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著名作家”写作能力值得怀疑
文/李建军
文学批评家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趣味倾向。张潮在《幽梦影》里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对文学批评来讲，所谓“癖”者，就是独具个性的审美好恶。趣味无可争辩，那是指面对同样高级的趣味，是无须“争辩”的。例如，在喜欢李白与喜欢杜甫之间，就难分轩轾。但是，趣味是有雅俗高下之分的，在高而雅的趣味里，总是含着良好的教养和普遍的人性内容。喜欢《肉蒲团》就是俗，欣赏《红楼梦》就是雅；热爱司马迁的《史记》就显得“高”，赞赏魏收的“秽史”就显得“下”。文学批评的最大危机，就是批评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趣味倾向，就是“随人道短长”，就是以俗为雅、以下为高、以丑为美、以假为真。当前这样的事情，似乎并不鲜见。有些文学性和诗意性很贫乏的作品，无节制地渲染污秽和酷虐事象的作品，只要是名家写的，或者获了奖，某些批评家就都照单全收，就说它好。这是审美趣味上的低下、麻木和无个性。
如果说，“不满是上进的车轮”，那么，怀疑和否定则是批评最内在的本质。没有认同，就没有经验的吸纳；没有否定，就没有认知空间的拓展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即使“肯定”的翅膀，也要借着“否定”的动力来飞翔。这是因为，只有经过怀疑和反思等否定性的检验过程，肯定性的认知才是可靠的。吕坤《呻吟语》云：“过宽杀人，过美杀身。”所以，即使在欣赏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时候，也要保持清醒的否定意识和分析态度。在怀疑精神与否定性冲动寂灭的地方，谎言和欺诈必然泛滥成灾。无原则地把“说好话”和“要厚道”当作绝对原则，这是鄙俗的庸人习气，是对批评本质的误解，是对批评精神的无知，往往造成个性的萎缩和创造力的低下。古尔德纳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向社会提供“批判性的言论文化”。批评家就是敢于“说难听话”的人，就属于典型的“批判性的言论文化”的生产者。
批评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独白，而是一种积极的对话行为。只有通过对话性甚至对抗性的批评，我们才能逐渐成熟和强大起来。一个人既是批评的主动的施为主体，也是批评的受动的对象主体，也就是说，他固然可以批评人，但也要接受别人的反批评。承受批评是每一个拥有声望资源和话语权利的公民的义务。在一个现代型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享有批评上的豁免权。一个没有人敢批评的人，其实是非常寂寞的，也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一个缺少平等的言说对象的人，就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很可能因为缺乏“交流”而“发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别人斥责一通，然后宣布从此 “不看”、“不说”、“不理”，这不仅是一种傲慢，而且是对批评本质的无知，是对接受批评的义务的逃避。
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实乃批评的大敌。当下文学批评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应伯爵式的势利。因为一个作家有名气、有地位，便天花乱坠地吹捧他，这既是对被吹捧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更是对文学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有话好好说。要学会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就需要介入批评的人，懂得并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文学批评不是打群架，不是扎堆儿起哄架秧子，不是任何方式的撒娇和撒野。微博可以迅捷地传播消息，可以发泄愤怒，但以我浅见，似乎并非展开文学批评的可靠平台。在微博上随便骂两句人，进而纠合起“无主名”的“哄客”一起来鼓噪，这固然很热闹，但也很无聊；这种行为，虽然像屠格涅夫所嘲笑的“口哨声”那样，会“在某一部分读者中引起赞许的笑”，但是，本质上是一种傲慢而浅薄的幼稚行为，毫无对话的诚意和建设性可言。
别怕那些攻击者诬你为“疯子”。一个虔诚、认真的批评家，总是容易被人视为另类。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恰达耶夫，就曾被斥为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沙皇本人甚至将恰达耶夫当作“疯子”，在圣谕中称他的《哲学书简》“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并指派医生每天去给恰达耶夫“治病”。京剧界有一句行话，道是：“不疯魔不成活”。既然如此，就应当只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
我以为，当代文学仍然停留在不够成熟的状态。当代的不少“著名作家”和“文学大师”的文学才华与写作能力、人格境界与批判勇气，都很值得怀疑。虚假的“高峰”太多了，“皇帝的新衣”太多。在追求文学自觉方面，在重建文化自信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要研究，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文学批评任重而道远。文学批评的牛虻和猫头鹰，飞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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