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周 步
敦煌若梦。敦煌像个飞向九天的仙子，在人们的情感深处翩翩起舞。这座城市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有这种梦幻般的感觉。这种感觉源于对敦煌飞天壁画的认知。那座沙山下面的洞窟里，有太多的这样的壁画和飞向九霄云天的梦想。这些壁画大多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热闹场景和终成正果的善恶报应故事。佛教是世界性的。佛教在这里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的交流和传播，衍生出众多的艺术类别和宗教派系，以及学说学术等等。时光在这里流淌，思想和艺术在这里生根发芽，扬花结果。于是，敦煌这座城市，由最初的交通要塞之地，积淀成为文化璀璨场所。敦煌市就是以反弹琵琶的飞天造型作了城市的标识。
敦煌城市不大，但它的占地面积却是不小，敦煌是甘肃占地面积最大的县级市之一。这个深藏在大漠之中的绿洲城市，人口不足二十万，但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一个县级城市所应承载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敦煌名满天下。文博会期间，在去往莫高窟的路上，导游介绍说，敦煌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敦煌是中国第一个每天有直达北京航班的县级市。这当然也值得骄傲。这个城市的人口一直不是太多，所以后来在河西四郡的基础上设置地级市的时候，敦煌的行政级别定为县级市。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敦煌的繁华程度远胜于酒泉和张掖。敦煌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明正德期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明王朝便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往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间，敦煌这座城市，便城池荒废，百姓流离，田舍无存。敦煌这座城市，几乎从中国的城市名片中消失了。
但敦煌没有消失。
敦煌若梦。敦煌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功能和秉性品质。事实上，大多数人不远千里来到这座城市的，都是来寻梦的。“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意盛大辉煌。但又有学者考证，“敦煌”一词，应该来源于某个少数民族的音译。在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之前，这里就有人居住。那时居住在这里的依次是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汉王朝要把这里作为一个固守河西、经略西域基地，而此后的岁月里，敦煌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的同时，又不动声色的把自己陶冶成一座世界艺术宝库。这是汉天子和后来的征战者、石窟开凿者、供养人、画师、传教士等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情。
我来到敦煌也是寻梦的。那是近二十年前，我二十多岁，我从张掖来到了敦煌。那时候，旅游业刚刚兴起。我在这座城市里呆了半年后，依然找不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事情，就回去了。之后又来到敦煌。又回去了。如此三番，在敦煌折腾了两三年，依然找不到任何出路，于是就彻底断了敦煌寻梦的打算。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熟识的敦煌人聊起月牙泉，他说月牙泉以前就是个水池子，夏天人们在那里泡澡，也浇地。现在都卖门票了呢。还卖好几十块钱呢。看的人还不少。等等。也是在这座城市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外国人。同时也见识了高消费、赌博、信徒、传教士、妓女、嫖客、骗子、冒险家、企业家、地痞流氓、无赖打手等等。生命经历了贫穷和冷酷，也学会了坚强和无奈。敦煌，用最真诚的语言告诉我，人生就像这座曾经光彩照人也曾经千疮百孔的城市一样，有辉煌就有败落，有信心就能崛起。
敦煌这座城市，从一诞生就注定了它不同凡响的命运，也注定了它包容世界的情怀和放眼天下的胸襟。在中国，没有那一座城市像敦煌这样，把多个民族的文化信息汇聚在一起，又把多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嵌刻在岩壁之上。敦煌，一座把历史和故事镌刻在岩壁之上的城市。这座城市，与我一别就是十六年的时光。今年9月下旬，我再次来到了敦煌。文博会期间，我特意在西大河两边走了走，西大河绚烂多彩的夜景，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十六年前的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会后在敦煌博物馆，听讲解员说到“悬泉置”遗址的时候，我一下子触动了很多很多。那个1987年才发现的遗址，从中挖掘出了2.1万余枚简牍和1.7余件遗物。这个小小的驿站城堡，简直就是一个窖藏在西部大地的活着的历史。据说那里珍藏着的有铜、铁、漆、木、骨、革、丝、麻、纸、毛、粮食等16大类物品，其内容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实属罕见。这些物件属性及用途涉及货币、兵器、家具、工具、猎具、文具、服饰以及日用杂品等。里面有钢箭镞、五铢钱、铁木工具、农具、带钩、陶罐、陶碗、漆木耳杯、石砚、画板、草、苇、竹席、梳蓖、麻鞋、玩具、大麦、苜蓿、桃核、马骨等。简牍则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字书、医方、相马经等。这些物品大大的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时光岁月和丝绸之路的生命轨迹。悬泉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堡，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地理名词和旅游热点。
