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农村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人，他和他的同辈人一样，踏实苦干、默默无闻，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奢求，只要天天有活干，能吃饱穿暖也就很满足了。
父亲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其时不然，长年累月的繁重的体力活，把父亲锻炼成钢筋铁骨，不信你用手捏捏父亲的胳膊，那肌肉强健结实。你再看他腿肚上凸起的蚯蚓一样的筋疙瘩盘旋踡曲着，你就知道父亲吃过多少苦、出过多少力！父亲常用粗糙的像榆树皮裂纹一样的和结满厚厚老茧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腿肚子说：“这都是年轻时候出力落下的病！”
父亲思想保守、观念传统陈旧，最看不惯新鲜事物，凡事都以老眼光看待。前几年那些女孩子为追求时尚烫了头发，父亲不屑一顾，说有啥好看，乱得跟鸡窝一样。父亲最看不惯女孩子穿凉鞋，前边露着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
我有个伙伴叫冬力，我俩自小常在一起玩耍。初中毕业后跟父母在城里工作。城里人爱打扮，每次回来都头发抹足油，身上洒着香水，离多远都能闻到浓郁的香水味。有一次，他从城里回乡到我家玩，他看见父亲赶忙从兜里掏烟，父亲忙用手把他推开，嘴里不停地说：“你离我远点！离我远点！”把我那位伙伴当场下不了台，小白脸当时就红到脖梗处。父亲就是这样，不管你能否接受，当场就给你使出来。
那几年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留长发，这可惹恼了父亲，他用恼怒和不容置辨的口气命令道：“去把头发给我推掉！”我辨解道：“那也不能剃光头呀！”父亲说：“光头咋啦！好洗！”我不可能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做，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正是找对象的时候，理个光头恐怕连媳妇也难找上。别人也讥讽你是“冤大头。”最后，我理了个小平头，看起来干净利索，父亲也比较满意。
父亲一年四季都剃着光头，夏天的毒日头能把头皮晒出癣来。冬天寒风刺骨，父亲依然光着头。
我家门前是一个空闲场地，周围有槐树、椿树和楝树，它们庞大的树冠和繁枝茂叶留下了好多荫凉。旁边还堆放着树木和一辆太平车。上班的大钟就悬挂在树杈上，这里处在街的正中央，人们经常聚集在这里开会；同时这里也成了一个饭场，附近的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吃饭，连稍微远些的也端着汤碗、手里拿着馍也来凑热闹。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谈论今年庄稼的长势、往前的收成；再谈些轶闻趣事或者讲些笑话。大家聚在一起场面是和谐的、愉快的。
有一次，父亲端着一碗面条坐在树棍上哧溜哧溜地喝着。离他不远处有一群妇女小孩也在吃饭。新志嫂与我家斜对门，与我家也算近枝，她怀里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小孩子有些瘦，但看起来挺精神。
突然，小孩子腹泻，拉了一泡稀屎，新志嫂觉得不好意思，赶忙用脚扒拉些干土盖上。小孩子拉肚子很正常，没人在意，该咋吃还咋吃。
这场面惹恼了父亲，只见他腾地一下从树棍上站起来，哗地一下泼掉正在吃的半碗面条。然后满脸怒气地掉转身子向家里走去，再把院门呯地一声关上……
众人一看这场面，全都不言语，都面面相觑，最后把目光全都集中在新志嫂身上。新志嫂当时窘得下不了台，满脸涨得通红，最后，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愤恨地说：“等以后他有了孙子，看他咋办？干净的跟那屎克郎一样！”
若干年以后，我有了孩子，父亲当上了爷爷，多了一茬人。父亲喜形于色、高兴地不得了。那几天，父亲忙前忙后，去买个炉子，又把火生上。碰上阴天下雨尿片换不开，就用铁丝拧了一个半圆型罩子。放在炉子上边，他把成沓的尿片搭在铁丝罩上，不停地翻动着。下边炉口飘动着火苗，湿尿片冒着热汽，整个房间都充斥着尿臊味，父亲依然不厌其烦地用手翻动着。直到把一堆都烤干，然后整齐地码好叠成一堆，让母亲送进妻子床前。
