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祥：作家、诗人、编辑。1957年出生于北京，籍贯北京。1976年到北京大兴插队，后分配到北京化工实验厂工作。现为《东方少年》杂志编辑、副社长。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北京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燃烧的青春隐密》。
山那边是海吗？
杨玉祥
二
梁艳和张收在家乡举办完婚礼后，就登上回京的火车。省领导亲自过问，安排了一个软卧包厢。靠窗小桌上摆着香蕉、苹果、桔子，包厢四周缀满五彩缤纷的塑料鲜花，窗户处放着一束新鲜的玫瑰，香气扑鼻，使小包厢充满温馨。她躺在软软的床上，摆弄自己辫子，思绪万千。
一次梁艳坐绿皮火车进省城，整整一个晚上她不敢喝水，因为四周挤满了人，连头顶放行李的架子上也躺着人。从座位上到车厢连接处上厕所，可以说跋山涉水，深一脚浅一脚；因为过道上也躺着人，一脚没踏好，也许会踏在谁的手上和脸上。现在她从硬座车厢，跳过硬卧车厢，进入软卧车厢，再到她们小俩口包厢。是完成了人生几次飞跃，从地下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
火车开得飞快，从荒芜的苗家村落，滑过稀稀落落开着几个铺面的小镇，驰过耸立着几栋低矮楼房的县城，经过高楼林立的省城，最终到达繁华的京城。站台上有轿车来接，七拐八拐，进入一个小区，绿色浓郁，路灯闪烁；坐电梯进入一间四居室的大宅子，这就是家乡人说的洋房吧。
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最大的房间里，还藏有一个茅厕，她不解地问：“卧室里有个拉屎的地方，多脏，多味，怪别扭的。”
张收说：“这叫卫生间。以后这幼稚的问题不要再问了。还有你进城了，学着文明点，别张口闭口拉屎拉屎的，让人家听了笑话。”
梁艳捏着小辫子羞涩地低头笑笑说：“嗯呢咱俩是老同学了。人家习惯了嘛！”“嗯呢”是家乡女孩撒娇时小语喁喁。
几天后，她想起刚进城时那带点傻气的提问，自己躺在被窝里抿着嘴笑。还是大城市人会享受。在家乡，阴雨天或刮风天，总要出去上厕所，一蹲下，苍蝇、蚊子就飞舞起来，乱撞乱扑，不一会屁股上就叮几个大包；毛坑四周垫着几块碎砖头，黄黄的尿顺着砖头形成的凹槽从里往外流，臭气熏天。
大家纷纷向张收祝福！八十年代初，小伙子一心想给一个贫苦人家的少女一份真爱，从此诞生了一个灰姑娘或丑小丫；女孩子幻想找到一个落魄才子嫁出去。美女嫁才子，天经地义。
休息日，张收带着她满城转，一方面熟悉北京，另一方面找她喜欢的工作。市里的工作，她可着劲挑，想去哪里都行。这可难坏她了，一个刚进城的苗族妹子，看哪里都好，几乎挑花了眼。
她走到阜城门桥上，看见东南角一个褐色大楼，昂然立在那里高耸入云，鹤立鸡群。就壮着胆对张收悄悄说：“我想到这里上班！”丈夫点点头，没吭声。
那大楼是银行总部。
第二天厅长当着张收的面，拿起电话，底气十足地说：“老刘嘛！”
“您好！老领导！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是刘行长声音。
“你的秘书怎样？”
“挺好的。”
“我想你应该再配个秘书。你们总行开会，她可以负责联系个会议地点呀，购买开会的笔呀、纸呀的，琐碎的事情尽管交给她干。女孩子是我们部里最年轻的厅长夫人。二十五六岁，高中毕业。”
“嗯——是——”对方有点支支吾吾。
“人家姑娘就看上你那大楼了，这是你的荣幸！懂吗？”厅长严肃地说。
“没问题！没问题！厅长以后有好事可别忘了我们！”
“我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
“那让她明天来吧，我和人事部门打个招呼。”
厅长放下电话说：“搞定了。”
回到家，张收对老婆洋洋得意地说：“权力的杠杆轻轻一动，你便弹跳起来，由一个苗家小姑娘，一下子成为大银行白领。一路上畅通无阻。”
梁艳从后面抱着坐在椅子上的丈夫，脸贴在他的头上，流下了幸福的泪。
梁艳要动身前往北京，七姑八姨曾把她叫进一个昏暗的小屋，七嘴八舌说：“管住男人，先要管住她的钱袋。要不然，你这个柴禾妞儿，早晚有一天，他看不上眼了，就把你甩了。”
新婚之夜，她喃喃说：“嗯呢老公，你要把工资交给我，我帮你攒着。咱有了娃，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
张收会唱一段古戏，“薛平贵回窑”。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在大学联欢会上，每次唱起来心里都莫名其妙地激动。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回来了。新婚之夜看见梁艳屁股下面，洁白的毛巾上，流下一滩殷红的血。他觉得自己七年来，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对这样的生活甘之若饴，就因为盼望着这一天；而梁艳也没有像其他女生那样早早结婚，生儿育女，而是寂寞孤独地等着他。他还有什么不能答应。
参加工作后，张收给自己上了商业保险，受益人写的是自己的母亲。梁艳一次发现了那份合同说：“你现在和我结婚了，那保险受益人应该换成我。”
