为“体谅国家、从不伸手”的道德典范。这个作品的批判性我想也不需要多加解释，作家虽然巧妙处置，也仍然可以看出他尖锐的思考和对当代中国社会与价值问题毫不回避的批评。这样的作品所表现的，就是被纳入了人文主义与世界视野中的本土经验或经验的本土性。我想它们足以能够回答“当代文学究竟状况怎样”的质问。

世界视野不止表现在价值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上，同时还表现在文化与思想的对话性上。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似，许多中国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隐含了与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主题，这表明他们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来强化自己作品的世界性。

莫言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几乎都有一个对话性的人物或事件，如《丰乳肥臀》中所嵌入的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符号马洛亚牧师、《檀香刑》中经常对中国文化评头论足的德国总督克罗德、《蛙》中的日本作家杉谷义人，都暗含了一个与西方文化、与西方的读者进行对话的意图，希望他们从中看出中国的历史，看出一个中国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民族的认识与反思。

类似的对话性人物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十分常见，《兄弟》中带有自我反讽意味的周游世界的人物“余拔牙”，《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詹牧师，还有《受活》中“购买列宁遗体”的“后革命神话”的嵌入，等等，都十分敏感地传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显示了他们希望以敞开的方式叙述“中国经验”，展现中国近代以来逐渐接近和“走向世界”的道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这一切在当下中国所形成的“壮观的时间流动”（萨特语）。正是这种世界性的视野，使“中国经验”被激活和深化，生发出更强烈的本土意味与创造力量。

我并不想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完美的，还是那句话，泡沫和流弊定然是存在的，精神的颓败和创作生产的粗鄙化趋势也是明显的，浮躁之气正销蚀着写作者的职业操守……但就文本而言，我仍然坚信大浪淘沙中有黄金，水落石出中有足以传世的好作品在。批评是每个读者的权利，但是这权利的获得和有效还需要建立在真正的阅读之上，偏见和断言虽然会吸引眼球，却不能服人。（文/张清华）

作者：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