父亲的这种举动，我从没告诉过别人。要不然，她们肯定会讥笑父亲，说他自私，说他一窝老鼠不嫌臊。
农村承包责任田以后，我家的自留地离村庄很近，隔条路便是附近几家住户。经常是地里边鸡鸭不断，庄稼被遭踏得一片狼籍，有一小片地经常颗粒无收。
父亲看见庄稼被毁，很是心疼。他只要看见地里有鸡，便拾起砖头向鸡群砸去，吓得那鸡群四处乱飞。父亲看见有鸡就轰，人刚一离开，鸡群马上就去。那麦苗刚长出来，就被吃掉；吃掉了再长，长高了再吃。这让父亲很伤脑筋，父亲无奈之下，把麦粒伴上毒药洒在地头，并且大声吆喝让附近几家听到。
这一招真管用，凡是养鸡的可慌了手脚，赶忙买网把鸡圈起来。这可得罪了不少人，背地里都骂父亲“老不死的！”
按理说父亲维护自已的权益本没有错，但父亲的做法却过了火。那一方地至少有六七家，无论是谁的地分在那里，地头都不成庄稼。勤快的人用树枝扎成篱笆，有的用土垛成土墻。尽管如此，仍无济于事，那鸡会飞会跳，你怎么也挡不住它。好多人干脆不管不问，任鸡鸭随意采食，权当没那一点地。
母亲曾多次规劝父亲，别得罪人，况且又不是咱一家，人家都不管，你这不是捅蚂蜂窝嘛！父亲一听，就更来气了，他怒吼道：“他们养鸡是为了啥？我种庄稼是为了啥？”父亲是一脖子扭筋，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为此，父亲留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父亲头脑简单，遇事不加思考，有时还喜欢钻牛角尖。总是没事惹事，小事闹大。
父亲忘性大，总是丢三忘四，有时手里拿着剪刀再满屋找剪刀。不是母亲提醒他，恐怕找到天黑也难找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父亲身上。
有一次，父亲在地里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又累又渴，就走到地头树荫下，坐到铁锨上休息。回家的时候站起来就走，把铁锨忘在那里还浑然不知。直至几天后，干活要用时，才在屋子里院子里翻找一遍也没见踪影。
于是父亲走到大街上从东头走到西头，扯开嗓子大喊大叫：“谁用我的铁锨了，赶快给我送来，我急着用哩！”
人们正在吃饭，都探头探脑听听，见与己无关，便各自吃饭。
父亲吆喝了半天，见没有半点动静，便有些急躁，最后竟破口大骂起来，骂的脏话非常难听。
父亲横下一条心，非要找到不行。他想，既然你拿了铁锨，不信你不拿出来用。第二天出工上班时，他用眼逐个扫了众人手里的家伙，见每个社员手里都拿着锄头。以后这两天不是剜地拿铁齿杈就是拿铲子。
到了第五天吃过早饭后，队长让栽树，这活必须用铁锨。父亲就开始留意每个社员手中的铁锨。他站在那里用眼睛逐个巡视，当目光触碰到二憨手中的家伙时，父亲眼前一亮，立马来了精神。
他经直地走过去，伸手抓住铁锨一看，正是自己的家伙，那木柄是父亲从树上砍下，亲手揭皮，又用小刀刮磨得溜光。那上边的纹路、疤痕，父亲经常用的家伙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父亲手抓住铁锨木柄质问二憨：“拿了我的铁锨，用了也不说还。”
“你的？”二憨冷冷地笑道：“你喊喊看它答应吗？”
父亲一看二憨不但不认帐，反而还耍赖。非常恼怒：“今天不给我还就是不行！”说着抓住木柄就往怀里拽。
二憨此时才提高嗓门向众人解释道：“咱大家都听好，这是我前几天在路边地头捡的。”
“捡的，那有恁好的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
“不是捡的，谁还会跑到你家去偷吗？”
“这可不一定！”
“我要不是在地头捡的，出门就碰死我。你要冤枉我咋办？你也发个誓！”二憨显然逼急了，信誓旦旦地说。
父亲也知道自已健忘，此刻又见二憨来真的，又发誓诅咒的，心里有些发虚，竟不敢发誓。口气有些变软，“就算你是捡的，现在还我吧？”
“捡了东西，没听见半句好话，反而挨顿骂。现在给你，哼，没那么容易！你想的美哩！”
这时候，大伙都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父亲不该骂大街。二憨家在胡同底，父亲的喊叫声，二憨不可能听到。本来他捡到铁锨是准备还的，可后来听说父亲沿街大骂，而且骂的挺难听，也很生气，既然挨了驾，干脆不还。
这时有几个社员劝父亲给他认个错，说几句好听的。
父亲听后，把脖子一梗，恶狠狠地说：“给他赔礼道歉，哼！想瞎他的眼！”