张收说：“我人都是你的了，还怕啥？”
她撅起了嘴。
张收无奈地点点头：“你不嫌麻烦你就改吧。”她高高兴兴地拿着丈夫身份证和亲笔签的委托书跑了。回到家，张收一看傻眼了。不光受益人写的是梁艳，连投保人写的也是梁艳。等于此单保险是梁艳给他交的钱。
张收嘴上一声没吭，心里一直别扭着。他想起村里上小学时，一次梁艳奶奶气喘嘘嘘地闯进教室，手里握着一把笤帚，直奔坐在后面的梁艳而去。梁艳趴在课桌写作业，脑袋身上就被雨点似的笤帚打了个措手不及。老师奔过去拉开奶奶，问：“咋回事？”
奶奶手指一脸恐慌的孙女喊叫着：“她偷吃！”
后来才知道，奶奶用儿子们孝敬她的钱，买了只鸡，炖了。满屋子是肉香味，吃不了，剩下的没舍得给孙子们吃，狼多肉少。她把剩下的鸡肉藏在家里褐色大躺柜里。奶奶睡觉，拴在腰间的躺柜钥匙，被梁艳和哥哥轻手轻脚偷了去，风卷残云，不一会儿，一大盘肉吃得仅剩一点点了。
老师问：“你是梁艳什么人？”
“我是她奶奶。”
“孙女吃奶奶的肉，天经地义。这不算偷。”结果闹了奶奶一个大红脸，悻悻地走了。
自私的奶奶，一定会带出一个自私的孙女，这也许是遗传基因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吧。
第一年结婚，第二年娃娃丰收。是个女儿，叫雯雯。孩子就是梁艳手中的大存折，跟丈夫说话，语音都提高八度。也是从那时起，梁艳的父母，七姑八姨，几乎是这个拿着大包小包北京烤鸭、二窝头酒、蜜饯刚走，那个就扛着一袋子粉条进了张收家。梁艳亲自陪着，还让张收的司机拉着到颐和园、故宫、长城玩去。
张收每次去办事，都毕恭毕敬走到司机师傅面前，站稳，四十五度躬身，笑着小声说：“我到怀柔开部里一个会，您把我送过去，第三天再接我。只是送完我再回到您家，时间有点晚，不好意思，耽搁您休息了。”
梁艳对司机可是指手画脚，大着嗓门说：“你送我到西单，我买个裙子。”或者说：“明天星期日，你来早点，带我姑妈去趟王府井和天坛。”见她把司机支使得团团转，四脖子汗流，竟忍不住说：“司机是公家派给我工作的，你让他跑私活，可违反纪律。”
梁艳厌烦地冲他挥挥手说：“哪凉快哪去，在单位听你的，在家里得听姑奶奶我的。人家师傅都不说啥，我是指哪打哪，毫无怨言。”
那师傅连连点头说：“没啥，一脚油的事！”张收责怪次数多了，她辩解说：“我们行长的司机还负责到学校接送行长孙子呢！”
张收气得鼓鼓的，可毫无办法。
司机送张收回家，他从车上下来，总是刚刚上楼又匆匆下楼，手里提着一个垃圾袋，大大的袋子里是鼓鼓囊囊的垃圾。一个堂堂的大厅长总是心平气和地掀开垃圾桶的盖子，把垃圾袋放进垃圾桶里。这时司机正好掉转了车头，摇下车窗，挥挥手说：“这活不该轮到您干。这应该是弟妹的活。”
张厅长总是微笑着拍拍手，拍掉手上的灰尘说：“谁干都一样。没啥！”
司机后来听梁艳悄悄告诉他说：“你们厅长要是不倒垃圾，门我都不让他进。开门前我总要问：‘垃圾倒了’？”
“倒了！”
“我拉开门，见门口空荡荡了，才会敞开门让他进屋。”
梁艳偶尔发怒了，甚至伸出拳头打张厅长脑壳。逢这时张收只有捂着头，弓下身，喃喃说：“轻点——轻点——”他不敢反手给老婆一拳，也不敢大声斥责老婆粗鲁野蛮，只是无可奈何地祈求说：“轻点——！”
一来二去，厅里人都知道张厅长怕老婆。他理直气壮地辩解说：“我不是怕老婆，我是让着老婆；人家在家乡一等等我七年，不易；让了一百次，别人就认为我怕了。从大狱出来的，没有一个怕老婆，老婆都怕他们。”
大家都认为张厅长说的有道理。
张收的父亲患了白内障，几乎啥也看不见了。父亲第一次到北京医院做手术，也是第一次携老伴出远门，痊愈后，父亲看啥都清楚，几乎是用贪婪的眼神看。趁老人高兴，张收决定带父亲到北海逛逛，中午在仿膳用餐。他破天荒地跟管财权的老婆要钱。梁艳撅着嘴，磨磨蹭蹭掏兜，拿出五十元，并唠叨说：“看病花了不少钱了，还玩啥玩！”
张收说：“看病老爷子没有跟我要钱，是雯雯爷爷自己掏的钱。”
梁艳说：“甭蒙人了，你用了你小金库的钱。男人那点事，瞒不过我！”
张收气得像被竹签扎进手指，牙齿咬得“吱吱”响，半天吭不出声。几年来，工资奖金全部上缴，衣食住行单位都管了，基本不用自己掏腰包，他也没有存小金库的必要。
父亲曾自豪地说：“在家乡方圆百里，只要一说这是赖马寨张厅长的父亲，别人看他的眼神立马不一样了；平着看都算小看了，得仰起头看。”
县长、镇长、县财政局局长，逢年过节走马灯似得来家探望。父亲办啥事都如探囊取物，四面八方的顺水人情。连自家盖房子这大事，都没费他吹灰之力。家里白天车如流水马如龙，夜晚日光灯照如白昼。成了村子里太上皇，自然财源滚滚来。
付白内障手术费，那点钱，对老爷子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
张收那一刻感到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太妙，愤怒地说：“只许你放火，不许别人点灯。”
老婆柔声说：“嗯呢哪当然，女士优先嘛，你别气不公！”
一句话噎得张收一愣一愣的。
张收把这种愤懑写了一首诗，发表在一家文学杂志上。样刊来了后，他拿给老婆欣赏。
男人的控诉
妻子让我进厨房，
妻子撵我洗衣裳，
妻子催我倒垃圾，
再用墩布把地板擦得溜光。
家务，像一个坑，
一个填不满的皮囊，
吸进青春、时间、事业、希望，
一点，一点，把人剥光。
