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下去的青春——读《校花》有感
马晓康
初读《校花》，我想到了曾经在荧屏上热播的电视剧《血色浪漫》，主角的顽劣、天真、义气和善良颇像其中的主角钟跃民。我很少有耐心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尤其是在电脑上读完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在《校花》中，作者借用频繁的对话情节还原了那个年代人们特有的语气和记忆，比如“玩闹”“玩主”“颠儿”等北京街头特有的方言，而作者在文中提到过的电影《流浪者》、主题曲《拉兹之歌》以及《小蜡笔》等，更是深度地临摹出了人们当时的精神生活状况。此外，作者还非常大胆地将“我”与作者本人共享一个名字。这既像是作者的回忆录，又像一篇在真实记忆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虚构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它是对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那批年轻人的青春祭奠和缅怀，是对逝去的美好岁月与现实残酷巨变的冷静回忆，它通过笃定淡然的语调和多层视角，为我们呈现了那急速变化着的时代。在那个近乎狂欢的年代里，人人心里都充满了希望，相信一切尚未实现的东西触手可得，相信天空会永远地这么蓝下去。人们的欲望简单且单纯，尚未受过市场经济洗涤的人们还没有那么多压力，那时的人们曾新奇地热爱着周边的一切新事物。作者在讲故事的同时，还隐晦地对那些让我们无所适从的事物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最质朴的文字往往最有力量。在行文节奏上，作者不紧不慢，有点像和朋友聊天，又有点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他一点点把故事讲出来，且讲得非常认真，尽量做到了不漏下任何细节。当“我”英雄救美失败后，在医院离见到罗娟英和杨英时，他是这样写的：“此时，真正映入我眼帘的是罗娟英和杨英每人手里拿着的一瓶水果罐头，和她俩怀里抱着的那束野花。野花在朝西北的小屋里叶子显得格外墨绿，花朵深红，叶子和花朵都有点叫劲似地挺着，好像刚被人从地里拔出来很生气的样子，我当时真想浪漫一下，发出惊讶声，叫出那束野花的名字，用电影里女主角常用的口气说：这是送给我的吗？太美了！可我对花卉的知识与对数理化的知识一样，基本上等于零。”作者以“野花”为媒介，通过对两人视觉感官上的描写，成功将那种忐忑、羞涩、浪漫的感觉渲染出来，引起读者的遐想。这样的节奏让人迷恋，颇有福克纳在《喧嚣与躁动》的叙述时旁若无人的气势。
除此之外，语言幽默也是这篇小说的一大特色。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因罗娟英事件而给大家出了一道名为《记一件好人好事》作文题的情节。作者略有调侃地写道：“这分明是让我们写罗娟英。 我们年级四个班，二百左右学生，一半以上写的是罗娟英。”更打趣的是，当“我”的作文被当做反面典型时，王老师的先贬后褒。作者写道：“王老师这么损我挖苦我，我为什么还佩服他，除了他高深的学问，更重要的是他最后表扬了我。在这篇作文里我不但写了罗娟英捡粪，还写了学校忆苦思甜大会发窝头，我们学生一般情况是在大会上吃两口摆摆样子，开完会看老师不注意往学校墙外一扔，可罗娟英接连吃了两个，导致她三天没拉出屎来，王老师对我写的这个情节大加赞赏，‘这个细节写的好，写的新颖，写的真切感人。’”作者看似幽默，实则暗含犀利的讽刺，嬉笑怒骂间，将童趣和荒唐糅杂在一起，在特定时代下特定阶层们的认知中，只要是围绕“典型”价值观的事，一切都是好的。这让我想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作者通过对青春时期的描绘，将那些看似“光荣正确”的怪诞事全盘呈现出来。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迷茫，是做有红有专的接班人，还是做五颜六色的接班人，这是个分水岭……
若把青春时期的这部分故事剖析开来，我认为，“英雄主义”“懵懂爱情”“青春叛逆”，此三者，是构成作者叙事的三大元素，它们贯穿全篇，串联起了整个故事骨干。当然，因作者还原了大量细节——类似于“食物”“计划生育”“学大寨”“当兵”等许多小型元素，使故事变得更加有血有肉，整篇小说显得鲜活、生动。
