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柳忠秧：原籍湖北黄冈，成长于武汉；著名诗人、文化学者；中国城市文化主题词和国内旅游文化主题词及宣传语创作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曾获苏州市全球征集城市广告宣传表述词最佳人气奖与优秀奖等）；主要从事公益性文化、教育事业；云深书院山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中，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乃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了出来。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楚文化的重要地位被人为地压抑和遮蔽了。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这种政治伦理型的文化体系长期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命脉。可是，比孔子及其儒家文化更为古老的道家文化则如文学艺术中的草蛇灰线一样绵延不绝，而道家文化的创立者老子正是古代的楚国人。实际上，中国古代南方的楚文化又不同于狭义的道家文化，正如中国古代北方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狭义的儒家文化一样。儒家文化是北方文化的灵魂，它与其他诸家的文化既相融合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之类，就更不用说北方少数民族的文明了。所以，我们谈论楚文化，既要看到楚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关系，又要看到楚文化有别于道家文化的特质，尤其是要看到在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楚文化虽然历经劫难，但一直在绵延中发展，在吸纳北方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不断地融合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既有鲜明特色又富有包容性的楚文化形态。两千年来，楚文化孕育了无数的楚地英雄豪杰和知识精英，也孕育了自屈原以降的无数的文人墨客，而且还有不少北方的千古名士都深受楚文化的熏陶，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今天的我们应该重视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是当下中国建立“文化强国”的一种战略性的需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来代替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样容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产生误解，产生文化的误读，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本义。
据我多年对楚文化的考察和思索，我认为楚文化存在着七大特性：
其一是担当大义。楚人一向敢作敢当，敢为天下先，没有丝毫的苟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抑或在亲朋好友身处逆境之时，都敢于承担责任，摒除机心。在这方面，三闾大夫屈原，西楚霸王项羽，都是十分久远而历久弥新的例子。这种担当大义有点近似于儒家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但又不同于儒家士人那样难免有时给人留下愚忠的印象，楚人的担当精神更加的个性化，这与北方儒家文化的担当精神往往以集体价值为本位有着质的区别。
其二是血性精神。“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身上涌动的血性可以撼动历史，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且不说当年项羽和刘邦对北方暴秦统治的颠覆，就拿近现代中国来说，如果没有无数南方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的挺身而出，堂堂中华文明和泱泱大国不知要受尽多少的历史屈辱，要凋谢多少生命之花。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能征惯战，坚忍不拔。湖南人被称作“湖南牛”，湖南军人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牛气和犟劲，是让许多北方大汉自叹不如的。还有湖北人，尤其是鄂东人喜欢“抖狠”的豪气，其善打硬仗，无坚不摧的军事才能，也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不少华章。红安县被称作将军县，就是对湖北人血性的最好褒奖。以上所述，都离不开作为楚文化核心的湖湘文化和荆楚文化中流淌的血性精神。
其三是智慧境界。楚人的智慧往往是大智慧，老子所倡导的“大智若愚”、“返璞归真”、“绝圣弃智”、“抱朴见素”、“虚怀若谷”之类，早在两千年前就曾让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还有庄子的“齐万物”、“逍遥游”等旷达的人生胸襟，也是孟子那样的“亚圣”不能望其项背的。相对于楚人的辽阔视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北方人的视野就相对显得狭隘了，总是盯着现实问题不放，难免显得功利，失去了人生的大智慧和大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显然在内在精神质地上是属于南方的，属于楚文化的，尽管曹雪芹是在北方京城写的《红楼梦》，但他的心，他的灵魂始终是向往南方，向往楚文化的。《红楼梦》里那么多的瑰丽想象，那么多的奇诡妙论，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香草美人文学传统的。
