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的工宣队长
若水
若水
2016年，各种有关“文革”的文章，撩动起我纷纷杂杂的思绪，一位老工人——文革期间被派到我们学校的工宣队长，从记忆深处走了出来。
随着一阵热闹的锣鼓，工宣队长金永革（原名金长锁，文革开始后改的名字）率领着三个人穿过师生夹道欢迎的队伍，个个精神抖擞，昂首挺胸，满怀信心。到了革委会办公室，互通姓名，在握手的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自豪感”。金队长熟练的套话博得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工宣队就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停课！练习“忠字舞”。金队长身先士卒，扭动着缺少柔性的腰肢，踏着不协调的步子，长满老茧的手捏得旁边的两个小孩子直咧嘴，不一会儿，他已是汗流满面了。凭着“一颗红心”，他终于掌握了用肢体语言表达“无限忠诚”的要领。总结时我见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听到一个“胜利者”的宣言：“资产阶级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无产阶级也可以做得到！”在金队长的领导下，学校的“表忠心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受到上级表扬。
接着开展了“清队运动”。金队长“洞察秋毫”，揪出了暗藏在教师队伍中的“狗特务”、“老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挑选出身贫苦、历史清白、立场坚定的人组成自己的阶级队伍。阶级阵线清楚了，人们的路线觉悟提高了。金队长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他对“革命路线”倾注了全部的爱，对“阶级敌人”表现了强烈的恨。面对这样一位“爱憎分明”的工宣队长，人们的情感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人都想尽可能多地取得他的信任；人人又都尽可能少地和他接触。
学校的运动进入“斗批改”的最后阶段，革委会的会议内容由阶级斗争转向教育教学，一向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金队长卡了壳，只是一支接一支地卷“大炮”，不知什么时候他从“首席”的位置挪到屋子的一个角落。校园里看不见他指导工作的身影，会场上听不到他谈论大好形势的声音，那几位落实政策后重返讲台的教师每每遇到金队长就象不认识似的，校园“静”的让人难受！
一天，我从工宣队办公室窗前经过，听见里面争吵得厉害：“咱们大老粗，根本就不该到学校来当什么领导！”“在工厂干活，出一身臭汗，心里痛快，在这儿叫什么，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清队，也不是咱们定的政策，恨不着咱们，不过，最好快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啪！拍桌子的声音把所有人的嘴都封住了。“你们说的，我都不同意！”这是金队长的声音。“咱们是什么？是工人阶级，是共产党员！咱们的责任是什么？是把学校搞好，把我们国家搞好！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过去做错了，咱改！领导教学咱外行，可以干别的，整天坐在屋里抽闷烟不行。”老张性子急，打断他的话，“老伙计，别大理论了，你快说干什么，我快憋出病来了。”心平气和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
金队长开始一个一个地与“清队”受到冲的击同志谈心，共同认识极“左”路线的危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些同志诚恳地邀请工宣队师傅到家里作客，一杯热茶温暖了彼此的心！
放学了，师生们都回家了，工宣队办公室却热闹起来：金队长推刨子 ，张师傅执凿抡锤，另外两人在拉锯、刷漆，锯末和刨花欢快地舞蹈，噢，他们在修桌椅。见我进来，金队长直起腰问；“你看我们这样为教育革命出力好不好？”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说“好！”，这不符合“领导者”身份，说“不好！”，这件事正是“复课闹革命”当务之急。一天又一天，叮叮当当、当当叮叮，修好了全校的桌椅门窗，也补好了师生与工宣队之间的裂缝。
奉上级指示，工宣队要撤离学校。
依然是锣鼓喧天，依然是金队长率领着三个人从师生的队伍中间穿过，个个精神抖擞，昂首挺胸 ，心怀坦荡。师生们的眼神中有留恋之情，更有敬重之意。金队长走到队伍的尽头，转过身，向大家扬起了手，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金——队——长！”忽然，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人们一下子拥上去，几双手、几十双手、师生和工人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
那时候，谁家也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后来又都调动了工作，彼此失去了联系。
想来金队长也已是耄耋之年，他和他的老伙计们可安好！
责任编辑：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