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很明确。孔子许多思想是很好的，有许多积极的意见。书中的许多道理现在还是适用的，如对待人的要求、对待学问的要求等。
对 《论语》的研究曾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宣扬的是一种封建反动思想，不值得学习；另一种认为它包含了古代文学的精华，有许多可以传承的地方。即使是现在，能够较深刻具体地讨论此问题的人也不多。大家虽各持己见，但是都不能给出具体有力的论述，没有太多的成果。后来我发现一本书，作者是匡亚明，曾担任过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的校长。他用一生的积累写了一本 《求索》，阐述自己对《论语》的认识，书中既赞成好的观点，也承认其中的错误，并且给予了每一部分具体的分析和因果论述。我认为这本书是目前为止写《论语》写得最好的。比如说里面具体的一句话：你力气大，很勇敢。力气大就勇敢吗？如果他去打坏人自然勇敢，如果是去做坏事又怎么能称为勇敢呢？
这给我很大的启发：世界上的很多事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两种可能。有些事表面上看上去很好，实际并不好，有些看上去不好的，但在某些方面又能发挥作用。任何事物都不会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比如我们现在讲和而不同，我感觉我们做学问，很多时候也是和而不同的。又比如我们读书究竟为自己读还是为别人读？是要读得多还是读得好？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孔夫子的想法是说读书要首先为己，当然也可以为人，比如将来教学。但首先要先充实自己。有些人读的书很多，但是没有好好思考过，读的书虽然多但是内容都不懂。有些人书读的不多，但是读过的书都读的很通，能深刻认识到书中的知识并能解决具体问题。有些人读书浅尝辄止，好像读懂了一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别人一旦提出深一点的问题，他就不懂了。有些人能说会道，花言巧语，而实质上却是在欺骗别人。另一些人虽然不太会说话，但读的书多，很真实。每个人将来的生活会怎样，与他个人的人品有很大的联系。如果你不能明确将来要做什么，那么很多时间就会被浪费掉，而目标一旦明确，那就离成功很近。
我再举个例子。现在大学语文的课程解放前也是有的，中文系开的相关课程叫民族写作，其他系叫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当时有教材，但并没有统一，各校各定方针，多数由教师自定上课内容，所以当时这门课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解放后，由于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的体制，该课程被取消了。当时一边倒的学习方式，直接导致我们的大学生失去了了解我国自身文化的机会。
尽管我们之前的教学方法也不是很好，但总比一点也不懂好多了。这种做法导致我们对本国的文化弃而不顾，甚至于后来一些学外语的人说语文也不要学了，就读俄语。后来还是匡亚明先生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组织编写一部语文教材，恢复语文课程。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成立了大学语文研究会，大家都来参加，并最终编好了教材，有白话也有文言，结构也是比较合理的，直到现在也还在用。以此为基础，国内很多大学也逐渐开设了大学语文的专门课程。
可以说，大学语文是从无到有，是从既缺乏师资又缺乏教材的艰难处境中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到今天有了一定规模。虽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方法已经很合理了，但至少通过大学语文的教学，从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文化得到了传承。当然现在的问题还是很多，教学方法上的毛病也还是很多。
我到美国去参观过几次，他们也有这个课程，但不叫大学语文。每个学校都开了文学名著课堂，老师带领学生们阅读名著，而且不是那种死板的教师讲学生听。美国学生上课，有坐着的、躺着的、立着的，大家很自由，课堂氛围很活跃。学生们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得好的、不好的，对的、错的，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辨别。所以他们的课堂是无所不谈、兴趣广泛。在美国，许多硕士博士之间的讨论都是好多人分成好几个小组一起讨论，畅所欲言，有不同的意见都互相提出来，这就自然而然营造了良好的研究氛围。在美国的很多学校，学生每学期必修的学分中，只有一半的学分需要在本系本专业修得，另一半可由学生到各个系去任选自己喜欢的科目来学习。这个办法很好，本系你可以多学几科，但不能只看和这个系有关的书，每一科包括理工科都与其他学科有一定联系。不要学文科只看到文科，那就太窄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立信会计学院演讲点的录音整理，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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