其四是执着精神。楚人的执着正如《离骚》中的名句所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而求索。”无论仕途经济还是学问抱负，楚人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精神。王夫之晚年隐居衡山麓发愤著书的精神就是明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湖北的胡风、闻一多，无论为人为文，都体现出了难得的执着精神。尤其是胡风，他在政治逆境中坚贞不屈，从北京的秦城监狱到四川边地的流放，自始至终不肯承认自己的所谓“错误”，敢于坚持自己的文学立场和观点，“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且在关押中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这不是屈原的执着精神又是什么？这种执着精神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如：曾国藩率领湘军“屡败屡战”；还有抗战期间，湘、鄂、豫、皖、赣等楚故国大地上的军民与实力强大凶狠残暴的日军进行的旷日持久且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血战。
其五是浪漫情怀。楚人的浪漫是北方人不能比拟的，北方人受儒家文化的精神束缚过多，难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做圣人做君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他们个性的挥洒。而楚人有巫风楚韵，又出接舆那样的楚狂人，敢于“凤歌笑孔丘”，所以敢爱敢恨，狂放不羁。表现在文学中就出现了屈原的楚辞，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源头；还出现了李太白这样的落拓奇才，敢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明一代，当文学长期遭遇到“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压制之后，是湖北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挺身而出，振衰起弊，使晚明文学重现生机。晚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潜流是楚人开的先河，甚至这股潮流被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家周作人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源流。还有毛泽东的古体诗词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独树一帜，就在于他的诗中充满了楚人的浪漫情怀。至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鬼气也好，灵气也罢，在在都是楚文化的结晶。毫不夸张地说，从先秦时期的屈原和宋玉，到现代的胡风、沈从文、闻一多、废名，中国文学史上由楚文化所酿成的浪漫文学潮流一直在滚滚向前，而且每个时期都能屹立于时代潮头！
其六是狂放精神。狂放精神与浪漫情怀虽然密切相关，但二者究竟不是一回事。显然，浪漫的人不一定狂放，狂放的人也不一定浪漫。北方人及其北方文化并非就没有浪漫精神，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但北方人的浪漫中是不具备狂放心态的，至多是暂时解除了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束缚之后的精神舒张罢了。而楚人的浪漫则有质的不同，楚人的浪漫必然内含着狂放，那是一种未经儒家道德伦理文化规范压抑的自然心性的表达，是畅快洒脱的，是无拘无束的，是逍遥自在的，来不得半点矫情和虚张声势。所以楚人的狂放中有真诚，不像北方儒教文化中所产生的“伪君子”那样矫揉造作，或者表面上狂放而实际上纵欲，这是儒家文化体系所造就的个体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内因所在。比如屈原的披发行吟，还有陶潜的“狂歌五柳前”，那是真狂放，北方的诗人们是断断学不来的。
其七是自君天下的境界。正如我在《楚歌》中写的一句诗所说：“我向九天我自君！”楚人自古以来便有这种自君天下的豪情，说是霸气也罢，这种大胸襟不是楚人或者说不入楚地是很难有切身的体会和理解的。且不说汉高祖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气派，也不说楚霸王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决绝，就拿文坛中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李太白又让大唐皇帝的宠臣高力士为其脱靴的传奇往事，便足以证明楚人血液中流淌着自君天下的霸气。还有当代的胡风，他在建国初年敢于侵犯权威，冒颜直谏，给新中国领袖上“三十万言书”，那需要何等的勇气！胡风身上的霸气从何而来？从他心中坚守的真理而来，从他的信仰而来。没有信仰的霸气是虚浮的痞子气，有了信仰作支撑，霸气就能凌云，就能自君天下！