我无数次抗争，
无数次吵吵嚷嚷。
为了邻居的安宁，
我步步退让。
妻子笑了，那柔情的光波，
是最高奖赏。
我知道，我已变成，
妻子希望铁罩中的一只绵羊。
家一步步走向和谐，
心一步步走向惆怅，
得到的，是家庭的安谧，
埋葬的，是梦境和希望。
张收本想老婆看完，会被诗渲染的气氛打动，发出慈悲之心，或者赞扬他文笔优美。没想到她看也不看，就把刊物扔到一边说：“瞎写什么，给不了几块钱。”
张收忙心疼地拿起杂志，抱在怀里，叹息一声说：“你眼里只有百元大票，啥也视而不见。我是对牛弹琴了！”
三
钱是男人的脸，也是女人的胆。兜里归自己掌控的钱多了，梁艳做姑娘文雅样子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次张收患病，厅里几位女同志到家里探望。梁艳沏完茶倒完水也不离开，坐在沙发上，解开衣襟给女儿喂奶，白花花的奶子几乎是全部裸露在外面。张收瞪了老婆一眼。
“你瞪我干啥？这里都是我们娘们，怕啥？”梁艳想起家乡，女人生了孩子，就啥也不懍。夏天贪凉，光着膀子，连个背心也不穿。走起路来俩大奶子像两个面袋，滴里嘟噜地左右摇晃。
张收的脸腾地红了，心想，这几位年纪轻轻女同志，都文静得有点羞涩，哪见过老婆这粗俗的动作和野蛮的语言，整个泼妇模样，她们肯定不习惯。从她们几个潮红的脸颊，张收也能猜出八九成。
梁艳早餐喜欢吃油条，她一手拿着油条，一手摸着沙发扶手，训斥老公：“有人提醒我，不让我对你凶巴巴的。说你是大厅长，万一哪天看上别的女人了，再把我甩了。我琢磨，你有啥本事，敢甩老娘！你不是就比我多读了个狗屁大学吗！有啥牛逼的？我要是也上了大学，兴许还当上了部长呢！”说完她把油条从左手移到右手，刚刚拿过油条的左手油花花的，竟下意识地用沾满油花的手摩擦沙发左扶手，那黑色的牛皮沙发被她手抹擦得光闪闪亮晶晶的。
张收只是无可奈何地苦笑。
星期日，张收喜欢宅在家里看看书或临几张柳公权的字帖。梁艳往往提前把他的毛笔藏起来，缠着让他陪着上街购物。一次她看上了一条被罩，就凑到张收耳朵边说：“这条纯棉的，好，做爱时出汗不沾被。”声音虽不大，但旁边的人肯定听到了，至少三个人惊愕地扭回头看她，仿佛看一朵开得艳丽的奇葩。
张收瞪她一眼，把她拉到僻静处，说：“你说话文明点，别什么话都敢往外抡。”
梁艳挑衅般地看着瞧她的陌生男人，直到把对方盯得别过头去。她反驳说：“反正谁也不认识谁，管它呢！”
前两天，梁艳单位女友来家串门，她俩喝了一瓶红酒，喝得醉醺醺的，就发起牢骚来，嫌“三八”妇女节没发东西。梁艳涨红着脸说：“哪怕发几盒避孕套也行呀！”逗得女友喝着半截的酒都喷出来了。
女友走后，张收责备说：“你以为在寨子里，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要多野有多野。劳保用品那么多，毛巾肥皂洗衣粉，你偏偏不说，偏偏捡个跟计划生育有关的避孕套。你二呀！你看着吧，转眼女友就把这当成段子，在你们银行一说，上上下下不传遍才怪。”
梁艳头发一甩说：“管它呢，反正我嘴巴痛快了！”
银行分房，按条件梁艳能分一套两居室。可总行规定：“夫妻双方凡是一方有住房，原则上不予分配。”
梁艳怒气冲冲向领导喊：“凭啥有房就不分配！假如大家不知道我住那里，我就说租房住，谁查去？”
“没人查！”旁边有人搭讪。
办公室主任笑了笑说：“后悔了吧。先前满处敲锣似得嚷嚷你住着大房子，四居室呢！这回到嘴的肉飞走了。”
“那要是和我们那口子离婚了呢？”聪慧的梁艳眨巴着眼睛问。
主任愣了一下，想了想说：“要真离了，拿出盖着民政局大章的离婚书，就得分你房。咱们银行房子有富余，多分你一套无所谓。可我真没听说过，为多分一套房子离婚的。”
这天，梁艳特意给张收做了一桌好菜，劝不会喝酒的老公喝了二两白酒，喝得飘飘然了，才坚定地说：“为了这套房，嗯呢咱们假离婚吧。一套房不少钱呢！值！”
张收说：“你想房子想疯了！”
“那有啥，结婚不结婚，不就一张纸吗。还是房子实实在在。再说，咱们爷爷那会儿，孩子都一大堆了，还没领过结婚证。不是一辈子也过来了。”张收的确知道三四十年前，村民都不知道结婚还需要到镇子里领证。只知道拜了天地，请了酒席，就算结婚了。
张收一杯一杯品着酒，对妻子提出的假离婚，他没有表示出激烈的反对。当年被大家称羡的纯真的爱情，进入九十年代，反而被多数人嗤之以鼻。人往高处走，大学毕业，当了厅长，命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应该沿着台阶往上走。可他鬼使神差地还从平台上下来，进了种满高粱地的山沟沟，娶了个家乡村妞。
后来才知道，看上自己的姑娘叫杨阳，是厅里一位女处长。偶尔单位开会，常常见面，高挑的个子，走路款款，一举手，一掠发，一回眸，如出水芙蓉，如水在荡。听说是小有名气的动物小说家。脸上虽说有雀斑，但不是近在咫尺，根本看不出来。
厅里一位负责收发的小副科长，知道杨阳背景，猛追。结婚后，那小子靠杨阳父亲提携，处长、司局长、省长，十年间，成了封疆大吏。张收可还是个副厅长，没有丝毫进步。
有人背地里拿张收开玩笑说：“人这一辈子，选择胜过付出。平庸与飞黄腾达就是一瞬间的选择。”
婚离了，拿着离婚证书，梁艳分到了两居室。她转手给租了出去，每月租金稳稳地流进了她的腰包。
离婚而不离家。孩子上了寄宿学校，一切都顺风顺水。可不知怎么，她常常想起老家的盘生，听寨子里人说：盘生后来找了几个对象，都不满意。他错过最佳谈恋爱时间，好的女孩早被人划拉走了；再说农村小伙子娶媳妇难，难于上青天。眼见拖到三十了，才不情愿地和一个瘸腿姑娘结了婚，生了娃。
