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匠和他的市长学生
书田老先生背有些驼，参差的皱纹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硕大的手，硕大的脚，脚上一双蓝色的布鞋。他住在洛阳市区一座独门独院中，院中种满了月季、牡丹、菊花。早晨坐在家中竹椅上，端着老婆沏的一杯浓茶，阅读洛阳市晚报。忽然老先生眼睛瞪大了，用手扶了扶眼镜腿，从椅子上下意识地站起来，报纸几乎贴到他的脸。只见报角登了一行小字：
B市板桥县第二中学于9月18日举办六十周年校庆， 欢迎曾经在
第二中学工作和学习过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参加。
老伴见老头子拿报的手在颤抖，就警觉地问：“咋了？”
“板桥二中校庆，我想去看看。”
“你身子骨中吗？”
老人点点头。只是拿着报纸木讷地说：“听说校庆去的都是有脸面的人。俺是个普通教师，兴许人家不欢迎俺！”
老伴说：“写封信问问？”
书田老人进到里屋，把信纸放在八仙桌上，抽出一杆小楷毛笔，沾了沾砚台上的墨。多少年了，他仍保持着用毛笔写信的习惯：
尊敬的二中校庆委员会：
我叫孙书田。六一年至七一年，曾在二中当过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后转到洛阳市教书。退休前是洛阳市一所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今偶翻
报纸，喜闻9月18日校庆，老朽归心似箭，心神往之，想目睹二中四十
多年之变化。愧疚的是，老翁是个教书匠，去了不能给学校增光添彩，就
以此信表达我对学校思念之情。祝校庆圆满成功！
孙书田
老人喜好吟诗，每天起床在小院花丛中散步，一边吟之诵之，一边舞之蹈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信发出后，再听不到书田朗朗读诗声，而是整日拿着登有校庆消息的报纸，不停地翻着。
他回忆起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二中教书。住在二中西边一间平房里。有几名从乡村考上县中学的孩子，因离家太远，就跟他睡在一条土炕上。其中一个学生，他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晚上有画地图尿炕的毛病。
平房前有个小水塘，房后有槐树遮荫。大门两旁挂一副他写的对联：能勤能俭忠厚传家久，希圣希贤诗书继世长。门额题：孩子王。现在这些学生状况如何呢?也许有的当上了总经理,有的下岗待业了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这副对联给他惹了祸。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都成为资产阶级的圣人、贤人。于是他被戴上大高帽游斗，发配到县里一个穷山村教书。在那小山村，他结婚了，老婆是河南姑娘。文盲！十年前把他买的新电饭锅架在火上烧，结果崭新的电饭锅报废了。婚后他调到洛阳教书。不过三十多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唯一的儿子当了海员，世界各地到处走，极少回家。
一个星期后，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书田老人打开门，愣了。门外停着一辆崭新的轿车，他的老领导洛阳市四中张校长一脸笑容地站在门外，旁边还站着一位陌生人。
让进屋坐下，校长诚惶诚恐地说：“市教委主任来看您了。这是他的心意。”他指着放在屋里的一个装满各式各样水果的果篮。
一切来得有些突然，退休十多年来，校长还是第一次登他的家门。更别说教委领导。
教委主任笑着摆摆手说：“我是受人之托，给您送二中的请柬来了。”说完把一张红色请柬递给书田老人说：“到时候我派车送站。”
书田老人有点纳闷。二中校委会可以将请柬寄来或打个电话，岂敢惊动教委主任和校长的大驾。
临出门时，主任握着书田老人的手说：“孙老师好福气呀，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学生。”
从那以后，老人宁静的小院就没消停过。教委主任第二天复上门，送来一个旅行用的皮箱。校长送来了火车票，并告知多年没有解决的当海员的儿子已经调回本市，先安排在学校工作。二老年岁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了。
