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20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剧烈动荡，社会形态变化不定、人心焦虑不安的世纪。安妥与维系民族心灵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存亡难料，前景暗淡；中华旧体诗词更是命悬一线，似乎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唐诗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具有数千年乃至上万年孕育的汉语言文字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活力。20世纪末叶至21世纪初始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出现了中华文化的理性回归，中华诗词更是迎来了它的又一个春天。复苏与全面发展、繁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不能忘怀的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华文明史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启动与推进，按常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苦难悲歌，但反而却成为了时代的“盛世”福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摧毁反而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国家的奋起与富强洗刷了民族耻辱。五四文化先贤把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病夫”图像，归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观念又被纠正过来。百年时代沧桑与三十年经济腾飞，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中华民族又恢复了应有的传统文化自信。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它会帮助人们很好地认识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也会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王国钦的诗歌创作。
《知时斋诗赋》就是这个时代的诗歌产物。
百多年来的中国诗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大背景下走过来的。我们看到：作为“红旗下生长”的“六零”后王国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和与之相适应的时代观念，理所当然地拥抱了新社会。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作为出生、成长于中原大地，直接吸收了诗经、乐府和唐诗血脉的王国钦又割舍不了“旧诗情缘”——这不仅反映在他的诗歌体式里，也反映在其诗歌题材与诗歌内容里。
从诗歌体式上讲，《知时斋诗赋》既有严格意义上的、且占主要部分的旧体诗词联赋，也有完全的自由体新诗。不能不特别指出：正是王国钦“旧诗新体吾都爱”的诗歌泛爱情怀，使他提出并建构了“度词”这一新的时代诗歌体式，并旗帜之、结社之、鼓吹之、实践之。
王国钦的“度词”，不同于宋元明清时代的“自度曲”。所谓“自度曲”，还是“词”。当时的词人，一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心中的词意，二是想自制新的“词牌”，以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与词人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度曲”丰富与发展了词文学，以致我们今天能够非常方便地使用到仅《康熙词谱》就提供的八百多个词调、二千多种词体。事实上，当时的“自度曲”后来大多成为了“词牌”，有了一个明确的“商标”身份。而王国钦的“度词”，相较于“自度曲”是一个全新的诗体概念。它取新诗、旧体之长，补新诗、旧体之短，力求打通旧体诗词与自由体新诗的语言障碍与诗体障碍。简而言之，就是既有新诗的相对自由又有旧诗的相对约束、还能够比较自由地出入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新诗体”。
从《知时斋诗赋》中读到的五十多首“度词”（旧声平仄）与“新词”（新声平仄）作品，体现了体式上“词无定牌，牌无定谱；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的基本特征，呈现出“度词”的时代艺术特色。我仔细琢磨和欣赏他的“度词”作品，如早期的《度词·寻芳草》，中期的《度词·群峰挺秀》，晚近的《度词·放飞鸢》等，确能补旧诗之短，又能扬新诗之长。只是因为我们古人创造的词体太全面丰富了，而习惯势力又过于强大，要想成为一个大家都使用的诗体，还须待以时日。当然，无论是过高或过低地评估“度词”现在还为时尚早。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一切都要看作品本身，并看被作者与读者的接受度。一个新文体的成熟与认定，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应当说王国钦的“度词”实践与探索，是“创新”在诗歌领域的反映，具有积极的诗歌时代意义。我期待更多的诗人词人参与“度词”创作，让度词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如“度词”能被诗人和读者普遍接受，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诗歌体式，王国钦则功莫大焉。