这些年来，作为楚人的后裔，我一直在思索着楚文化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文化中的命运和出路问题。不仅如此，我还秉承着血液中汩汩流淌的楚文化血脉，厚积狂发，忧愤而作长篇文化史诗《楚歌》，其后又作堪称姊妹篇的《岭南歌》，其用意何在？我不仅仅是为了填补用史诗抒写地域文化的空白，光大和发扬楚文化，乃至于发扬光大那融会了楚文化精神在内的岭南文化，更重要的是，我还想借此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复活中国古体诗词这种传统民族文学样式，让中华诗词再现夺目的光芒。在我看来，中国诗歌发展的未来主流方向应该是大力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诗词歌赋的文体精华和文化精华，把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作为当代诗歌创作的灵魂，用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尤其是用楚文化的血脉来滋养我们的中华诗词创作。如果一味地继承儒家文化传统和儒家诗教传统，中国诗歌必然会重新陷入僵化，当前“老干体”的盛行正是当代诗人自觉不自觉地重返儒家诗教和文教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毕竟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互补的文化，尽管曾经儒家文化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有必要更加平等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其他文化形态，尤其是要重视古老的楚文化在重建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包括诗歌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中有过表述，但当年的“寻根文学”早已成为了历史，我们今天有必要在中国诗歌创作中再度掀起并张扬楚文化的大旗。除了楚文化之外，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文化出路还需要在千百年来远离主流儒家文化的民间文化形态中去寻找必要的文学养分，应该到各地民歌中去采集为当代诗歌发展所必需的文学营养。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指示过这条诗歌创作道路，虽然在大跃进的激进政治浪潮中，这条道路走到了偏执的地步，以至遭到了新时期中国诗人的普遍反感，但如今半个世纪过去，那条从民歌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当代诗歌建设资源的路径，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并践行。要知道，五四时期以刘半农为代表的新旧诗人们早就实践过这条道路了。而且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明代冯梦龙和李开先等人也十分重视民歌的滋养价值。李开先甚至直接提出了“故真诗只在民间”的口号。当然，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出了古典和民歌之外，也需要吸纳和杂交外国诗歌的精神养料，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吸纳西方诗歌在诗情、诗思，尤其是在诗艺上的现代性经验，从而提升中国当代诗歌的深度、厚度、广度，以期创作出像《离骚》那样的千古绝唱，使中国当代诗歌也能迸发出李杜诗歌那样的万丈光芒！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诗坛出现了种种低俗恶劣的创作倾向，让我不吐不快！要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是以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为文化主流，这才造就了大汉文化、大唐文明；而当下以小品、杂耍、浮词艳歌、三俗等为国中文化主流，这显然是文化衰败的末世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反观历史上汉唐盛世的文化主导者、主创者大都属于贵族、官吏、知识阶层，他们都具备深厚的文化学养。而当下我们的各级官吏，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官员们，不学无术者绝不在少数，许多人过着醉生梦死、辱没斯文的世俗生活。更痛心的是，作为一个时代精英阶层的众多知识分子和各式真假文人则惯于抄袭作假、沽名钓誉，不啻于行尸走肉。如此怎能不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恕我直言，时下“歌德体”、“党国体”简直祸害无穷，包括所谓“老干体”、“军干体”在内，无不装腔作势，忸怩作态，故作升平之状，甚至还写出了王兆山那种“纵做鬼，也风流”的恶俗句子，自然少不了被网民唾骂，真是罪有应得！还有败坏文风的“风月体”，这种诗体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无病生吟，写的那一套不外乎风花雪月，浮吟矫唱！严重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真如鲁迅所言，把溃烂流脓的伤疤硬要当作灿烂鲜艳的桃花，这纯粹是当今中国所谓知识分子诗人的堕落！