于是父亲用力拉住铁锨木柄奋力往后拽，二憨也用尽吃奶的力气拚命夺，两个人你来我往象拔河似的。父亲见夺不过，便腾出一只手对着二憨的后脑勺狠狠地给了一巴掌。二憨挨了一巴掌，一下子怒火冲天，双手丢掉铁锨，一只手扯住父亲的胳膊，另一只手对住父亲的脑门就是一拳。父亲吼叫一声：“乖乖儿，今天老子跟你拚了！”父亲用尽全身力气把二憨推倒在地，二憨倒地的同时也把父亲一起拽倒，继而两人扭打一起。
众人一看不妙，赶紧上前把两人拉开。“好啦！好啦！不要打了，划得来吗？不就是一把铁锨吗？”
二憨从地上爬起来，怒气未消，他从地上拾起铁锨，走到身后的石滚旁，用力把铁锨的木柄在石滚棱上一磕，只听“咔喳”一声，木柄断作两截，然后扔在地下。“我叫你要，你要个球吧！”
“中、中，你个王八蛋，老子记着你哩，早晚得给你算帐！”父亲气得脸色铁青。
要换别人肯定不是这种结果，父亲倔、二憨犟，这两人遇在一起不惹祸那才怪哩！
这以后，两个人是反贴门神不对脸，你不理我也不睬，足足有两年互不搭理。
时间久了，也渐渐地说话了。两人都不计前嫌，有了来往。农村人就是这样，该骂就骂、该打就打，直来直去。
父亲不会做生意，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说话粗鲁，一句话像砖头能把人砸晕，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生意人的精明与圆滑。
父亲也贩卖过甜瓜、柿子，但赚钱的不多，大都是以赔钱为主。
前些年，我们当地盛产的苹果大都运到许昌去卖。那时候，交通不便，果农们都是拉着架子车长途跋涉去许昌。我们村有好几个人去贩卖苹果，每次回来都能赚个一二十块钱。
那时候，能赚一二十块钱也挺让人羡慕的。邻居麦屯和二荣便与父亲商量去跑一趟。于是三人便去果园兑些苹果，第二天便出发了。出了村三人一合计，说那么多人都去许昌，开封的苹果肯定不多。再者说许昌社会秩序太乱，那些小贩们又偷又拿又抢的，去许昌和去开封都是一百里，路程一样远近。大家觉得有道理，便掉转车头向北走去。
第三天下午，父亲回来了。面容憔悴显得很疲倦，他在和母亲唠叨着经过，从父亲的神情中可以看出，父亲肯定赔了钱。“开封城里那些人，还没咱乡下人厚道，秤个苹果，多个一二两不说了，给钱的时候再少给一两毛，他奶奶的！这辈子叫亲爹也不做生意了！”父亲异常地懊恼。他喝着母亲给他倒的开水，脱掉身上浸满白花花汗渍的褂子搭在车杆上，然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傍晚的时候，麦屯和二荣又来到我家，说他们去许昌的人回来了，都多多少少赚些钱，只有咱仨往北去赔钱，他俩想让父亲再跑一趟。父亲说什么也不愿去，父亲说出这么大的力再赔钱，还不如在家歇着。他俩死缠住不放，说把上次赔的五块钱赚回来。父亲终于动心了，于是三人又去果园兑些苹果放在家里。
父亲在车子底部和周围都衬垫些麦秸，把苹果小心翼翼摆放好。把秤和盘放到车上边，再用被褥蒙上，上面再用绳子捆住，车杆上吊着一个小布兜，里面是母亲烙的饼子。父亲收拾停当后告诉我，他有些乏，想让我随往，随便替父亲帮一下忙。
当时，我在家闲着，从没出过远门，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便欣然同意。
第二天，大约摸两三点钟光景，我们三辆车便出发了。人们都在熟睡中，整个村庄静悄悄地。车子轻微的叮当声惊醒了附近的狗，继而引起一大片狗吠声。
路两边的玉米已经快要成熟了，到处弥漫着一股玉米的甜香味，秋风吹得玉米叶子飒飒作响。我们都默不作声，吃力地迈动着步子。
当时去许昌还有近三十里是旧公路，新公路距此不远，还在施工中。旧公路是煤渣石子铺就，坑坑洼洼、蜿蜒曲折，车子颠簸着发出吱吱呀呀叫声。
天亮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叫鹿寨的乡镇上，再往西便是宽阔的柏油路面。
路两边停了好多辆卖苹果的架子车，他们都是昨晚上在此歇脚的。有好多人都认识，有的面熟但叫不出名字。但大都是附近村庄的。
太阳出来了，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的车辆靠着路边一长溜地行进着。过往的行人都惊奇地瞧着我们这长长的车队。
虽然时令已近中秋，夜晚已经很冷，可中午前后的太阳还是很毒辣的，强烈的太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柏油马路己被太阳光炽烤得熔化了，汽车飞驰而过发出咝咝喇喇的撕裂声，路面上留下一串串轮胎印，并甩下一串好闻的汽油味。
