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擅长骂战，最近的鲁迅文学奖也演变成一场方方与柳忠秧的隔空骂战。骂战除了让人们觉得鲁迅文学奖配不上鲁迅的名字外，也引发了人们关于避免舆论暴力与民众盲从的冷思考。
事情源于上周日湖北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方方炮轰著名诗人柳忠秧跑“鲁奖”的微博：“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有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教授们重人情而轻文学。无奈。我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因为方方一向与世无争，看到微博相信每位读者感受和我一样诧异：方方愤怒了，但找错了泄愤的对象。她“听说”并且“相信”柳忠秧在跑鲁奖，先不论她给予柳诗的评价“写的差”是否公允，也不谈她能否有资格代表作协表明“明朗态度”，仅道听途说就言之凿凿说一个参加国家级评奖的选手贿赂评委，未免有点“有罪推定”的味道。毕竟行贿是违法的勾当，如果没有说服力的证据就贸然否定他人人品，有诽谤侮辱人格之嫌，所以后来看到柳忠秧要告方方造谣和人身攻击的报道就觉得意料之中了。而在鲁奖参评作品的公示期内，作为湖北作协主席的方方没有向主办方实名举报，却移师战场到微博公共平台，以压倒性舆论攻势向柳忠秧开炮，这样先入为主的主观媒介审判无疑会引导舆论攻击柳忠秧，而且没有确凿证据的“未审先判”是否符合程序的正义也有待商榷。说句玩笑话，去年中央规定“诽谤信息被转发达500次可判刑”，这次拥有326万粉丝的方主席接连发微博，大有不转五百誓不罢休的气概；这摆明要与柳忠秧比试谁是站在长城上的好汉，但要小心还没到了长城就先进了秦城。
果然，接下来的舆论和网络民意正如预期一边倒的支持方方，大部分人都认为方方是有良知的悲情英雄出来为文学“清污”。几乎所有的媒体均使用“贿选”、“嫌疑人柳忠秧”等侮辱性字眼，在负面报道时没有添加当事方柳忠秧的平衡报道，这显然有违基本新闻精神。面对这样的“有罪推定”和“舆论审判”必须得说我非常喜欢方方，去年还揣着《风景》赶去乐岛听她演讲，也相信方方的人品，只是希望方方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但显然方方“目前不方便回应”的答案无法给我们饥渴的大众止痒。在追求多元化的今天，鼓励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显然是大势所趋，在一个已经有严格送审程序的评审结果面前，从方柳之战可以洞见“延安讲话”依然深深的影响着文学的创造与评论，“群众提供素材、作家贡献技巧、领导拍板主题”依然如厄里斯魔咒般在今日上演着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机器用体制豢养了文学，作为体制内的作协主席方方“我很生气”的言行仿佛充满了计划经济时代官员权力的傲慢与偏见。有识之士大都认为改革开放至今日之中国，各行各业都经历了剧烈而又深刻的变革，但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僚化作协却迟迟未见动作，官僚主义的习气或许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拦路虎。当被质疑在体制内享受福利却处处彰显公权力的傲慢时方方在微博中说“我不是公务员。不享受厅级待遇。我当作协主席是做义工”之类的话就有种掩耳盗铃式的讨巧卖乖。
显而易见，方方一直尽量避开直接批评评委，而将矛头对准柳忠秧。但就事情实质而言，这一次的评委是湖北作协请来的，作为作协主席的方方应该尊重结果，相信程序正义。如果评选结果真的有问题，该被问责的首先应当是方方任职主席的湖北作协，应当改进评选机制并自罚识人不明。而这一次方方非常规地用自身影响力来改变评选程序与结果无疑给了所有参评评委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评论家不是耶稣，左脸被打的时候把右脸转过来心甘情愿让你打。周三中午，认证为武大博导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樊星抱怨道：“方方与柳忠秧的交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只是方方说评委教授重人情显然不妥。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多年前在湖北大学讨论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我和另一位教授指出该作在长篇小说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写得太散。当时方方反问：‘长篇小说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们说的去写？’可见我们有一说一，并不那么世故”。由此可见，一直扮演沉默羔羊的学院派评委代表回手这一记耳光，不是只疼不响，依然掷地有声。