我也反对那种泛政治化、伪崇高的诗作诗风！这种诗流毒至深，以爱国爱乡的名义贩卖个人的一己阴私，而且有些人模仿余光中写“乡愁诗”，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我也反对那种故作深沉、假装玄奥的欺世盗名的诗风诗作，他们不过学了一点西方人的哲理皮毛而已，就盲目地在诗中表现什么死亡崇拜之类，其故弄玄虚之状一望便知！与之相关的诗风还有“牙慧体”，它们不过是俯仰外国诗歌的鼻息而已，全部是鹦鹉学舌，抄套克隆的产物。至于新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梨花体”，还有什么“口水诗”，更是让人厌恶，完全败坏了诗道，将诗歌引向岐路，彻底破坏了中国诗歌美学。这些所谓的新锐诗人标举“反传统”或“革命”派大旗，实则是脱离了中国文化传统母体和文学母体的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其人其作必速朽无疑，不可能有什么艺术的生命力！中国汉语言的高度特殊性已经决定了当今中国诗歌创作一定不能抛弃古典诗词，否则新诗就如同孙猴子一般，看似高、大、全、美，实则为无父无母无来源无继承的鬼怪异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埋葬至少是抛弃了自屈原以降灿如瑰宝的古典诗词传统精华。而百年新诗，又止于语言与修辞，远未“养成”。“旧”的已去，“新”的不成。汉语言诗歌（词）路在何方？
我想起了五四时期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话，他们认为一百年前的旧文坛和旧诗坛都是“选学谬种”和“桐城妖孽”。如今，我在一百年后要把这些话回敬给他们，经过了一百年的诗歌革命，中国诗坛依旧到处都是谬种妖孽，只不过其中有的是中国古人自己的遗毒，有的则是洋人的流毒罢了。问题越闹越严重，如之奈何！
据我多年对楚文化的考察和思索，我认为楚文化存在着七大特性：
其一是担当大义。楚人一向敢作敢当，敢为天下先，没有丝毫的苟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抑或在亲朋好友身处逆境之时，都敢于承担责任，摒除机心。在这方面，三闾大夫屈原，西楚霸王项羽，都是十分久远而历久弥新的例子。这种担当大义有点近似于儒家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但又不同于儒家士人那样难免有时给人留下愚忠的印象，楚人的担当精神更加的个性化，这与北方儒家文化的担当精神往往以集体价值为本位有着质的区别。
其二是血性精神。“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身上涌动的血性可以撼动历史，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且不说当年项羽和刘邦对北方暴秦统治的颠覆，就拿近现代中国来说，如果没有无数南方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的挺身而出，堂堂中华文明和泱泱大国不知要受尽多少的历史屈辱，要凋谢多少生命之花。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能征惯战，坚忍不拔。湖南人被称作“湖南牛”，湖南军人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牛气和犟劲，是让许多北方大汉自叹不如的。还有湖北人，尤其是鄂东人喜欢“抖狠”的豪气，其善打硬仗，无坚不摧的军事才能，也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不少华章。红安县被称作将军县，就是对湖北人血性的最好褒奖。以上所述，都离不开作为楚文化核心的湖湘文化和荆楚文化中流淌的血性精神。
其三是智慧境界。楚人的智慧往往是大智慧，老子所倡导的“大智若愚”、“返璞归真”、“绝圣弃智”、“抱朴见素”、“虚怀若谷”之类，早在两千年前就曾让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还有庄子的“齐万物”、“逍遥游”等旷达的人生胸襟，也是孟子那样的“亚圣”不能望其项背的。相对于楚人的辽阔视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北方人的视野就相对显得狭隘了，总是盯着现实问题不放，难免显得功利，失去了人生的大智慧和大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显然在内在精神质地上是属于南方的，属于楚文化的，尽管曹雪芹是在北方京城写的《红楼梦》，但他的心，他的灵魂始终是向往南方，向往楚文化的。《红楼梦》里那么多的瑰丽想象，那么多的奇诡妙论，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香草美人文学传统的。
其四是执着精神。楚人的执着正如《离骚》中的名句所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而求索。”无论仕途经济还是学问抱负，楚人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精神。王夫之晚年隐居衡山麓发愤著书的精神就是明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湖北的胡风、闻一多，无论为人为文，都体现出了难得的执着精神。尤其是胡风，他在政治逆境中坚贞不屈，从北京的秦城监狱到四川边地的流放，自始至终不肯承认自己的所谓“错误”，敢于坚持自己的文学立场和观点，“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且在关押中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这不是屈原的执着精神又是什么？这种执着精神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如：曾国藩率领湘军“屡败屡战”；还有抗战期间，湘、鄂、豫、皖、赣等楚故国大地上的军民与实力强大凶狠残暴的日军进行的旷日持久且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血战。