我肩膀上搭着一根细绳，与父亲并排拉着车子。父亲微斜着身子，半弓着腰，吃力地迈动着脚步。父亲低垂着头，只斜看着眼前的柏油路，细细的绳子深深地勒进父亲的肩膀。父亲满头是汗，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最后一滴滴地砸落在马路上。
此时，卖苹果的架子车队已经拉开了距离，往前看不远处有四五辆车子在晃动着；再往后看有三四辆车子在奋力地追赶着。
父亲在一个茶棚前停下了脚步，父亲要了两碗热茶，坐在树荫下用敞开的衣襟扇动着凉风。父亲满身是汗，黑色的粗布衣衫被汗水浸透。父亲说，跑长途出汗多不能喝凉水，容易腿酸无力，还容易拉肚子。父亲经常出远门，是很有经验的。
我们又继续上路了。过了一个村庄又过了一个村庄。我问父亲还有多远，父亲说还早着哩！长长的路好象永远没有尽头，宽阔的柏油马路像一条蟒蛇不停地扭动着长长的身躯。
暮色渐渐暗淡下来，不远处显现出一片明亮的灯光，我知道许昌已经不远了。父亲他们三个一商量，决定在路旁一干店歇脚，现在既使赶到也是夜里，不如歇息一下，明天赶路。
干店只提供空房和茶水，父亲他们把三辆车放在屋里边，又从外边抱来干草铺在地下，然后从车子上取下行李卷铺开，人躺在上面有种松软的感觉。
由于一天的奔波劳累，父亲躺下不久便酣然入睡。由于我从未出过远门，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两条大腿根在隐隐作痛，也有种发麻发酸的感觉。不久我也渐渐进入梦乡。
天刚朦胧时，我们便又起床，收拾好铺盖行李，便又继续上路。一晚上的停顿休息，人也有了精神，体力也得到了恢复，再加上早晨天气比较凉爽，十多里路，感觉没多长时间便走到了。
记不得是在什么街道我们停住了车，好像附近有一座塔。车刚停稳，便有小商小贩们上前与父亲讨价还价，有的给两毛，有的甚至给一毛六。父亲在果园买苹果时就出了一毛八分钱一斤，父亲一听便生了气，出这么大的力气，跑了这么远的路，不但不赚钱，反而还想让赔，父亲干脆不理不睬。碰上那些死缠硬磨的小贩们再问，父亲一口回绝：五毛钱一斤。气得那些小贩们扭头就走。
父亲害怕价格说的低，那些小商小贩们便围着你不走，又愉又拿，又抢又夺。有良心的还给你个本钱；有些黑心的便趁乱溜之大吉。有好多人吃过这方面的亏。
吃早饭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太太想全部买掉，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敲定两毛四一斤。不过那位老太太让拉进一条曲里拐弯的深胡同内，父亲犹豫起来。老太太看出父亲的心事，便用手指着不远处一个售货亭说，那是我家老头子，说自已是正经做生意。再看老太太慈眉善目、面带笑容，父亲才把车子拉进一条胡同尽头的一个小院内。
父亲把苹果小心翼翼地装进袋子，然后再一袋袋地过秤，父亲每过一袋都用木棍在地上写上重量。最后把总重量累加起来，父亲仰起头，眯着眼，嘴里不停地默念着。父亲还是不放心，让我再算一遍，当我得出的结果与父亲一致时，父亲才放下心来。
付出钱后，父亲和我便走进一家面馆。父亲给我要了三毛钱一碗的肉丝面，里面有几根肉丝和青菜，喝起来特别地香。
父亲解开布袋子，掏出干裂的饼子塞进嘴里慢慢地嚼着，由于干渴咽不下去，父亲向店老板要碗开水。我劝父亲多买一碗，可父亲舍不得花钱。我分一半给父亲，可父亲说什么也不吃。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肉丝面，味道鲜美、很香，可是父亲却一口没尝。
回家的路上，父亲和我轮换着坐车，都可以歇一下腿脚。父亲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赚了十六块钱，中秋节马上来临，父亲买了几斤月饼。这恐怕是父亲一生中赚的最多的一次钱。
放现在来说十六块钱还不够一包烟钱，可当年父亲为此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我常想，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真是太辛苦了，又有谁会同情和理解呢。
那些年，生产队有饴糖厂、油坊，都需用煤。那时候，汽车很少，既使有用着很贵。父亲经常给队里拉煤出远差，去过新密、禹州，更远的如登封。出一趟远差一天补助两毛钱，来回几百里。拉的少了不划算。一车煤至少有八百斤，一千斤甚至还有人拉一千二百斤的。每次出差都是派出最精壮劳力，十多辆车结伴而行，出门在外互相有个照应。
每次出行前，母亲都要烙几张好面煎饼让父亲带着。每次远行要四五天或一星期才能回来。每当按约定的时间该回来时，母亲和其她妇女便跑到镇上去接。那时没手机没电话，就是今天接不住明天还去接。再往西去就不是平原，就是沟沟坡坡。父亲说那坡一上一下就是十多里路。