那瘸姑娘是他俩初中同学，一次盘生编了个顺口溜，当着众多同学念：“远看金鸡独立，近看似马抬蹄。躺在床上双腿不齐。数学上叫她二分之一，医学上叫她小儿麻痹，我们管她叫瘸逼。”
这顺口溜太损了，她抄起一个粗铁棍就追上去打。盘生真怕了，小脸苍白，慌不择路地跑进男厕所。厕所里有男生蹲在茅坑方便，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进了绝对安全地带。没想到瘸姑娘紧撵着他进了男厕所，吓得几个男生屁股都没擦，提上裤子跑了出去。瘸姑娘高举着铁棍把他堵在墙角，他只有抱着脑袋挨打的份了。那粗粗的铁棍只要击打下去，盘生脑袋就会开花，同学们都会鼓掌叫好，这就是欺负残疾人的下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瘸姑娘双眼噙泪，迟迟没有下手；而是“当啷”一声扔掉铁棍，抹着眼泪跑出了男厕所。几个男女同学一分析，纷纷认为瘸姑娘喜欢盘生，所以手下留情。
盘生听完大家的分析，坐在地上，连连摆手，并把头扎进自己两腿中间说：“她可别看上我，千万别看上我。不然我非呕一辈子。”
这门亲事，使盘生像受了刺激，整天喝大酒，喝得烂醉，躺在路边。每次都是他老爸，用独轮小木车给他驮回来。有时故意在寨子里绕一大圈，边绕边唠叨：“你不嫌喝得死猪似的难看，那就让全村人都看看。”
进家门时，瘸腿媳妇总是扯着大嗓门喊：“这点出息，有本事甭回来，在外面显吧！或者到北京找你那老相好的去。就怕人家连门都不让你进。甭说眼，屁股都不夹你。”
每每听到这，梁艳就鼻子发酸，掉下几滴泪。她想起幽会的那些时光，嘴唇间还留着盘生粗犷的气息。她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
盘生你好！
快十年了，没有见你，我常常想起你。家乡好吗？我一切都 好！希望你来北京发展，我也有机会帮帮你。这样我们就会常见面了。
梁艳
信发出后，梁艳整日神情恍惚，办公室电话一响，她就莫名其妙地激动，跑过去一接，不是盘生。顿觉失望。
几乎绝望时候，她的汉显BB机响了。一行字跳了出来：“我已经到京。”是盘生！一定是盘生！她按照BB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盘生那熟悉而略有陌生的声音。梁艳告诉他自己家地址，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层几号。对方支支吾吾说：“不合适吧？”
她说：“十年不见怎么腻腻歪歪的，大老爷们不像大老爷们，胆子小的还不如我这个女的。我偏要让你瘸媳妇看看你能不能进我家。张收今天去英国，估计现在在飞机上。十二天以后才回来呢。”
盘生举着电话犯愣。这是昔日哪个小鸟依人的小梁艳嘛，口音，语调全变了。厅长太太一当，脾气都见长。
下了班，她几乎是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从电梯间出来，见自家门口堵着门蹲坐着一个黑糊糊的人影，耷拉着脑袋吸烟，地上有七八个烟灰头。黑头发像一蓬干涩的乱草。她走过去，蹲着的人也抬头看见她，忽地一下站起身，高高大大的，像耸起一座山。她记起盘生是一米八五的个头，她们面对面站着，她只能扬起脸看他。九年多不见，脸上多了浅浅的皱纹，显得一脸沧桑了！他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局促的黑色西装，颜色像咸菜色，脖子上系着一条领带，是那种分不清颜色的领带，肩上斜挎着人造革挎包，裤腿上沾着几个泥点，风尘仆仆。
“是你！”梁艳说。
“是我。”
“我一瞧蹲坐在门口抽烟就知道是你。”
“我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
站在门口瞬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想说个啥，可又一时想不起该说啥。
她打开门，把盘生让进屋，让他脱下脚上穿的解放牌胶鞋，换上自家的拖鞋，然后把他推进卫生间说：“先洗个澡！”
盘生扭动身子不想进去，她说：“你身上有股味，难闻！”
盘生在卫生间里抗议说：“进了城，你的毛病真的多了。嫌起俺脏了！”
洗完澡，换上梁艳准备好的睡衣睡裤，从卫生间出来，立马像换个人，精神抖擞。梁艳眼睛一眨不不眨地盯着盘生，把盘生盯毛了，眼睛扭向别处，躲闪着她的目光。
她上前一把抱住盘生，抱得死死地。
“盘哥想我不？”
“那还用问。”
“嗯呢可我还想问。”
“你呢？”盘生问。
“嗯呢不用问。”
盘生固执地问：“尽咋想？”
“嗯呢尽是由不得自己地想。”梁艳说完脸竟红了。
“我是梦中都想。天天做梦梦见你。”
梁艳探起胳膊想扳下他的头，努起嘴巴，翘起脚跟。
盘生却慌张地掰开她的手说：“甭！甭！做这种事现在不可以了！你有丈夫，我有老婆，那叫偷人。在寨子里是要被打断腿的！”
梁艳见盘生吓得脸色苍白，脖颈青筋突暴，就松开手，“咯咯”笑起来。
盘生后退两步，惊恐地望着昔日的女友。
梁艳说：“你呀，是土老冒！你以为是在山沟沟里。咱这是在哪里？咱这是在北京。在北京被打断了腿的人只要一告，打人的人不仅要赔钱，还要蹲监狱。跟我学着点吧！”