没有悲剧的英雄，难以成为真正的英雄。要知道，长期熏陶在典型、英雄故事的教育下，那个年代的少年们大多信奉着单纯却鲁莽的个人英雄主义，渴望能够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可是，当大人们也尚处在迷茫中时，孩子们也只能通过这些徒逞血气之勇的事来消磨时间，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比如“我”，和罗娟英的关系开始是因为一场斗殴。看到弹簧锁一方人多势众，“我”明明是想避免这场灾祸的，却被朋友孙有炳没义气地出卖而挨了一顿打。之后，两人开始了一场阴差阳错却美妙无比的特殊年代下的校园恋情。在校园生活的结尾，“我”再次与弹簧锁一干人大战。在这一战中，“我”鼓起了勇气，不像以前第一次打架那样只挨揍了，为了展现出项羽孤身奋战的决绝，“我”甚至不惜后果地出刀，却因徒逞勇武而误伤了警察。作者看似嬉皮，却意味深长地写道：“人群里这么一喊，可把我给吓坏了，刚才没打之前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盼警察解围，可这帮人藏而不露，到打的差不多了，他们出来收拾残局。孙有炳也一样，你说玩闹打你，你叫我回来救你，警察教育你两下，你让我救你干嘛，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作者埋下这处伏笔，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年代，血气之勇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人越陷越深。因为这样一场战斗，“我”成为英雄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更没想到的是，一进入80年代的“严打”期，所谓的“背景罪”“形势罪”，让“我”和更多相似的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爱情使生命完整。在这场奇妙的“懵懂爱情”中，“我”、罗娟英、杨英、张东旗、孙有炳等人都是这颗青苹果里正在发育着的种粒。作者徐伟成用诙谐的笔调，将一个个动感的形象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作者所描绘的那些情节不仅仅是特定年代下的记忆，也是每个人青春期所共有萌动、羞涩和纯情，是人心中最美好的天性。比如“我”和罗娟英在学校外松树林里的对话。心里明明希望看到罗娟英，可当她真的走近后，“我”却要故作姿态地表现出种种不自然。“厂子敲铁轨声响了，还有五分钟就一点了，这时罗娟英出现在厂门口，她过了马路进了学校，看她进了松树林我把秋千荡得更高了，吓得我直冒冷汗。罗娟英低头在秋千旁走过，我扭头看到罗娟英打开教室门，赶紧坐在秋千上，用脚划着地，鞋里着了火一样热起来，我掸掸满是灰尘的裤脚，跑进教室。”作者在这里的描写入木三分，很好地刻画出了一个小少年的紧张、羞涩与渴望的心态。这种心态在我们与文中的“我”一般大年纪时，是否也经历过呢？
而这一切都贯穿在“青春叛逆”的精神成长中。这是每个人毕竟的“生理期”。作者通过“我”看人待物的眼光，将这种青春时期的叛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老师怪怪的，特能装。不管跟谁说话，不管是在家里、在外头，就是上厕所那么急，你也能感觉到他说话有句号、问号、叹号、逗号、分号、间隔号、书名号，以上这些标点符号他都能用语气神态表达得惟妙惟肖。”每当读到类似的地方，我不禁大笑，作者写得太绝了！作者用这种分段的长句子将“我”的不耐烦、看不惯以一种特有的气息传递给了读者，让读者读完句子的同时，几乎会感到和“我”一样的急切。也许，作者本人真的曾是一名“玩主”，颇有点作家冯唐的傲气和痞气。
告别青海的唐格木农场，已是8年过后——在小说开头，作者写的关于申诉和减刑的话题颇有批判意识，这种冷叙述的笔法有点像古典书画中的“留白”。最终，劳改犯们和队长们达成一致，他们不再申诉，该减刑的获得了减刑，该拿奖金的重新拿到了奖金。而“我”，却在8年后，来到了一个与记忆中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切已是沧海桑田，人们的谈吐、兴趣和价值观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东海以乞讨为生，并认为这样来钱更快更容易。罗娟英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婚姻。在聚会上，张东海和罗娟英再次相遇，却出现了一场不像闹剧的闹剧，曾经少年时稚嫩却认真的面孔，在现实的变化中，分成了一道又一道岔口。其实，每个人都像作者说的，一会儿明一会儿暗，终于暗下去，暗下去……
渐次读来，关于历史、社会、人性、迷茫、冲动、梦想、爱情……的记忆一一醒来。
哦，一代人刻骨铭心、梦牵魂绕的青春啊！
马晓康，男，1992年生，祖籍山东东平，留澳7年。系2015第八届星星夏令营学员、《中国诗歌》第五届“新发现”夏令营学员。出版诗集《纸片人》《还魂记》《逃亡记》等。出版长篇小说《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2016 线装书局）。代表作长诗《还魂记》和长诗《逃亡记》。诗作散见于《诗选刊》《诗歌月刊》《诗刊》《山东诗人》等。曾获2015《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有部分诗作被翻译为韩文、德文、阿拉伯文、英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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