其五是浪漫情怀。楚人的浪漫是北方人不能比拟的，北方人受儒家文化的精神束缚过多，难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做圣人做君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他们个性的挥洒。而楚人有巫风楚韵，又出接舆那样的楚狂人，敢于“凤歌笑孔丘”，所以敢爱敢恨，狂放不羁。表现在文学中就出现了屈原的楚辞，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源头；还出现了李太白这样的落拓奇才，敢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明一代，当文学长期遭遇到“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压制之后，是湖北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挺身而出，振衰起弊，使晚明文学重现生机。晚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潜流是楚人开的先河，甚至这股潮流被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家周作人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源流。还有毛泽东的古体诗词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独树一帜，就在于他的诗中充满了楚人的浪漫情怀。至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鬼气也好，灵气也罢，在在都是楚文化的结晶。毫不夸张地说，从先秦时期的屈原和宋玉，到现代的胡风、沈从文、闻一多、废名，中国文学史上由楚文化所酿成的浪漫文学潮流一直在滚滚向前，而且每个时期都能屹立于时代潮头！
其六是狂放精神。狂放精神与浪漫情怀虽然密切相关，但二者究竟不是一回事。显然，浪漫的人不一定狂放，狂放的人也不一定浪漫。北方人及其北方文化并非就没有浪漫精神，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但北方人的浪漫中是不具备狂放心态的，至多是暂时解除了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束缚之后的精神舒张罢了。而楚人的浪漫则有质的不同，楚人的浪漫必然内含着狂放，那是一种未经儒家道德伦理文化规范压抑的自然心性的表达，是畅快洒脱的，是无拘无束的，是逍遥自在的，来不得半点矫情和虚张声势。所以楚人的狂放中有真诚，不像北方儒教文化中所产生的“伪君子”那样矫揉造作，或者表面上狂放而实际上纵欲，这是儒家文化体系所造就的个体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内因所在。比如屈原的披发行吟，还有陶潜的“狂歌五柳前”，那是真狂放，北方的诗人们是断断学不来的。
其七是自君天下的境界。正如我在《楚歌》中写的一句诗所说：“我向九天我自君！”楚人自古以来便有这种自君天下的豪情，说是霸气也罢，这种大胸襟不是楚人或者说不入楚地是很难有切身的体会和理解的。且不说汉高祖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气派，也不说楚霸王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决绝，就拿文坛中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李太白又让大唐皇帝的宠臣高力士为其脱靴的传奇往事，便足以证明楚人血液中流淌着自君天下的霸气。还有当代的胡风，他在建国初年敢于侵犯权威，冒颜直谏，给新中国领袖上“三十万言书”，那需要何等的勇气！胡风身上的霸气从何而来？从他心中坚守的真理而来，从他的信仰而来。没有信仰的霸气是虚浮的痞子气，有了信仰作支撑，霸气就能凌云，就能自君天下！
这些年来，作为楚人的后裔，我一直在思索着楚文化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文化中的命运和出路问题。不仅如此，我还秉承着血液中汩汩流淌的楚文化血脉，厚积狂发，忧愤而作长篇文化史诗《楚歌》，其后又作堪称姊妹篇的《岭南歌》，其用意何在？我不仅仅是为了填补用史诗抒写地域文化的空白，光大和发扬楚文化，乃至于发扬光大那融会了楚文化精神在内的岭南文化，更重要的是，我还想借此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复活中国古体诗词这种传统民族文学样式，让中华诗词再现夺目的光芒。在我看来，中国诗歌发展的未来主流方向应该是大力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诗词歌赋的文体精华和文化精华，把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作为当代诗歌创作的灵魂，用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尤其是用楚文化的血脉来滋养我们的中华诗词创作。如果一味地继承儒家文化传统和儒家诗教传统，中国诗歌必然会重新陷入僵化，当前“老干体”的盛行正是当代诗人自觉不自觉地重返儒家诗教和文教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毕竟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互补的文化，尽管曾经儒家文化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有必要更加平等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其他文化形态，尤其是要重视古老的楚文化在重建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包括诗歌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中有过表述，但当年的“寻根文学”早已成为了历史，我们今天有必要在中国诗歌创作中再度掀起并张扬楚文化的大旗。