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诗与志

——以周明散文为例

红 孩

    长期以来，在文学理论中，一直有“诗言志”一说。所谓“诗言志”,一般是指人类通过诗歌的形式，把作者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志，在这里特指的是志气、志向。我们在上小学、中学时，老师在给我们讲到诗歌时，灌输的也基本是这个概念。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越来越觉得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我要说的是，诗歌在表达思想情感的过程时，还有一个记录历史的任务。在这里，言的“志”不单纯指志气、志向，还有一个“史志”的意义。

    人类的进化是漫长的，由猿到人的进化特征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的产生。语言是用嘴说话交流，文字是要通过手写被记录的。在劳动生产与社会交往中，语言和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人们要说话，要记录生活，一部分为了生活需要，另一部分是为了表达感情，这表达又可分为自我抒发和相互抒发。说话是要出声音，声音大小长短是有节奏的，何谓节奏，节奏就是声音相对稳定的形式。有了这稳定的节奏，就产生了歌，歌再形成美的旋律，就有了审美，特别是通过文字的表达，就有了诗歌。诗歌的产生，终其目的是为了记录生活抒发感情的。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很多的作品是记录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的。如很多的叙事诗。叙事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还有，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就逐渐消失了。想来，人们会觉得叙事诗过于简单，不大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要。诚然，自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国门打开，高考恢复，知识大爆炸，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西方文艺思潮的进入，似乎一切都进入全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冗长的叙事诗显然与“时间就是生命”的快节奏不相适应，其惨遭淘汰纯属历史的必然。

    那么，散文的发展如何呢?按传统的分法散文可分为叙事、抒情和议论三种类型，或者说是散文的三种表现形式。其实，在当代散文中，往往在一篇散文中，叙事、抒情、议论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无非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叙事、抒情一直是散文的两个羽翼，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自九十年代席慕蓉、余秋雨之后，叙事和抒情散文明显暗淡了许多，许多作家、学者开始热衷文史类散文，也有人将其称为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思想散文。就个人而言，我是不被任何人的散文理论所左右的，更不会被各种名词概念吓到，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散文标准。我非常赞同不同的作者对各种散文样式的写作尝试，贾平凹最早提出了大散文概念，我觉得其意义重大，究竟什么是大散文，贾平凹有他的解释，别的作家也有自己的见解。余秋雨的散文显然是新散文变革的一种尝试，读者最初读的时候感到耳目一新，才发现散文可以这样写。至于余秋雨接受不接受自己写的是大散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开拓了散文的一条先河。

    在余秋雨之前，我们可以追溯到杨朔、秦牧、刘白羽，甚至可以追溯到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的散文。特别是朱自清和杨朔散文，几乎影响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整个走向。至今，有相当多的作家写作散文，还有着朱自清和杨朔的痕迹。我并不认为沿用别人的传统就是落后，否则，我们国家还提倡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呢？

    就散文的诗与志而言，我觉得杨朔和朱自清的散文在诗性的发挥上都到了极致。杨朔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说过，他是要把散文当做诗来写的。这里的诗不仅是语言的美，也包括感情的抒发和文章意境的提升。正是由于杨朔有着这样的散文创作理念，因此在他的散文创作上其选择题材和感情抒发上往往引领那个时代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歌德式”写作。而在志上，关于自己的思想定位和写作追求，杨朔是统一的。而站在史志方面，有人则认为杨朔的散文是不真实的，他的作品是超现实或美化现实的。我觉得，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果站在杨朔的文学观上，我们似乎又无法指责。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表达艺术追求的权利。

    关于史志性写作，近些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如《史记》《古文观止》中，几乎都是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文学记录。不同的是，今天的人们由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多元，使得人们对历史可以有着全新的认识与发现。这种作品，只是作者的一种表达，并不等同于历史的考证。可惜的是，当下有相当多的作者，把这种散文写作，当成考古论文，这就使得作品失去了文学的色彩。特别是有相当多的读者，也常把这类散文当成历史来读。我们过去总说，散文不能虚构，那现在人们写了那么多的历史性散文，是不是虚构呢?我以为，这就要辩证的看。过分的强调真实，文学的意义就会打折。同样，完全虚构，那样的作品还有阅读的价值吗?

    对于史志性散文写作，我始终将其视为散文创作的一种模式。史志可以分为正史和野史，也可以分为国家史和个人史。我比较倾向于“我所直接经历的历史写作”。我以为，今天任何人的写作到了明天都将成为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写作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将进入历史。诚然，历史性写作，很多人强调大事大人物，这样关注度比较高。但是，有很多涉及凡人小事的作品，也未尝不能进入文学史。关键是写作的角度，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浓度，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鲁迅笔下的事件和人物几乎都很小，可哪个没有进入文学画廊呢?

    我注意到，在当代作家中，周明的人物散文在“情”与“志”上是有独到之处的。周明系陕西人，自1955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已有60余年，先后在《文艺学习》《人民文学》、中国作协创联部、现代文学馆以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茅盾文学研究会、冰心文学研究会任职，被文学界誉为基辛格式的人物。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冰心、茅盾、巴金、张光年、丁玲、萧军、艾青、胡乔木、贺敬之、柳青、赵树理、赵丹、徐迟、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柏杨、马识途、柯岩、黄宗英、陈祖芬以及赵丹、章含之、王洛宾、刘晓庆等几百位几代作家、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之余，周明常将自己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写成散文，在第一时间与读者见面。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周明散文的“在场意识”，否则就无从谈“第一时间”。

    周明的在场，是指周明的散文都是写他直接经历的人物和事件。如初见巴金，是在北京饭店二楼的一间幽静的卧室。见柳青是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当年柳青深入生活的地方。至于多次见冰心，有时在家中，有时听老人讲与邓颖超一起到中山公园赏花。在冰心先生弥留之际，他在医院病房正逢朱镕基总理前来看望。茅盾先生去世后，他很快写出了《我的心向着你们》，详细介绍了茅公的诸多往事，特别是茅公在遗言中怎样要求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和拿出25万元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使读者看后更加敬仰这位文坛先驱。因工作关系，周明曾经六次去台湾，他与柏杨、张香华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因为他的努力，柏杨克服层层阻力，将他的书稿遗存全部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也为周明写就《隔海相望的友谊》留下惊人的一笔。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40周年，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策划者、责任编辑、作家徐迟的老朋友，由他写回忆文章责无旁贷，更是不二人选。我跟周明约稿后，他两天就给我写了五千多字的《改革开放的一枝报春花》，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报》副刊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

    周明写人物散文非常的驾轻就熟，甚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看一位作家写作是否成熟，就是要看其是否有了自己的风格。周明散文的风格，首先表现在语言的轻松自如，口语入文。其次是叙事的直接介入，而且以细节取胜。第三，他所写的人物，大都是在文坛、政界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在近百年，或者说在未来的近百年是不可或缺，值得人们去研究记忆的。因此，能为这些人进行生活的记录，实在具有史志的价值。我常说，周明在中国文坛的贡献，除了他做了多年的文学编辑、组织工作，还有一点，就是他用自己的笔端对文坛进行了珍珠般的记录。这不是一般作家所具备的，它要求作者必须有独特的经历。也许，周明的这种史志性散文写作，本身就体现着他散文风格的志向与追求。倘真如此，我觉得文坛对周明散文是缺乏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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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是散文的创作者、编辑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动的组织者、推介者、信息发布者，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你也可以了解到红孩对于散文的最新发声。红孩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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