“那偷人家媳妇还不该打？打断腿是轻的。咱寨子张老五被打断了腿，全村人都说该——！现在还是光棍，谁家女儿都不给他，臭了街了！”
梁艳说：“在北京，偷人不犯法，人家是自愿的；打断人家腿可犯法。”
盘生傻笑着，抹着后脖梗说：“这城里跟咱家乡是不一样呀！”
梁艳说：“这是文明，懂吗？”
盘生说：“瞧你能的，张口闭口词词的。家乡话都不会说了。”
餐桌上摆了酱香牛肉呀、哈尔滨香肠呀、白色蒜粉肠呀，是下班时她路过“稻香村”买的；又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啤酒，招呼盘生坐下来吃晚饭；几瓶酒下肚，俩人脸颊潮红。盘生这才静下心来仔细打量自己曾经的恋人。
她的装扮不是家乡的蓝裤蓝褂，而是穿着灰色夹银丝的西式上衣，端庄而大方。发式也不是搭在胸前的扎红头绳的长辫，而是蓬松地系成一把，甩在身后，找不出山村姑娘一丝痕迹。
俩人边吃边聊，听梁艳讲北京的新鲜事儿。她兴奋地说：“我在办公室，就是为行长们打个字呀，送个文件呀。有一个刚大学毕业，进银行时间不算长的小姑娘，这回分房也分了她一套。论条件她不够格。是我发现她有事没事就往行长屋里钻，推门而进，连门都不敲。一次我送文件，也忘了敲门，进屋看见她站在行长办公椅子后，用两个大奶子往行长肩膀左右摩挲说：‘您分我一套吧！您不是有特批权吗？’”
“后来开会，在酒店，她更是常常往行长住的套房里钻，一待就是个把小时，孤男寡女的肯定没干好事。可人家房子不仅分到了，还提了级，分到下属一个分行当行长了。”梁艳说完“哼”了一声，撇撇嘴，是对女大学生的不屑、还是对行长的不满。
盘生说：“人家是大学生。人家有啥本事你不知道。”
办公室的姐妹说：人家的本事在“睡”上。时间长了，我发现社会上的人，在外面差不多都有个情人，不算啥事的！
盘生问：“那你们家那口子也有吗？”
“我常常偷偷看他的汉显BB机，还真没发现。我看是有贼心没贼胆。”
盘生低着头，抓了两下枯涩的头发，苦笑着说：“那跟我一样，想，但不敢。”
梁艳的目光灼灼地望着昔日的恋人说：“是不是男子汉？瞧你那熊样！”
盘生眸子里闪着调皮的光，翻了翻眼皮，撒赖地说：“我认熊！”
梁艳挥着拳头擂着盘生肩膀，“咯咯”笑着说：“我就不认熊！”
“谁敢跟你比呀。寨子里都传，你在家忒牛，张收都怵你。”
梁艳得意地仰脖大笑。这笑表明默认了村里传言的真实。
吃完了饭，俩人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机声音调得很高，俩人都没听清楚说的啥。梁艳起身进了里屋，不一会儿，拿出两件衣服。她大大方方地脱掉西式上装和裤子，当着盘生的面换上睡衣睡裤。那黄色皮肤的肚子和褐色的大腿，刺得盘生的双眼一黑一黑的。他把眼转向别处，免得挨晃，晃得刺目。
换完衣服，梁艳说：“这回凉快了！”
盘生木呆呆坐着，梁艳顺势坐在他腿上，一股香水味扑面而来，他屏住呼吸，可浓烈的香水味还是顺着他的鼻孔往脑仁里钻，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歪着脑袋躲着梁艳灼人的目光，可梁艳生硬地板正他的脸，并在他脸上深深亲一下。绵绵的、软软的、凉凉的、湿湿的。
一下子盘生身上的热血往胸口撞，他站起身，像拎小鸡似地把梁艳夹在腰间，大步迈进了离客厅最近的房间，把她往床上一扔，说：“你浪！你浪！我受不了啦！要犯错误了！”
梁艳酒劲上来了，两颊潮红，嘿嘿笑着，三下五除二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光溜溜躺在床上，一双迷醉的眼睛望着老情人；盘生呆呆地站在床旁，一动不动，梁艳坐起身，把他揪到床上，伸手解他上衣扣，同时眼睛火辣辣盯着盘生板着的脸说：“我也受不了啦！”他没有反抗，顺从着让她扒下衣裤，不过盘生自始至终是被动的。他喜欢享受这种被动。
“盘哥知道不？”
“啥？”
“每回和他做那个啥的时候，我都闭上眼，脑子里一闪一闪是你的脸！”
“那蛋用也不管。”
梁艳伸出手捶了他脑壳一下，嘻嘻笑着说：“嗯呢盘哥呀！是个不懂风情的笨牛！”
“操！啥叫风情？”
盘生这句糙话，把她逗得“扑哧”笑了说：“我们那位说话总是词词的，还给我念他写的诗，听得我起鸡皮疙瘩；还是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开心，痛快，放得开，不拘促！”
“操！咱俩是一路货色！”
俩人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战斗”得天昏地暗，连张收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也没有听见，甚至张收提着行李箱进屋也没看见。张收是在机场待了半天，去英国航线上火山爆发，飞机怕有闪失，取消了航班。他只能回家。进了屋却看见了这不堪的一幕。“你——你——”他气得哆嗦，愤怒得说不出话了。
俩人傻了，呆了，只感觉天地间一片灰暗，时间一瞬间凝固。盘生“轱辘”一下从床上滚下来，连连地给张收磕头，“咚咚”的头颅撞击木地板声，发出闷闷的回响。“兄弟！兄弟！兄弟！”盘生边磕头边一连串喊着“兄弟”两个字。
张收冷冷地站在卧室门口，一声不吭，只是把牙帮骨咬得“吱吱”响，气愤得不知说啥好了。说啥也表达不了他的愤怒，只有骂街，可他压根不会骂街。他会写诗，会写一手漂亮的隶书，还没有学会骂街，也骂不出口。