除了楚文化之外，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文化出路还需要在千百年来远离主流儒家文化的民间文化形态中去寻找必要的文学养分，应该到各地民歌中去采集为当代诗歌发展所必需的文学营养。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指示过这条诗歌创作道路，虽然在大跃进的激进政治浪潮中，这条道路走到了偏执的地步，以至遭到了新时期中国诗人的普遍反感，但如今半个世纪过去，那条从民歌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当代诗歌建设资源的路径，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并践行。要知道，五四时期以刘半农为代表的新旧诗人们早就实践过这条道路了。而且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明代冯梦龙和李开先等人也十分重视民歌的滋养价值。李开先甚至直接提出了“故真诗只在民间”的口号。当然，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出了古典和民歌之外，也需要吸纳和杂交外国诗歌的精神养料，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吸纳西方诗歌在诗情、诗思，尤其是在诗艺上的现代性经验，从而提升中国当代诗歌的深度、厚度、广度，以期创作出像《离骚》那样的千古绝唱，使中国当代诗歌也能迸发出李杜诗歌那样的万丈光芒！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诗坛出现了种种低俗恶劣的创作倾向，让我不吐不快！要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是以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为文化主流，这才造就了大汉文化、大唐文明；而当下以小品、杂耍、浮词艳歌、三俗等为国中文化主流，这显然是文化衰败的末世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反观历史上汉唐盛世的文化主导者、主创者大都属于贵族、官吏、知识阶层，他们都具备深厚的文化学养。而当下我们的各级官吏，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官员们，不学无术者绝不在少数，许多人过着醉生梦死、辱没斯文的世俗生活。更痛心的是，作为一个时代精英阶层的众多知识分子和各式真假文人则惯于抄袭作假、沽名钓誉，不啻于行尸走肉。如此怎能不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恕我直言，时下“歌德体”、“党国体”简直祸害无穷，包括所谓“老干体”、“军干体”在内，无不装腔作势，忸怩作态，故作升平之状，甚至还写出了王兆山那种“纵做鬼，也风流”的恶俗句子，自然少不了被网民唾骂，真是罪有应得！还有败坏文风的“风月体”，这种诗体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无病生吟，写的那一套不外乎风花雪月，浮吟矫唱！严重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真如鲁迅所言，把溃烂流脓的伤疤硬要当作灿烂鲜艳的桃花，这纯粹是当今中国所谓知识分子诗人的堕落！
我也反对那种泛政治化、伪崇高的诗作诗风！这种诗流毒至深，以爱国爱乡的名义贩卖个人的一己阴私，而且有些人模仿余光中写“乡愁诗”，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我也反对那种故作深沉、假装玄奥的欺世盗名的诗风诗作，他们不过学了一点西方人的哲理皮毛而已，就盲目地在诗中表现什么死亡崇拜之类，其故弄玄虚之状一望便知！与之相关的诗风还有“牙慧体”，它们不过是俯仰外国诗歌的鼻息而已，全部是鹦鹉学舌，抄套克隆的产物。至于新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梨花体”，还有什么“口水诗”，更是让人厌恶，完全败坏了诗道，将诗歌引向岐路，彻底破坏了中国诗歌美学。这些所谓的新锐诗人标举“反传统”或“革命”派大旗，实则是脱离了中国文化传统母体和文学母体的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其人其作必速朽无疑，不可能有什么艺术的生命力！中国汉语言的高度特殊性已经决定了当今中国诗歌创作一定不能抛弃古典诗词，否则新诗就如同孙猴子一般，看似高、大、全、美，实则为无父无母无来源无继承的鬼怪异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埋葬至少是抛弃了自屈原以降灿如瑰宝的古典诗词传统精华。而百年新诗，又止于语言与修辞，远未“养成”。“旧”的已去，“新”的不成。汉语言诗歌（词）路在何方？
我想起了五四时期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话，他们认为一百年前的旧文坛和旧诗坛都是“选学谬种”和“桐城妖孽”。如今，我在一百年后要把这些话回敬给他们，经过了一百年的诗歌革命，中国诗坛依旧到处都是谬种妖孽，只不过其中有的是中国古人自己的遗毒，有的则是洋人的流毒罢了。问题越闹越严重，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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