前几年有机会去了一趟少林寺。一进入登封，便见那坡真的很高很陡，那沟恐怕有百十丈深。大巴负重般地轰鸣着爬上坡，下坡时，整个心脏猛地收缩，心里一阵惊惧，我赶紧抓住扶手。
现在柏油马路宽阔光滑，可当年却是坑坑洼洼的煤渣碎石路。请试想，一千斤左右笨重的架子车，在这么高的坡、这么深的沟、这么差的路上行走，父亲他们一行人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呐。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有近三百口人，有五十多户人家，青壮劳力也有四、五十个。有五、六个在外地当工人的，有两三个教师，有一个赤脚医生，一个会计和一个记工员。再有三个伺养员、两个看管菜园和两个看管庄稼，再除去长期泡病的，真正参加劳动的也就十多个人，父亲便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全队几百口人的吃穿全靠这十多个人养活。
像扬场放磙、摆耧耩种、打坯垛墻、除草施肥、拉粪拉土、修房盖屋……等等，凡是农村所有的苦活、累活、脏活，莫不是父亲这些人来完成。春种秋收，夏天烈日炎炎，冬天滴水成冰寒风凛冽，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除去下雨天不能出工外，父亲从没歇过一天工，父亲就像一台机器，给它加足油、添满水，它就会日夜不停地运转；父亲更像一头牛，给它添足干草、加足料，它就会奋力地拉着爬犁向前奔。
父亲就这样年头苦干到年尾，队里一结算，除去分给你的小麦、玉米、红薯和穿衣必需的棉花外，别说分红，父亲倒欠队里一些钱。父亲干一天活也就工值几分钱，出一趟远差拉千把斤重的东西，一天补助两毛钱。两毛钱，放在今天掉在地上，根本没人懒得弯腰去捡。可在那些年，为了这两毛钱，父亲不知要流多少汗、出多少苦力。
父亲身体很棒，很少有什么病，即使有个头疼发热，也不去就医。那时村卫生室只要交五分钱就给六包药，五分钱，父亲也舍不得花。他就做碗酸辣汤，喝得满头大汗，然后蒙头大睡，发发汗驱驱寒气，自然就好了。
有一年秋天，父亲不知什么原因两腿酸软无力，竟不能站立，坐在地上，他只好两手撑地往前挪动。母亲劝他去医院就医，父亲可惜钱，就是不肯去。好在父亲没什么大毛病，几天过去，父亲竟能站立起来！
说父亲永远不知疲倦，那是大瞎话。父亲夜里躺在床上，舒展一下腿脚，长长地叹一声：亲娘哩！仿佛这样就能赶走疲劳和困顿。
父亲是个顶呱呱的棒劳力。每次评定工分都是满圆十分。我曾跟随父亲去见证过，记得是在一个寒冬的夜里，在我家门前的场院的空房子里。一盏小煤油灯悬挂在梁头上，寒风溜进屋，微弱的灯光在摇曳着，灯影下漆黑一片，昏黄的灯光照着满屋模糊的人影。
会计拿着一个帐本逐个喊着名字，队长脱下棉袄，再把手伸进袖筒，然后走到每个人面前，与人对指头。队长的五指为基数，如果你认为此人干活实在卖苦力，你就伸出五个手指头，那就是满十分；如果你认为此人干活时耍滑，就伸出四个手指头，那此人就是九分。这些都是在袖筒里秘密进行，被评定者根本无法知晓。待满屋人都逐一过一遍，队长会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结果。父亲总是满分，因为父亲踏实苦干是人所共知的。也有人因工分评的低而发牢骚，甚至骂娘。
每到月底，我家门前院墙上都会张帖出工分公布榜，父亲出勤率最高。早上出工记二分，上午和下午各记四分。
农户每积攒一方农家粪，队里就给四十分。父亲就起早贪黑或抽空去积肥。父亲总是天还不亮就起床，拿着铲子、耙子和扫帚，拉着架子车叮叮咣咣去河滩里扫树叶、耧枯草，待到天亮时，父亲已拉回满当当一车树叶。然后再洗把脸，拿上铁锨，不耽误队里出早工。父亲连续辛苦四五天就够一方粪肥了。父亲把大粪灌进去，闷上半月左右，粪堆开始发酵发热，有缕缕热汽在上面飘动。父亲用铁齿杈把粪堆翻动一遍，把粪堆整理成有棱有角的长方形。那时候化肥很少使用，庄稼全靠农家肥，家里土，地里虎嘛。
父亲也养猪，到年尾卖掉猪，算算也卖一百二十多块钱，可这些钱你还要买化肥、农药、柴油，三除两剔的也只剩下六七十块钱了。那些东西是必须得买的，不买不行。除去平常买的红薯叶外，一头猪也赚不了几个钱，就这还不能算人工钱。
父亲白天苦干一天，有时晚上还要加班。那些年的轧花机、弹花机都是半机械化，都需要人工来辅助。我还记得那老式水车，人工推，链条转动，长铁皮筒子伸进井里，每隔几节链条便有一个皮垫子，随着链条转动，清冽的水便咕嘟咕嘟冒了出来。那时候好多生产工具还处于半机械和原始的落后状态。