兴、观、群、怨，是中华诗词的一个优秀传统，是诗人应有的写作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标签。如果中华旧体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不能做到兴、观、群、怨，说明他还不够成为“诗人”，更不要说什么“优秀”“著名”诗人了。《知时斋诗赋》把兴、观、群、怨放在开篇，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诗人的写作态度与精神指向，这说明了王国钦作为河南文艺出版社编审的诗歌创作的“知识分子”姿态与追求。诗人在七绝《同韵感时（其二）》中写道：“伪劣充真招数鲜，曾闻无骗怎成年？但将假药坑人去，不问良心只问钱。”在七律《猫鼠情话》中写道：“致富何分黑白猫？八仙过海逞雄豪。灵犀一点同玩火，贪欲赢筐总拆招。天下粮仓猫唤鼠，梦边风景雨连宵。双赢洞越安全网，更鼓三巡妄自敲。”以辛辣之笔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其批判锋芒是明确而深刻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写作成为文学创作与快捷交流的新宠。它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方式和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与纸质媒介一起同为当下作家所喜爱。因为网络写作“无门槛”、发表“无把关”，使之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个人化写作。有的网络写家甚至不顾及社会影响，往往放纵笔墨。因此，作者的价值取向与道德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国钦先生在本书中，把近些年来的网络写作专门辟为一个“临屏卷”，既表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一种写作姿态，也展示了一个颇具份量的创作成果。从这些“临屏”作品中，我们同样感受到作者关注社会现实、依然兴观群怨的诗家情怀。
在《知时斋诗赋》中，“德水楼”是一个不应忽略的精神“符号”。“近水楼台先得月”，“得”者“德”也，“月”者“水”也。“上善若水”，“德水楼”的心灵意蕴十分丰富。它是王国钦通过网络写作而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表明了诗人的道德操守与价值追求。“听歌宜上星河岸，赏菊须登德水楼”（七律《五十初度》），“大河两岸歌声起，昂首同吟德水楼”（七律《大河之南两周年感怀》），“凭谁守望童真梦，任我歌吟德水楼”（七律《五五初度》）……无论是“星河岸”“歌声起”还是“童真梦”，都有我的“德水楼”在守望啊！我们读此，心情已因之而温暖，社会将因之而美好——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了诗人写作的苍生情怀与高贵的精神向度。
“唱和”，也是中华诗词的一个传统。古代诗人在相互唱和中切磋诗艺，砥砺意志，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诗人的“唱和”传统，今天依然在发扬光大。诗人身份的解放，诗歌队伍的壮大，社会物质的生活丰富，科技的发展及生产力的提高，使多数诗人有钱又有闲，因而“唱和”现象更是十分普遍。《知时斋诗赋》的“唱和诗”也占了相当比重。王国钦在数十年的诗歌创作中，与东西南北中的诗人长期保持了广泛的联系。他又是一个温和宽厚的诗人，谁写了诗来，兴之所至就“和”一首，意犹未尽又会再“和”一首。这里不能不提到本诗集“专题卷”中的“百韵喜笺”——这是王国钦由爱女结婚发起“索句求贺”的一个“同韵唱和”活动，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诗人写下了近八十首“唱和”作品。
这里透出来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既承继弘扬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新婚祝愿传统，也反映了王国钦的人缘、诗缘，同时还折射出一种诗意的、高雅的时代婚姻新风尚，是会让年轻一代羡慕的！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时代。出生于旧时代、接受旧式教育、对国学抱有深厚感情的老一辈学人，如张伯驹、夏承焘、周汝昌、文家驹等，深深忧虑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断绝，多方奔走、艰苦努力，促成了1984年中国韵文学会在湘潭大学的成立，而中华诗词学会也于1987年在北京成立。2011年，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并具有国家户口的中华诗词研究院也在北京成立。与此同时，诗词社团亦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旧体诗词成为一种社会的写作常态，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诗歌写作异彩纷呈，呈现出由“复苏”回归进入“复兴”繁荣的喜人态势。由此，旧体诗词与自由体新诗一起成为时代的诗歌大合唱，同时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道别样的人文景观。
《知时斋诗赋》是时代诗歌的个人反映。我们从王国钦诗歌作品的分析中，不仅知晓了诗人的写作态度与艺术追求，更为重要的是知晓了世纪交替时期中华诗歌的生成状态。王国钦不仅亲身经历并感受了中华诗词“复苏”与“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且积极投身于包括联赋在内的中华诗歌创作与诗歌建设。同时，作为一位诗人出版家，他大力推介与出版古今诗歌作品，为中华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知时斋诗赋》的出版价值在于：这既是王国钦数十年诗歌创作结出的硕果之一，呈现出诗人可贵的文体探索精神和不懈的艺术追求，同时亦反映出世纪交替时期的中国诗歌生态。我把这篇序文的题目定名为《一个人的诗歌时代》，其意亦在此。
我同时相信，在新时期中华诗词史的书写中，诗人王国钦及其《知时斋诗赋》是不会被忽略的。
2016年11月24日于京东补月楼
【蔡世平，中国国学中心顾问、特聘专家，中国楹联学会顾问，《心潮诗词评论》主编。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作家，词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摘自《知时斋诗赋》，王国钦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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