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中国女作家的历史任务

    刚才主要谈话的作家是两位女作家（任晓雯与付秀莹），她们谈了对小说写作的看法，我特别敬佩中国的女作家，我觉得她们有一个历史任务，就是替中国的妇女求解放。当然解放中国妇女的任务党和政府已经完成了，是说在文学里面求解放。我同意晓雯和秀莹表达的这个意思，中国男作家在书写女性的时候，在写中国妇女的时候，其实写的不知道是哪国妇女，真是这样，有时候我自己写的中国妇女，我都会怀疑她究竟是哪国妇女，我究竟有没有理解女性，这一点还真是自己特别惭愧。前两天我刚看了李云雷的一个文章，写严歌苓，他对严歌苓的作品提出一点批评，严歌苓的作品他说了一点，里面只有两种女人形象，一个是圣母，一个是妓女，就这两种女性形象。当然这个说明严老师真了解中国男人，她知道中国男人就需要这两种女性。后来我想了想，确实因为中国男性的生活品位、生活趣味、个人素养也低造成的，他们觉得这辈子就需要两种女人，一个是妈，一个是情人，妈伺候他吃，情人伺候他睡，把上下两个端口伺候好，他这辈子就拿下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中国妇女的形象在中国文学里面比较单调，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男人活的单调。所以我觉得先让女作家说话特别对，首先把调子定好，让我们这场谈话是积极向上的谈话，政治正确的谈话。这是第一点。

    第二，说到时代之新与写作之变，我特别喜欢这个主题，因为我个人写作在艺术上的追求，确实是长期比较关注现实，我算是一个舔着脸管自己叫现实主义作家。但是还是想说，我们对时代之新，有的时候那种具体的捕捉，可能还不是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或者科学技术方面捕捉的时代之新，可能文学有文学独特的时代之新，而这个时代之新来自于一种生活状态，来自于我们对生活里面那种感受、感知。昨天我和一位作家老师聊天，因为他写了一个小说，写的是北京九十年代的文化圈的生活，我写的都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文化圈的生活，后来我跟他做了一个对比，我发现仅仅过了十年，九十年代到今天，人在生活里边的情趣变化之大，已经觉得是两个时代了。

    我是在北京长大，九十年代起码北京的生活里的情趣还是有点温情脉脉的，我们生活里面所接触的大量的文化信号、文化符号都是这样的，比如那时候有冯小刚的电影，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看过好几遍。音乐有高晓松，高晓松的音乐多么温情啊，《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用的音乐旋律都是波希米亚风格、动东欧风格的手风琴、小提琴，都是极其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整个通俗文化也是金庸、琼瑶，包括我们一个城市的小孩，他对生活的追求也是先想着我能不能活的与众不同，我能不能活的有点品味，能不能活的优雅。九十年代中国城市生活的气息，大量就是这种气息。九十年代冒出来的最好的、最畅销的报纸就是《精品购物指南》，最畅销的杂志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其实是有一种甜蜜蜜的颓废在里面，和八十年代不一样，究竟这个不一样怎么造成的，我相信有点阅历的人都会明白。但是我想说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我们今天在二十一世纪，我个人的感觉是人与人之间的状态和人对自己的状态要求，特别的刺刀见红，我老觉得是有这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好象变得越来越有钱，中国人到了国外都可以，有时候我这个劣根性都会表达出来，说起其他第三世界人民的时候，我老觉得他们是穷人，我都有脸说人家是穷人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但是中国人生活的穷凶极恶的状态爆发的特别明显，九十年代那点甜蜜、小资产阶级形象、优雅完全没有了，每个人都活的刺刀见红，这种社会情趣状态的变化，你说什么能捕捉它呢？社会学能捕捉它吗？未见得。经济学能捕捉它吗？可能可以解释它，某种意义上解释它，但是能不能真正捕捉它？我觉得未见得。什么能捕捉它？我觉得文学还是能捕捉。

    毛泽东诗词里面有一句话叫“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我们所有人都是既幸运又悲哀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见证着当今世界殊，只要活到二、三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明显的感到世界殊、世界变化了，因为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度过自己的童年，九十年代的时候度过自己的青春期，在二十一世纪变成一个丑陋的中年男人，我觉得三个时代巨大的不一样，都管这个时代叫新鲜中国，都管这个时代文学叫新时期文学，但是时代变化太大了。时代之新还是决定了我们写作之变，不管你是写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也好，还是写对微妙人心的捕捉也好，还是写那种很先锋的实验小说也好，我觉得这点影响都会或多或少，或者很直接，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作家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