现在专门去悬泉置旅游的人还不是太多，因为它的知名度还不是太大。或者说敦煌可去的地方太多。比如莫高窟、月牙泉，比如敦煌古城、天马的故乡渥洼池等等。这些地方二十年前我就去过了，这次去往月牙泉的途中，我顺道去了雷音寺。雷音寺在《西游记》里有记录。之后才知道，那是一座西晋古刹，玄奘大师取经东归的途中路过此处。在那座古寺里，我偶遇几位来自甘南的佛教信徒。其中有兄弟俩，一个是喇嘛，一个搞企业，他们各自和我聊了一些。说真的，那些藏民对宗教的信仰，我打心底里有一种敬畏感。人可以不信神，但不能不信神圣。
现在我最为遗憾的，是在敦煌，我没有去过阳关。
也没有去过玉门关。
斯坦因、保罗·伯希和、奧登堡、奥勃鲁切夫是在敦煌臭名昭著的几个外国人。敦煌的所有景点他们大概都去过。也正是这几个强盗似的外国人，刺痛了国人对敦煌艺术宝库的末梢神经。那几个外国人到中国的时候，正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内外交困的时期。历史永远不能假设，我们无法猜测那几个外国人如果不来中国，敦煌藏经洞的命运将如何。能否躲过文革……
敦煌的历史太遥远，故事太多，人物也太多。在这纷繁杂乱的历史河道里，我对两个人物情有独钟，这两个人就是乐尊和张芝。乐尊在敦煌三危山下看到了佛光闪耀，心有所悟，于是有了第一尊佛像，有了莫高窟，也就有了敦煌学。这个故事也许过于简单甚至牵强，但我还是相信它的真实无味。张芝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他的草书“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张怀瓘语）”，不仅影响了包括书圣王羲之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书法人物，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色彩斑斓的中国书法艺术，带来了无限情趣和无限生机。
“敦煌学”成为世界性的的研究热词，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这个开始，也就是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那个日子。提起藏经洞的故事，我们就不能撇开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王圆箓。王圆箓就像浩渺的敦煌大千世界里一粒尘沙，但他却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敦煌莫高窟的悲喜曲折，也浓缩了一个国家在积贫积弱时期对文化的漠然寡视，以及一个小人物的家国情怀与百般无奈。王圆箓的形象有些猥琐，功过颇受争议。我们总以一种历史英雄主义的情节，去绑架一些小人物无知和过错。事实上，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偶然巧合，而不是必然安排和组合。王圆箓的故事，比很多敦煌学历史人物的故事要生动的多，也精彩的多。当然，也深沉深刻的多。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他本是道士，后来逃荒到了甘肃，就常住敦煌。王圆篆应该也是来敦煌寻梦的。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成了莫高窟的主要管理人员。一个道教弟子去做颂经拜佛的事情，这似乎有些滑稽。但法度无边，弘扬佛法，就是弟子。一天，王圆箓雇佣的几个临时工在清扫洞窟的时候发现了藏经洞这个天大的秘密。王圆箓对经卷知之甚少，所以也不感兴趣。但他知道这是好东西，有用，就挑了两卷比较整洁体面的经卷，去找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这位县太爷引起重视，自己就可以得到一点政府拨付的银子。但王道士的想法错了，这位县太爷对这些发黄的纸张不感兴趣。王圆箓痴心不改。1902年，敦煌新任知县是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藏经洞的情况给汪知县报告之后，汪知县即刻带了一队人马，亲自到莫高窟察看，结果是让王道士妥善保存，看好藏经洞。
王圆箓仍不甘心。他挑了两箱更“好看”的经卷，赶着毛驴风餐露宿，来到了800里外的肃州，找到了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喜欢书法，但对书法之外的文字不感兴趣。据说王圆箓还斗胆的给老佛爷写了封秘报信，结果当然是泥牛入海。1907年，斯坦因来到了敦煌。结果就是我们知道的四十块马蹄银的交易。从此之后，敦煌莫高窟的厄运开始了。藏经洞里的绝世珍品，被一批又一批运送到了外国。我们今天谴责那些外国人，但那些外国人绝非偷渡，他们使用的是中国的骆驼和马车，雇佣的是中国的民夫。他们有中国政府的相关批文。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被地方官员窃取一次。
“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是《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一段记述。读这些记述，真的是五味杂陈，味交百感。
敦煌若梦。如同很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敦煌在两千多年的时光岁月中，经历了太多的波澜起伏和跌宕坎坷。这个地方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留下了太多的故事，这里也走出和走进了太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艺术巨匠和大家大师。现在，敦煌已不再是一个交通要塞和经贸交流交易中心，而是一个现代化的旅游城市和东方艺术璀璨场所。敦煌藏经洞从发现到劫掠、再到有效保护，是近一百年的事情。而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从开凿、眷刻、绘制，到珍藏、遗忘、发现，历经一千七百多年的岁月。一千七百年岁月，是敦煌莫高窟从繁荣昌盛到凋蔽败落的时光，也是一个个王朝从战乱到战争的过程，更是人们的思想从迷茫到觉醒、艺术从趋于完善到至臻至美的过程。今天，敦煌艺术走进人们视野的时候，就像一个穿越千年的七彩仙子，飘然降落到了人间，世界无不为之惊讶和新奇。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季羡林）。”
敦煌莫高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得到有效保护的。
走出莫高窟是一条河坝，河对面的空地里有几座僧人的圆寂塔，其中一座的主人就是王圆箓。
2016年11月5日于北京海淀
原载《中国散文家》2017、2
《延安文学》2017、3
责任编辑：周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