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军旅作家。他笔下“和血含泪”的故事《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今天，让我们随着作家妻子的讲述，走进他们的真实人生，那里不仅有激情如火的革命豪情，更有甜蜜浪漫的烽火爱情——
我们的爱是条不息的河
■翁亚尼
人到中年的恩爱伉俪
洋溢着和谐与幸福的“全家福”
我和愿坚的爱情，像一条小河。不管途中有什么样的激流险滩，它一直向前流去，流向远方。它让我觉得，这辈子和愿坚在一起，生活是那么快乐温馨，世界是如此五彩缤纷。
初识“小老头”
1949年，是祖国大地春暖花开的年份。年初，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5月，“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不久解放了我上学的城市——宁波。当时，大批青年学生纷纷投身革命，我和几个女同学也投考了第三野战军第22军军干校。8月份毕业时，学校挑选了男女学员共20人，组成“新闻培训班”，由《麓水报》社培训，我有幸位列其中。
一天，《麓水报》社的全体同志来和我们培训班学员见面。等报社领导把所有的同志都介绍完后，我却是一个名字也没记住，一个具体人的印象也没留下。因为他们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的军服，一脸的严肃。
我们培训班的青年学生由王玉章同志介绍，他一个个叫着名字。记得叫到我时，我站起来就觉得满脸发烫，惶惶然不知所措。40年后，愿坚才告诉我，正是那时候我的满脸“红云”，让他深深地记住了我。
自那以后，每当我们在报社办公室旁的走廊里进行小组讨论时，常常会有一位解放军同志在我们身旁走过来走过去。开始我并没在意。有一次，我忘了是讨论什么问题，只记得当我说到：“在家乡吃喜酒时，有人劝我买一双美国玻璃丝袜和一双美国玻璃皮鞋，说是好漂亮！我却想，那袜，那鞋，是美国货，要是我们中国自己产出来的，那才好哩……”这时，我突然觉得有人看着我，一望，正是经常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那位解放军同志。当他看到我发现了他，忙低下头走开了。
我也开始注意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看上去年龄还没有干校的男同学大；虽说是解放军，每天却只穿一件蓝色印丹士林布衫，头上的军帽像是挂在后脑勺上，帽檐翘得高高的；帽子下是一张白皙的脸，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有一种与别人不一样的神色，显得睿智、深沉。为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头”。
新闻培训班在8月底结束。我最终留在了《麓水报》社，被分配到编辑室。在编辑室的欢迎会上，我才知道，那个一直被我叫做“小老头”的人，名字叫王愿坚。
从那天起，我便和愿坚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编稿我抄稿。那年，他20岁，我18岁，我们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我的“保护神”
1949年秋天，那时与宁波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还未解放，第22军肩负着渡海作战的重任。为了更好地指挥渡海作战，军部和《麓水报》社迁往宁波东边的一个小镇——五乡碶。
1950年元旦过后，愿坚出任报社编辑室副主任。当时，报纸隔一天出一期，编辑室的工作很紧张。我们四五个人，常常围着一盏如豆的煤油灯，坐在八仙桌周围工作到深夜。而愿坚更忙，他往返于编辑室与印刷厂之间，既要顾着编稿、排版，还要关照报纸的印刷情况。
当其他人先后离开编辑室时，我常因抄写稿子需要留下。每当这时候，愿坚总说要工作或学习，也留了下来。小镇的夜晚很静，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愿坚两个人的时候，夜就更静了。窗外小河上，微风吹动河水拍打着停泊在河面上的小船船底，发出“空通”“空通”的声音。最初我们都停下手中的笔，侧耳细听这深夜里传来的怪声。一会儿，我们相视一笑，又继续工作了。这样的夜晚多了，我觉出来，愿坚其实是担心我一个人害怕，所以留下来陪着我。
一次，我负责采写印刷厂一位老劳模的先进事迹。我那时是初生牛犊，认为这样的写作没啥难的，但实际动笔却没那么顺利。晚上，八仙桌边只剩我和愿坚俩人的时候，他拿出我写的稿子，逐句逐段地给我讲，这句为什么不行，那段为什么不能要，然后帮我修改、补充，并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直说得我既惭愧又感动。几天后，这篇通讯在《麓水报》上发表了。我突然觉得，愿坚很像自己中学时的老师，可又比老师多一分什么。究竟多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每天晚饭后，我们这些参军的青年学生、报社的工人、电机班的战士和伙房的炊事员，都爱到报社旁边一个闲置的中学操场上开展文娱活动。大部分人都跳集体舞，还有一部分玩“丢手绢”的游戏。愿坚常常会悄悄地坐到圈子里来。眼尖的同志见他坐下，就会示意丢手绢的人把手绢丢在愿坚身后，因为他们都知道愿坚有一肚子的歌。愿坚先是拿起手绢发愣，然后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随手把手绢往头上一戴，就扭起了山东大秧歌，口里还唱着“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大家见此情景，都笑得前仰后合。