梁艳也吓得脸色苍白，但瞬间清醒了，拿起盘生刚脱的衣服，仍在他头上喊：“还不快走！”
盘生抱起衣服，想穿，一看衣服不是自己的，想起自己衣服刚才洗澡时脱在卫生间了，忙放下衣服，接着磕头说：“兄弟！我去穿衣服！”就哆嗦着光着屁股在地上爬。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每爬一下，嘴里叫一声“兄弟”，磕一下头，从张收腿边爬过，爬向卫生间。
张收和梁艳都看着盘生那高高大大的块头，那光光溜溜的赤铜色肥硕的屁股，像狗熊一样爬进了卫生间，穿上衣服，慌慌张张拎着他的人造革包踉跄着跑了。
梁艳拉过睡衣，想遮盖一下自己赤裸的身体。张收上前，狠狠扇了梁艳一耳光。
梁艳嘴角流出了血，她喊着：“我早就是盘生的人了！是你的电报，把我们俩生生拆开了！是你插一杠子！”
张收喊：“那你为啥不早说？为啥瞒着我？”
梁艳自知理亏，耷下头说：“被你抓住，算我倒霉。你爱咋着就咋着，我接着！”
“离婚！”张收喊出来！
“法律上咱俩早就是离婚的人了。”梁艳喃喃说。
“原来你蓄谋已久！”
梁艳说：“我还怕你离婚不成。我知道咱俩早晚有这一天。”
“欺人太甚！”张收几乎气疯了，边喊叫着，边抄起餐桌上梁艳和盘生喝剩的空酒瓶，砸在地上。碎啤酒瓶玻璃渣溅得满处都是。
那晚张收一夜没睡，他写下了一首诗，宣泄他的悲哀：
水洼
我不小心走进肮脏的水洼，
溅了一身的泥浆，
崭新的鞋子和裤子，
溅脏了，也把心溅得冰凉。
我为什么走进水洼，
是因为水表面上清清爽爽，
水上还飘着几瓣粉色花朵，
脆弱的心就开始荡漾。
我不会再走进水洼，
溅脏的心留下百孔千疮，
多亏水洼不是一口深井，
将我吞没，也吞没生命的烛光。
张收发现，每首用激情创作的诗，都是他人生的一个坐标，把这些坐标用一条曲线连起来，就是他的人生。
梁艳搬到自己单位分的新房来住。她觉得自己啥也不缺，房子、票子、工作。和盘生在她分的房子里大大方方又聚了几次，也在自家床上和盘生热火朝天，翻云覆雨。
每次都是梁艳打电话约时间，盘生到磨磨唧唧地不想去，可人家女同志热情似火，断然拒绝似乎不太近人情。每次她都亲手炒一桌子菜，干完美事喝点小酒，盘生推开碗筷，一抹嘴走了。时间长了，多年不见的热情渐渐锐减，梁艳终于憋不住说：“你老在这蹭吃蹭喝，成了吃软饭的了！”
盘生沉不住气了，说：“今天我请客。”
盘生在北京建筑行业干瓦匠，每一分钱都是汗水砸八瓣赚来的。走在街上，梁艳看见她和张收常去的上海本邦菜，拉着盘生的手就往里进；盘生望着里面地上铺着红地毯和门面上那闪闪烁烁的霓虹灯，停下了脚步，犹犹豫豫地说：“这里肯定贵，我怕兜里的钱不够。”
梁艳笑着说：“得，换个地方。听你的，你请客嘛！”可心里觉得盘生抠抠索索，没有一个大男人的慷慨大气。
走到一个小而窄的门面，上面挂着已长出苔藓的“开封灌汤包”牌匾，和脱漆掉色的楹联。两人走进去，里面昏暗潮湿，弥漫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走到一个黑黑的桌子前坐下，望着桌子缝隙间残留的油渍，看着周围的客人，有的敞胸露怀，有的光着膀子，简陋的室内声音嘈杂，需大声说话，提高音量，不然声音弱了会被淹没在客人的大嗓门中。
盘生冲梁艳笑笑说：“这里吃饭接地气。五元钱一笼屉，十元两笼。咱俩一人一笼屉。粥免费，随便喝。”那神情仿佛占了小便宜而沾沾自喜。
梁艳望望周围，说实在的，到北京十年了，她不知道这繁华都市，还有这市井小店。她想站起身走，又怕伤了盘生面子，只好强忍着自己坏脾气喃喃说：“这些客人我看都像民工。”
“这就对了，我就是民工嘛！”盘生自豪地说。
盘生这句话，像夜空中闪电，刷贼亮一下，接着一声炸雷，使梁艳惊愕地望望盘生。她忽然觉得盘生要是坐在左右邻近的桌子上，她很难从这堆人中把盘生挑出来，他从服装到脸色，和谐地融进这一群人中了。她暗暗问自己，什么时候自己和民工为伍了？自己曾是厅长太太，现在还是银行高级白领。
盘生指着自己那笼十个热汽腾腾包子说：“包子褶像菊花开，筷子夹起像灯笼。”他用筷子夹起一个包子，真像一个小灯笼吊在空中。他把包子放在盘子上说：“吃时先开小天窗，用嘴小心来吸汤。”她学着盘生的样子，在包子褶下方咬了一个小口，一吸，一股股香香的热热的汁流进嘴里。多亏小心地喝，要是猛一吸会烫嘴的。盘生最后把包子用筷子夹着一大口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说：“一口吃个满嘴香。”
盘生像个美食家，娓娓道来，吃起来过瘾，贼香，富有情趣。
看着盘生耷拉脑袋一口一个，一忽儿就干掉了一笼屉包子，喝了两碗粥，喝得“吸溜吸溜”响的刺耳，还不停吧唧嘴，左右而不顾。梁艳说：“轻点，你吃饭动静太大。”
盘生嘴角沾着粥沫，笑着说：“我觉得这么喝粥，香！吃得有点声音出来才过瘾。反正你也不是外人。”
梁艳没有了食欲，包子仅吃了两个，就放下筷子，一碗粥一口没喝。盘生说扔了可惜，就要来一个餐盒，把梁艳那笼屉剩包子装上，把她没动的那碗粥，仰起脖一饮而尽说：“咱是农民，不能浪费呀！”
服务员过来收费，盘生翻他那人造革挎包，拉锁坏了，越急越拉不开，卡住了，几乎把包撕开一条口子，掏了半天还是掏不出钱来，急得汗珠珠顺着脖子往下流；梁艳看着不耐烦，女服务员也流露出鄙夷的神情；她不忍再看下去，掏出十元钱，拍在桌上，站起身，走出了小餐馆。
盘生跟在她屁股后头紧跑几步说：“真不好意思，还是让你请了客！”