到了寒冬腊月，苦干一年，按说没啥庄稼活，社员们也该歇歇腿脚了。可上边又分配下来任务，不是挖河就是修路。
我家距开封仅百里之遥，开封城北十多里便是黄河，黄河是有名的地上河，每当夏秋之季，暴雨滂沱，黄河防汛便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冬天农闲时节，修复、增高、筑牢黄河大堤便成了首要任务。
队里都要精挑细选、抽调最精干最强壮的劳力，父亲和其他五六个人总是首当其冲被队长选中。
队里派出两辆马车，有两匹吃苦耐劳的骡子驾辕，有几匹马拉套。到工地上也可以帮忙拉架子车。一辆马车上装面粉、粉条、白菜，还有杀好的两头肥猪；另一辆车上放着几辆架子车，车子上坐满了人、堆满了行李。
一时间，在通往北方的条条大路上，尘土飞扬，人欢马叫，几十万民工浩浩荡荡涌动的壮观场面。
黄河大堤有多高有多厚？不知道，因为至今没有机会去看看。所有相关信息都是听父亲和他的同辈人讲述获得的。
试想一下，几十万民工分布排列在长长的黄河大堤上，
那种战天斗地的场面该有多么壮观和激动人心。工地上大喇叭放着革命歌曲，红旗在寒风中迎风飘扬，车来人往，马嘶人叫。人们挥舞着铁锨，把於泥甩进架子车里，车子装满后，让骡子在前边顺着斜坡往上拉，这样一遍遍、一趟趟地，直到把吃苦耐劳的骡子累爬下，任你再用鞭抽也爬不起来。有时架子车也散了架，民工们就用筐、木板，几个人往上抬。人人都奋勇争先，个个都奋力向前，在寒冷的冬天，父亲他们赤脚跳进冰渣水里、甚至光着膀子头上直冒汗。五天的工期总是不到四天便提前完成。活累自然伙食也好，不然人受不了。伙房不断变化花样改善，如肉包子，糖包，猪肉炖粉条。
每次结束评选劳动模范时，必然少不了父亲，不是奖励一条背心就是一把铁锨，当然还得有张奖状。
父亲常说：“人只有闲死的，没有干活累死的！”父亲干活下苦力，他最讨厌那些有力不出的懒汉、滑头。
父亲是农民，是靠土地和粮食生活的。有一年队里收成好，我家分了六百斤小麦，父亲可高兴坏了，他把麦子晒干装进口袋，在地上铺些干麦糠，把麦袋放上面，再用塑料布裹严实，最后再用麦糠全部埋住，这样既防鼠又防潮。这些粮食父亲看得比命都贵，平常舍不得动它，只有到逢年过节才扒出来！
平常就是吃窝头和红薯，父亲饭量大，一顿能吃几个窝头和一小筐红薯。中午那面条，父亲那只粗瓷大海碗，一口气能连吃三碗“蒜捞面”。
父亲经常说：“现在的人天天细米白面，人干起活来却没力气；过去天天窝头和红薯，人却有使不完的劲！”
父亲从不讲究穿戴，他只喜欢穿黑色的粗布衣服，像那些洋布，父亲看见就烦透了，别说让他穿了。只要衣服干净就行。
土地分产到户以后，提高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给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提供了机遇，有人种果园或种菜；有人养猪或养羊；有人跑运输或贩卖菜……几年下来，有人买了四轮拖拉机，有人盖起了小洋楼。
这些人都是过去那些怕吃苦，干活出勤不出力的老滑头，被父亲瞧不起的人。父亲不服气，他不相信，不怕吃苦，踏实苦干还能落后。
父亲明显落伍了，跟不上形势了。父亲太固执，不相信新科技、新事物。父亲不相信化肥，说那化肥没长劲，没粪肥耐长久。父亲反对化肥不是没道理，有一年，队里使用县化肥厂刚生产的磷肥，等到第二年犁地时还发现磷肥块，用砖头砸都不烂。
在新麦种选择上，父亲就认准一种早已淘汰的麦种，俗名“三不齐”，这个品种的优点是麦穗大，麦杆高低不齐，形成高、中、低三层，高产但不稳产，碰上刮风下雨，最容易倒伏。麦子在灌浆期一倒伏，就减产三分之一。
有个农技人员下乡搞调研，发现父亲还在种植“三不齐”，就批评了父亲，他说全乡也只有你一户还在种，让父亲换新品种。
父亲看到谁家小麦高产了，就用一袋麦子去兑换别人一袋。父亲不懂得：再好的小麦新品种也只能种一次，你若连续种不但不增产，反而会减产，原因是新品种优势会逐步退化。作为没有学问的父亲，这些道理他不可能理解，也不会理解。
父亲没学问，不识字，但自己的名字还是认得的。人民币是大小、多少都识得。
我们这里是棉花主产区，棉花是当地农村的支柱产业。不过棉花也是高投入、费时又费工的作物。过罢年地刚解冻，就往地里拉粪、剜地，然后打营养钵、下种、盖膜，苗出齐后，防病防虫，通风换气，最后移栽至大田。还要锄地除草，中间还要不间断地喷洒农药、还要追肥浇水。这样一直忙到下大雪，还有人在剥棉花。
那几年，棉花由国家经营，各地棉站统一收购。每到犁地种麦时节，正是农民卖棉花的时候。各个棉花厂门前挤满了大小车辆，直把大马路上围的水泄不通，过往的汽车怎么按喇叭也无法通过，只得倒车绕路走。人们便通过找熟人找朋友，来卖棉花。