小轿车从洛阳市一直将两位老人送到火车站。登上了去B市的火车。他们被安排在软卧车厢。晚上，服务员送来了可口的饭菜。老人要付钱，服务员说：“已经有人给您付过钱了。”
列车徐徐进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隔着窗玻璃看到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当服务员将两位老人搀下车，站台上空荡荡的，但灯火通明。惟有他们这个车箱下站着一排人。他们迎上前问：“您是孙书田老师吧？”
老人迷惘地点点头。他想，这阔别多年，即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谁还认识我呢。
在老人愣神的功夫，手中的箱子、包袱就被人拿了过去。接着是亲切的声音：“孙老师，我们是专程接您的。”
小轿车从站台上开过来。一位五十岁模样，穿着西装的人将车门打开，把老人搀进车中。车子开动了，柔和的车顶灯投下一缕光晕。坐在司机旁边穿西装的人转过身来，微笑地望着老人问：“您认识我吗？”他突然一句，双眼盯着老人笑。笑得很动人。
老人从兜里掏出眼镜盒，戴上眼镜仔细观察，希望能记起来。可是回忆带给他的是一片空白。他摇摇头。
“您再看看！”他嗓音有些异样，眼圈略略发红。
老人皱着眉想了想，思绪穿过四十年风风雨雨。他当了一辈子教书匠，教过的学生数也数不清。他在二中教的学生，现在早已当了爸爸、妈妈，连他们的孩子也早该上了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了。他又怎能想得起来哟！
“我是王耀华。曾和您睡在一个炕头！”
“模样有点熟悉……”书田老人不满意地敲敲自己的脑壳，无可奈何地笑了。
轿车驰进贵宾楼饭店。踏进这个五星级饭店的大厅，书田老人忽然萌生一种神圣之感，是作为一名老师的神圣之感。学生耀华将他搀进一间套房，老人望着装修得像仙境一样的房间，站在那里仿佛自己也变得高雅起来。他不安地搓动着双手。
学生走后，老人打电话给服务台，要付钱。小姐说：“房钱早已付过了。”当小姐告诉他住一宿套间的价格时，他举着电话迟迟不知道挂上，顶在鼻梁上的眼镜差点儿掉下来。“太奢华了！太奢华了！”他喃喃自语。
王耀华陪着两位老人吃过早餐，乘上轿车，直奔板桥二中而来。轿车在一所大楼前停了下来。车门被人打开。照相机、摄像机纷纷对准他们。耀华挥了挥手，记者们让出一条路。耀华搀着老人的胳膊，往大楼里走去，并附在老人耳边说：“这就是板桥二中。”
书田老人脑海中的二中是几排陈旧的土坯房，可现在土坯房早无影无踪了。老人叹口气说：“变了！变了！”
他走进学校宽大的操场，坐在前排椅子上。这时主席台上坐满了人。耀华也走了上来，在中央的位置坐下。
漂亮的女主持人宣布，板桥二中六十周年校庆开始！一阵掌声过后，主持人兴奋地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B市市长王耀华同志参加我们的庆典。王耀华市长也是我们二中毕业的学生。”
书田老人半张着嘴巴，傻了。市长！而且是拥有 上千 万人口的市长！这可是大官呀。使他惊诧的是这大官竟然是他的学生。难怪洛阳市教委主任亲自登门探望，和校长送火车票时那张媚笑的脸。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值得这位市长大人顶着雨亲自接站吗？
耀华接过话筒，站起身说：“我当了八年市长，每次重大庆典，我是非常坦然地坐在主席台位置上。今天不行了。我如坐针毡。因为我的班主任老师坐在台下。现允许我把孙老师请上台。他应该是今天真正的主人！”
说完市长离开座位，走下主席台，搀起书田老人的胳膊往台上走。老人家直摆手，可市长大人几乎不容许他拒绝。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起。
书田老师坐在市长的位置上。市长走到台前，接过主持人手中的话筒说：“请允许我讲段小插曲。”他的声音洪亮、清晰，站在主席台上显得潇洒、威仪。
会场沉静下来。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我考上二中后，每天顶星星走二十多里到学校，下学后戴月亮走二十多里回家。这时孙书田老师找到我说：‘住在我那里吧！’父亲不同意，因为住校每月要交四元的伙食费。家里掏不出这四元钱呀！孙老师说：‘跟我一起吃饭吧，不就多双筷子吗！’