梁艳听得出来，盘生嘴上说感谢的话，心里是不以为然的。在盘生心中，梁艳是有钱人，宰的就是她这个女大款。意识到这点，心里别别扭扭的。
梁艳咬着嘴唇，攥紧拳头，面沉似水，径直往前走，一声不吭。她决定不再和盘生纠缠，让过去的一切都滚进尘埃里吧。
盘生后来通过呼叫台呼她，BB机响过十多遍，她一概不回。盘生打电话到机关找她，她接电话时语调冷冷的，不等说完就挂上电话。盘生那威武可爱的样子，永远留在了赖马寨的山山水水中，在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他黯然失色。爱就善，不爱就恶。她绝情地说：“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办公室主任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是电视台的一个监制。见面的地点是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监制点了一条龙虾，还要了她喜欢喝的酸奶。酒店的客人，就他们俩人，硕大的餐厅空空荡荡。他们娓娓而谈，语调像桌上点燃的蜡烛，散发着一种温馨的味道。
她问清楚监制的级别是处级，比她大16岁。他头顶的黑发已经稀少，额头像一片开阔的原野。虽然听算命先生说过，贵人不顶重发，可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不那么舒服。拿他和前夫相比，方方面面都逊色多了。
监制大大方方地结完帐，开车一直把她送回家。
第二天主任问对此人感觉如何，她犹犹豫豫地说：“啥都好，就是老了点。”
她把此事说给了单位的闺蜜，人家戳点着她的脑壳说：“你还以为你值个半斤八两，过去你找了张厅长，那好比你抓了个五百万大奖，可遇不可求。离了婚的男人，是精装修的二手房。增值。离了婚的女人，是二手车，再倒几道手，就进垃圾场了。”
梁艳一思忖，也对，不如先找个能隔三差五请自己吃大餐的，蹭吃蹭喝呗，先解闷，管它将来咋样呢！她找到主任，说：“我琢磨来琢磨去，不妨先处处？”她轻轻松松说完，觉得自己仿佛是牺牲的壮士，有一种悲凉感；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下嫁了。
主任点头答应，第二天跟她说：“我找了那老小子，他说压根没有看上你。”
梁艳诧异地瞪大眼，问：“都五十多岁老男人了，还没看上我？”
主任和梁艳很熟，也不避讳说：“老小子口口声声说你年岁大了点。他新近交了一个东北小妹，大学刚毕业，到他们电视台实习，追得他挺紧。这女娃比你还小十岁呢！”
梁艳张大嘴说：“相差二十六岁，可以当她爹了。”
“人家女孩说，愿意找个年岁大点的，知道疼人。其实女孩看上他手中权力，刚刚毕业，就当上节目主持人了。钱、名声全有了。”
梁艳不吭声了。主任说：“我前些日子和北京周边区县领导座谈，人家说挨着北京总觉得榜上一个大款，能带动他们县发展。没想到北京像个大吸盘，把他们好的资源都吸走了。几十年下来，沿着北京周边形成一个贫困带，连个像模像样的姑娘都找不到。俊一点的姑娘都心向北京、眼望天津；剩下一个个丑丫头片子，开口一要彩礼，能把人吓得一溜跟头。留给周边区县的是一片一片光棍汉。下班你到各村看去，举着大瓷碗，靠在墙根上，晒着夕阳，低头拨拉着饭，或“吸溜吸溜”吃着面条的，十有八九是鳏夫。”
梁艳找到一家婚介所，交了几百元入网费，认识了许多单身男人或女人。怪的是没有一个她看上眼的男人主动找他聊天或约他出去。她明白了，她这个山里妹子，在家乡是鹤立鸡群，在这大都市里，不显山不露水，成了被异性遗忘的角落。
一次姐妹聚会，都是离了婚寻找新生活的品种。每个人先讲自己离婚原因。轮到梁艳讲完，那些女人纷纷站起，几乎是央求说：“把你的前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就想找一个当着局长、厅长的，下班爱看看书，不懂浪漫，不瞎搞的男人。”
梁艳傻了，默默地坐在犄角不吭声了。
一个和她相好的姐妹说：“赶快回去找你的男人吧。估计这么好的男人，你前脚离开，后脚就有姐妹把你那位置占了。放着厅长的太太不当，到这婚介所找男人。这里都是啥男人？一个个都是混混。没啥本事，还爱找个女人玩玩，玩腻了，再换个新的。好的男人用不了到这来，早被人抢走了。”
讲得梁艳大眼瞪小眼，从沉睡中醒了一般。她发疯般地往家跑。她想好了，只要进了那套四居室，就躺在地上不走了。张收能把她怎样？毕竟是十年的夫妻。
她敲门。可半天没有人开门。她刚才听见有脚步声朝门这边走动，可瞬间没有了动静。她知道每次家里有人来敲门，张收都从门的猫眼往外窥视，一定是早看见她站在门外。为啥迟迟不开门？她举起手，攥紧拳头，擂得保险门“咣咣”响，还是没人来开门。血一下子涌上了脑袋，一定是里面有个小骚逼，小骚娘们。
站在楼下，看见自家阳台上的晾衣杆上，有一只白色的胸罩，像一只巨大的白蝴蝶，迎风煽动翅膀。她平常拿张收不当回事，可知道他有了别的女人，还是气得手脚发抖，脸色苍白。按说离婚了，人家这是合理的退却，礼貌的躲避。可她心中的愤懑需要发泄。她出了小区，买了把锋利的板斧，抡圆了照着保险门锁眼就砍，只两板斧，厚重的铁门就开了，果然屋里一个小妖精，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躲在张收身后。