父亲拉了几包棉花，去排了两天队，我去给他送饭时，看看离厂门口还有半里路。第三天和第四天连续下了两天雨，人们纷纷从家里拿来塑料布把棉花全蒙上，下面铺上干草，放上被子，人躺在车下面睡觉。白天几个人聚在一起打牌来消磨时光。
好不容天放晴，棉花厂开始收购棉花。第五天，父亲才挤进去。经过抓样、试轧，评级给父亲画了三等级。父亲有些生气，别人同样的棉花给二级、一级，父亲细算一下，自已的棉花比别人少卖好多钱，气嘟嘟地又拉回家。
母亲见父亲把棉花拉回来，就说：“你表弟不是在棉花厂当会计，你咋不找他？”
父亲姑母家有三个儿子，早先几年还互相走动，后来，三个儿子都找到工作，有的在社办厂当厂长，有的在乡政府当秘书，老三在棉花厂当会计。人一旦有钱有地位，便六亲不认，亲戚也不走动了。有时路上碰到父亲也不搭腔，视作路人。
“我找他？俺俩几年都不说话，你让我咋有脸去找他？”父亲一提起表弟便立马来了气。
“给他说几句好话，看在亲戚的面上，他不会不帮忙吧！”
“哼！给他说好话，”父亲马上摇摇头，摆了一下右手，“算了吧！”
“人家现在中用了，离了咱能过，咱离了人家可不能过！”母亲还在劝父亲。
母亲的话刺痛了父亲，他生了真气，从缸里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进肚里，然后把瓢扔进缸里，缸里的水花被砸飞出去。“他有啥了不起，不就是个会计吗？”
“中，中，不说你，你中用，你有本事，你有能耐！”母亲不停地奚落着。
“就是不去求他！离了他照样过，那县长、乡长比他强的多了，有啥了不起！”父亲说着又拉起架子车到离郑州很近一个收购站去卖。
父亲步行近百里，给的等级与家里一样。父亲不可能再拉回来，也只好忍痛卖掉。
父亲就是这样的倔犟，谁劝也不听，你拿他没办法。
父亲五岁的时候就没有母亲，爷爷又续弦生了个儿子，父亲又与后妈合不来，便被爷爷送给人家当儿子。后来碰上闹饥慌，父亲回家找爷爷，爷爷塞给父亲两个馍说：“逃命去吧！”
父亲说，他把那两个馍扔掉了，那馍是麦糠碾碎伴麸皮蒸熟，散的得用手捧着吃，糙喉咙，咽不进去。从此父亲就在驻马店地区的逐平、汝南一带流浪。父亲白天要饭，晚上就钻草窝。有时碰上好心人就给个馍头，有时就捡粪堆上的白菜帮吃。碰不上村庄就钻空墓穴里过夜。其间，给人家当儿子，过了几年平安日子，后来因父亲脾气倔便与人家闹翻，负气出走。
父亲又在许昌街头流浪，在儿童救助站住了几个月，父亲说，每天清早都从大院里抬出十几个孩子，那些孩子不是撑死的就是得病死的，都是没爹没娘的孤儿。
等到第二年麦熟前，救助站便把稍大些的孩子规劝回家，让你自谋出路。父亲几年没回家，也不知家里是否有人？就只有在大街上流浪。后来，一个当兵的劝父亲当兵，说能吃饱饭，还有衣裳穿，每月还有几块钱。父亲想想也没别的出路，就进了大院，换上军装当了兵。
正如那人所说，当了兵能吃饱饭，月底还发零用钱，日子过的挺舒坦。几个月后，部队要上前线，在漯河上火车，所有新兵都集中在月台上。
一听说去打仗，许多人心里发怵。其中一人报告长官说，自己家有老爹无人照看。长官说，中，你出来吧！又有一人说自己家还有老娘，需要照顾，长官说，中你也出来，然后拔出手枪，对准二人啪啪两枪，把两人打翻在地。长官对着众人说，还有谁要回家没有？吓得众人面面相觑，再也没人敢回家照顾爹娘了。
这场面并不是杜撰的，而是父亲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我问父亲：“你当的是谁的兵？”父亲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是国民党的兵呗！”
根据父亲的讲述来判断，应该是胡宗南的部队。父亲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给连长当勤务兵。父亲曾讲过一段趣事：部队夜里宿营，部队吃饭盆子不够，要父亲去找。黑更半夜里，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盆。待到天亮，大伙一看全乐了，父亲找到的竟是尿盆，上面有厚厚的尿渍。连长拍着父亲的头说：“小鬼，以后要细心点。”
部队开到陕北，与彭总率领的部队开战，就吃了败仗，父亲就随大部队逃跑，解放军就追，看见父亲还是个孩子，就说跟我们干吧，枪还是你的枪，衣服必须换一下。父亲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解放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又随部队入朝作战。父亲说起朝鲜战争的惨烈程度，那山沟里一会便填满了死人，那人死的如割倒的谷堆横七竖八的。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只能吃雪就炒面；有时从国内运去罐头、饼干和花生米，大家便敞开肚皮饱餐一顿，。朝鲜战争结束后，又去湘西剿匪，直到五八年父亲才转业回农村。