“我小时候有个尿炕的毛病。在孙老师土炕上睡的还有三名农村学生，都不愿和我挨着睡。孙老师就让我和他一起睡。好几次我尿湿孙老师的被子、褥子，害得孙老师睡在尿窝里。我说：‘孙老师，您为什么不打我。每次尿炕，我爸爸都拿着笤帚疙瘩打我的屁股。打得我光屁股满屋跑。’孙老师笑笑说：‘为什么打你。你也不愿意尿炕呀。’我当时哭了，一头扎在老师怀里。为了治好我的病,孙老师到处寻找偏方草药，亲自熬好让我喝，还常买些排骨、鸡肉改善伙食，并说：‘尿炕是肾亏，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补肾。’
“初中毕业，我6门功课都考了100分。如果考高中，我一定能考个重点大学。可家里没钱呀！孙老师建议我考通州师专。说那里管吃管住，不用交钱。可考场地点在通州，需在那里住两天。要交住宿费五角钱。家里为我上学，借了四邻许多钱，这回找遍了村里的七姑八姨，谁家都说不富裕，拿不出五角钱了。爸爸说：‘干脆别考了，回家种田搂草吧。’
“我记得那天，爸爸带着我走了二十多里路到学校。说不考试了，好歹得谢谢孙先生三年多的帮助。
“孙老师一听我不考了，脸红脖子粗地冲我爸爸吼起来：‘读了九年书，不就是为了今天嘛！这五角钱我给了！’说完从兜里掏出五角钱，放在我的手心里。我紧紧地攥住它，唯恐钱长翅膀飞走似的。攥得手心发热，汗津津的，仿佛在我手上的是孙老师一颗滚烫的心。
“ 我终于考取了通州师范。从此由一个农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由一名农村娃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再后来，我当上了校长、区教育局长、市教育局长、副市长、市长。
“我父亲临咽气前，攥着我手说：‘孙老师是咱家的大恩人呀！你一定要找到他，替我跪在他脚下，磕三个响头。我也算死而瞑目了！’
“ 我越来越感到这五角钱的重要。我要报恩！报达这胜似父母之恩！我曾疯子似地跑到板桥二中，打听孙老师的下落。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一找就找了二十多年啊！今年逢校庆，我们商量说就是大海捞针也要把孙老师找回来！我们在全国一百家媒体发布了校庆的消息。当学校收到孙老师的信，半夜杨校长——他也是当年滚过孙老师炕头的学生——打来电话，我正睡觉，听到这个消息，我从床上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杨校长用颤抖的嗓音念孙老师的信，听到最后，我抱着电话筒哭了。杨校长也哭了。
“他在信中说，‘老翁是个教书匠，去了不能给学校增光添彩。’其实二中就是有无数个像孙老师这样的教书匠，默默地工作，十年如一日，给二中增光添彩。他们来了，才让今天的校庆、今天的二中蓬荜生辉！
“ 昨天我到火车站接孙老师。我问：‘您还认识我吗？我是王耀华！’孙老师摇摇头。我想，这恰恰证明孙老师崇高。崇高的人总是忘记自己的善举，这正说明他的伟大。教师的伟大!”
雷鸣般的掌声。连记者们都放下相机鼓起了掌。
王市长转过身，面对主席台上的孙老师说：“二十多年里，我曾一千遍地、一万遍地想过。见到孙老师，我要按照中国最传统的礼节，在孙老师面前跪下，重重的磕三个响头。现在是21世纪了，传统的礼节不时兴了；可今天我要破一下例，这是父亲弥留之际的殷殷嘱托。我答应过父亲，我不能违背呀！’王市长太激动了，最后一句，几乎是用哭腔说出的。
耀华市长走上前，搀起孙老师，走向主席台正中。礼仪小姐早放下一把椅子，让孙老师缓慢坐在椅子上。
他一步步走到孙老师椅子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眼含热泪凝望着老人，磕了一个头，再磕一个头，再磕一个头。那是标准的磕头姿势。王市长那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都披散开了。鼻涕眼泪全流了下来。他忙掏出手帕捂住了嘴。女主持人也哭了，刚刚花费一个小时化完妆的脸，被泪水冲的稀里哗啦。
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也哭了。纷纷背转身去，用手掌抹着眼泪。台下的贵宾和学生也哭了。不知是谁起的头，台下的两千多名学生和贵宾，仿佛有人指挥似的，向着孙老师鞠了三个躬。
只有书田老人没有哭。在他看来，他仅仅做了一名教师应该做的事，不值得为那点小事牵肠挂肚，大动干戈。他站起身，摆动着那双硕大的手掌示意大家不要再鞠躬了。他脸上甚至现出紧张惶恐的神情，半张着嘴巴不知说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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