“你走！这是我的家！”梁艳指着那女人喊。
张收说：“你不要耍无赖！”
“我住的是我丈夫的房子！”躲在张收身后的女人说。
丈夫这称谓让梁艳明白了，她们已经领结婚证了。不然不会以丈夫相称。她一霎那没了主意，头一晕，索性倒在门口的地上了。这也是她最后一招了：耍赖！凭她对张收的了解，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女儿雯雯再一求情，他心肠软，只有乖乖就范。双方僵持之下，那个小娘们用电话报了警，警察突然出现在门口。
警察知道事情原委后，从兜里拿出手铐说：“起来不起来，不起来我给你拘留起来。离婚了，你这是私闯民宅，懂不懂？”
梁艳只好爬起来，抹着眼泪走了。
张收已经不是她手中随便捏的面团，他身边有了帮手，有了高参。小骚逼的确厉害。
回到家，梁艳哭了一宿。头一次一次撞墙“咚咚”响。她知道这世界上很难找到像张收那样对自己真好的人了。是她亵渎了这种感情！一切都让姐妹说中了，她在嘬死。她欲望滔天！她遭到上天的报应！
她不死心，约张收出来，在一个咖啡厅见了面。昏黄的灯光下，她泪流满面。用哭腔说：“看在孩子面上，咱俩复婚吧！过去都是我的错，我改。”她伸出颤抖的双手，去拉女儿雯雯爹的手。
张收掰开她的手，垂着头，一只手为难地摩擦着脑门，表现出一种痛苦为难的神情，但口吻非常坚定地说：“我和那个女同志已结婚了，一切都不可能了。”
望着自己曾经的丈夫，虽然长得不够英俊，个头也不算高大，但坐在那里，浑身散发着儒雅的气质，那是渗透进骨髓里的一种东西；不像和自己交过的几个男友，除了会点头哈腰，说点好听的恭维话，没有内容而且浅薄；甚至张狂、吹牛，张嘴闭嘴他妈的脏话不离口，彪悍而鲁莽。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曾经鄙视一个成功的男人，现在生活却让我仰视一个个平庸的男人！”说完泪水控制不住往外“哗哗”涌。
张收脸沉得很厚，鼻子却发酸，毕竟夫妻一场。他悄悄站起身，到柜台结完帐，蔫蔫地走了。
单位领导找梁艳谈话，让她回家，保留公职，每月工资照发。因为下面反映她工作能力不够，还爱在单位挑拨是非，一直想不聘她，可碍于张收的面子，一直拖到今天。即便如此，也是考虑到她和张收有个孩子，不然会像开银行其他员工一样，限期三个月，自己找工作。梁艳知道，总行进员工，没有硕士和博士文凭，想进自己单位，没戏！她是总行里唯一的高中生。还是偏远小镇的高中文凭。
整天一人在家，孤独像小虫在咬她的心。她的处境像坐绿皮慢车，咣当——咣当——往前蹭，逢站必停。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熬下一整天可漫长了。又像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半杯咖啡半杯水，水似乎刚把咖啡溶化，没放一滴糖，喝一口，苦涩能记一辈子。
她似乎患了忧郁症，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大夜里的，常常冷不丁喊一嗓子：“傻逼——”，或者突然“呸——”，啐口吐沫。她骂自己是傻逼。呸——，是冲着张收身边那个小娘们。她也自己抽自己脸，恨自己蠢，快四十岁的人了，怎么鬼使神差痴迷起什么情呀、爱呀！闲得没事招惹盘生这个乡巴佬干啥？嗨，是鬼迷心窍！
母亲知道了她离婚消息，给她打长途电话，她坦然承认是自己的过错，母亲不等她讲完就开骂：“全寨子哪个女人不是从一而终。就你新鲜，一个屁股不够还要俩屁股。这回玩大了，不是为娘咒你，你呀，将来的命是夹着小包溜房檐！”
梁艳不理解老娘的土话问：“咋讲？”
妹妹接过电话解释说：“形单影孤！”
现在一切都应验了。为了摆脱痛苦和孤独，她干活，半夜起来拿墩布墩地，墩完一遍再墩一遍，一直墩上七八遍；或反反复复洗床单，洗衣服；或织毛衣，织完了拆，拆完了织。
她成了苦守寒窑的弃妇。
昨日的风光雨打风吹去。
她把和张收不同阶段的照片，在照相馆里一张一张放大，挂满了她的居室和客厅，像名人纪念馆。她学会了喝酒，喝烈性酒，一边咂着小酒，一边把录音机音响调得大大的，反反复复，千遍万遍地听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她最爱听《何日君再来》，靠在椅背上，闭起眼睛，那咿咿呀呀带着悲酸的歌声，朦朦胧胧融进她的梦中，多少次都在歌声中睡了过去。偶尔也扯着自己嘶哑的嗓们跟着唱，唱着唱着泪水也不知不觉流下来了，常哽咽得唱不下去了。
一边反反复复，神神道道地向被她邀请来做客的单身姐妹，讲她们那段神奇的浪漫故事。姐妹们常故意摇头叹息说：“这故事你肯定掺水了。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傻的人，放着城里的大学生，高干女儿不要，偏偏千里迢迢娶一个村妞。”梁艳常常涨红着脸，说向毛主席保证句句都是真实的。直到人家点头认可才善罢甘休。
她比喻，当年丈夫对她的感情，是赖马寨旁那滚滚向东的长江水，白浪滔天，那才叫爱情呢；现在这时代找不到了，江水变成了露水，感情碎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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