值得深思的是既然匿名投票方方是如何知道结果的；而且为了保护评委的隐私权程序上要求匿名，方方说全票通过岂不是违反了程序原则。方方之怒本身无可厚非，只是觉得她作为作协主席和著名作家的身份却罔视程序与规则，缺乏对民主选举结果有一个基本的敬畏让颇多文学爱好者感到很失落，或许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没落抑或是当今文坛难以弥合之殇。
网上大部分评论柳诗都是来源于方方的微博所引：“‘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当我看到诗人的重要诗作里有这样的诗句， 我真的觉得省作协不能推荐这类作品去中国作协参评鲁奖。丢湖北作协的脸。”抛开诗歌形式格律押韵等仅就内容而言，网络上呈现一边倒的攻击，因为人们对于“歌德派”有着天然的痛恨和同仇敌忾，但仔细品琢该诗又仿佛不是歌功颂德的媚诗。去看了一些评论，我所敬仰的诗评家对这首诗的评价却相当高，社科院的陈家定先生评价该诗是“在岭南文化的大背景下的春秋笔法”，是“大义煌言，定格历史”。在这一点上方方有断章取义之嫌，只截取长诗中一小段有争议诗句，像个舆霸一样有倾向的引导舆论攻击柳忠秧是“歌德派”，这与方方本身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且对被称作“献媚”的攻击过于敏感不无关系。但我想一个人的作品不仅看世俗评价，或许更看其在文化传承上的过渡作用和在艺术嬗变中的革故创新。
毫无疑问，在纯文学式微难以摆脱政治和金钱的干扰、文学的政治功能依然强势的今天，鲁迅文学奖这一国家级大奖民众的关注度已经低到无人问津，若不是每次都会成为轰动丑闻事件估计连文学爱好者也不会关注，但文学奖却毋庸置疑的影响着阅读与销量和作家的地位，每次去书店都会看到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专柜，这无疑是读者接受的一个标尺。但近年来鲁奖的丑闻不断也是舆论一边倒支持方方的重要原因，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会天然的轻信一个局内人的爆料行业黑幕，因为总是有太多弊病，所以根本无需证伪。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思维的跳跃和阅读的碎片化使人会丧失一个基本的判断力和对真相的渴求，因为反对者的天然正义性会让他们只注重发泄情绪本身而忘记思考事情的原委，在这次事件中尤为明显。
有人说作家应当是一个国家的良心，正如文学与国家关系的言意之辨：一旦国家没有了文学，社会就像一辆夜间行驶的车辆，而车灯则被蒙上。对于这个以良知、理想和信念为标榜的纯文学领域的沉沦，所反映出的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众生相：权利的日渐嚣张跋扈、官场做派的顺从与奴性和人们日渐焦虑以及对真相的恐慌。当然所有的道德问题都不能怪万恶的资本逐利演变的市场行为，也不能推给转型期社会普遍的道德滑坡；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个体的道德状况其实就是社会百态的最真实的捕捉。在鲁奖这些年的事件中几乎每一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着自己所认为的公平正义，每一方都是受害者抑或都是受益者。
尘埃未落之前的那一声叹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复盘整个方柳之战，不管是媒体网民对于柳忠秧的舆论暴力，还是方柳之间不可调和水火不容的对立，都折射出当下中国文学的式微、民众对纯文学的漠视以及对真相的缺失下的盲从，都是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所在。在这些似乎可以构成二律背反的架构中，其实反映出当下文学在意识形态管控、行业利益输送以及从业生态的举步维艰，似乎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学面临着不发展的尴尬境遇。如何调节舆论监督与对舆论自身监督，如何减少舆论暴力和舆论盲从，如何摆正政治宣传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如何理顺出版审查、意识形态和创作自由的纽带无疑是文学挽回急剧下降的社会公信力的突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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