父亲经常讲述自已的经历，听的次数多了，我们都能背诵。尤其到了父亲上了年纪，老爱旧事重提，听得耳朵起茧，想站起来借故溜掉，父亲怕你不听，用手拽住你胳膊，非得听完他的故事才放手。有时正讲其它事，父亲也能强拉硬拽扯上自已的故事。
父亲转业到农村，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只是最近这一二十年，国家富裕了，父亲每月可以从民政部门领些钱。从开始每月十五元到如今每月五百多元。父亲把这些钱全部存银行，一分都不舍得花，他说那些钱是自已用命换的，看得非常珍贵。
父亲的年纪渐渐增大，但他从不服老，依然在烈日下锄草，剜地。我劝他别干了，苦干一辈子也该歇歇了，该享几年清福了。父亲摆摆手说：“我老了，身体说不中就不中了，趁我还能干就多干几年，能干一天就多赚一天！”
是的，像父亲这样的人，你让他天天吃过饭，没事溜着玩，他就很无聊，那样身体慢慢就会垮台。他只有天天有活干，身体依然健壮，就像奔跑的车辆，你让他突然刹住车也是不可能的！
村里有位好心的老奶奶见父亲整天不闲着，死干苦干的，就劝父亲：“别死干了，吃点喝点享几年福吧！”
这种话父亲听的太多了，一听就来气，他阴沉着脸，怒气冲冲地说：“我吃不吃的，碍你啥事了，我又不吃你的，你管我干啥？”
那位老奶奶本是好意，被父亲几句话弄得满脸通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最后说：“中，中，算我多嘴，这辈子再也不会劝你了！”
“不说拉倒！”父亲脖子一拧，拉着架子车去扫树叶了。直到那位老奶奶过世，父亲与她再也没说过半句话。
父亲讨过饭，挨过饿，所以把粮食看得比命都贵。父亲不去面粉厂换面，嫌亏。自已用脚踏三轮车去磨面房，磨面的小伙子害怕父亲，别人磨三遍，而父亲偏要磨四遍。他怕麸皮都磨进去，面很黑。小伙子笑着对父亲说：“现在粮食多，你磨那么黑的面干啥？”其实小伙子是可惜钱，每磨一袋面需三遍也就赚五毛钱，而父亲磨四遍，刚好够电费钱，他不愿给父亲磨面的原因就因为这事。父亲蒸出的馍不白，我的孩子就不吃爷爷的馍，说糙喉咙。父亲不理解，只要能吃的东西，父亲是舍不得扔掉。父亲说：“现在的人作孽，没挨过饿，再过一次年馑你就啥都能吃了。”
最近几年，父亲的腰渐渐有些驼了，但他除了耕种几亩地外，还抽空去收废品，整天脚蹬三轮车走街串巷吆喝，但大部分是捡拾垃圾，什么塑料袋、碎铁，只要能卖钱，你都要。有时也赚几十块钱，他把钱用塑料袋包好，再用细绳缠结实，装进口袋内，把扣子扎紧。
有时，父亲收废品一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回来，经过好多村庄，每个路口都有食堂，可父亲却连碗热汤也舍不得喝。
有一次，在乡镇大路口，碰到父亲坐在路边休息，三轮车上装满了废品。我忙下车去问父亲吃饭没？
父亲摇摇头，说回家吃饭。我看不远处有家食堂，便站起身，去要碗烩面。父亲连连摆手说不要，他把我拉下坐在他身边，从车子旁边斗子里拽出一个塑料袋，里边全是馍头。
“这是我在学校捡的，你看这些馍都是学生扔的，多可惜呀！”父亲拿起馍头，用手辦开塞进嘴里嚼着，他又从斗子里掏出一个饮料瓶，里面装的凉开水。
“扔了吧！不卫生。”说着，我用手去掂塑料袋。
“咦，咦！”父亲着了慌，忙用手护住，生怕我扔掉。“不碍事，不碍事，要饭的时候，要有这些馍，我也不会挨饿了！”
我看见食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新进熟牛肉五十块钱一斤。我对父亲说：“给你买一斤，你带回去慢慢吃吧！”
父亲问：“多少钱一斤？”
我回答：“五十块”
“五八年的时候，那牛肉才五毛钱一斤，都没舍得吃。现在五十块，太贵了，五十块放到五八年能买一百斤牛肉，吃不起，吃不起！”
我笑着说：“一样的。”
父亲吃惊地回过头定定地瞅着我：“咋会一样呀？五毛钱买一斤和五十块钱一斤，能一样吗？”
我不想和父亲抬扛，知道他又钻了牛角尖。他似乎是生气了，也不再理会我，站起身走到车旁，吃力地踏着三轮车，三轮车满载着货物摇摇晃晃艰难地向前爬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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