繁杂的日常工作和极强的责任心，很快让愿坚的身体吃不消了。1950年的春天，他病了，经常感冒，发烧又咳嗽。到宁波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肺结核。当盘踞在舟山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匆忙逃窜到台湾、报社奉命迁到舟山主岛定海县城后，组织上决定让愿坚马上去杭州住院治疗。当时，肺结核还属于不治之症。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心中都不是滋味。可他还像个没事人似的，挨个和编辑室的同志们告别，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要努力工作。
我的“保护神”要走了，他还能回来吗？我多么想他早日归来！握着愿坚的手，我的心被撕扯得很乱。
情定古城墙
老天保佑，愿坚的肺结核原来是误诊。他又回来和我们在一起了。稍许变化是，他没有回归《麓水报》的工作，而是被组织上分配去军史组写第22军的军史。
在定海县城，报社人员住在城西门一个离城墙不远的小巧的四合院里，军史组人员则住在一座深宅大院里，离报社只有两条弄堂。食堂设在西门大街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军直属机关全都在那里吃饭。
一天上午，我从伙房打开水回来，路过军史组大门时，愿坚正好从门里出来。他笑眯眯地朝我走来，把一张纸条塞到我口袋里，说：“你回去看吧。”
回到报社，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条，只见上面用红笔写着两行字：“晚饭后去城墙边，有重要事情告你。”
就在这天（1951年2月28日）晚上，在定海县城西门城墙边，我们定下了“百年之好”。
愿坚满面春风地回到了军史组，同事张克莱问他：“你的脸怎么这样红？”愿坚说：“冷风吹的。”张克莱哈哈大笑说：“吹面不寒杨柳风，如今已经是春天了！”
不久，写军史的任务结束了，愿坚调到军文化科任干事。我们平时很少单独在一起，可是一天三顿饭，都能在大庙食堂里见面。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目光都会偷偷地对在一起。
每天晚饭后，军邮局都会给报社送来一大堆来稿，我负责登记稿件。此时，编辑们已编完报各自回去休息了。小巧的四合院里，只有我朝东的一扇窗户亮着灯。愿坚常常在这时候从报社的后门悄悄地进来，笑吟吟地把一本书递给我说：“给你一本好书！”愿坚第一次来送书时还真吓了我一大跳，后来就习惯了。只要前几天我们看了电影，像苏联影片《青年近卫军》《无脚飞将军》《普通一兵》什么的，不出几天，愿坚就会给我送来一本同名小说。我们常常同时看一部电影，又一前一后地读完同一本小说。到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谈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于是，《青年近卫军》里的奥列格和柳芭、《普通一兵》里的马特洛索夫这些优秀的青年，就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
有限的独处时间里，我会缠着他让他唱歌给我听，愿坚就会轻轻哼起《黄河颂》《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唱一支不知名的苏联歌曲：“喂！怎么不歌唱？生活在青春之邦，快乐的歌声嘹亮。这里手风琴和管弦齐奏，快乐的心在沸腾跳荡。嗨！我们怎能不歌唱，怎能不歌唱？！”他有时抚着我的背，在我耳畔唱，还要我随着他哼哼；有时他坐在我对面，大声唱，像个男高音歌唱家。这支歌，一直陪伴了我们好多年。
一次，愿坚看完我学生时代的照片后评价说：“你的照片充满英气，却缺乏柔情！”我听了一愣，随即脱口而出：“那咱们俩照一张相去！”愿坚欣然同意。
县城里只有一家照相馆。照相馆把洗好的相片全部泡在一个水盆里，人们可以根据喜好挑选自己的照片。就是这么巧，有一位刚结婚的首长夫人刚好在前几天照了相，来挑照片时，三下两下就从水盆里翻出了我们俩的合影。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大白于天下了。
走进新生活
愿坚总说：“爱情是动力，是前进的力量。”我们俩的相爱促使我们更好地工作和学习。1951年的金秋，在战备训练的总结会上，愿坚和我都评上了功。正当我们俩高兴地互相庆贺时，上级来了命令，要调愿坚去杭州七兵团工作。这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
分别后，我每个星期都可收到一封或两封愿坚的来信，封封都是热情洋溢。有3封信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一封是文化科的雷干事在愿坚到达杭州后给他写的信，说那天在码头为他送行，轮船开走时，我泪流满面。愿坚很受感动，特地来信安慰我不要难过。第二封信里，他对江南四月景色的描绘——“春天，我们一起漫步在苏堤春晓；秋天，我们在柳浪闻莺同看三潭印月”，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看着信，当时我脑海里忽然出现这样一个念头：愿坚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三封信是愿坚接到调往北京工作的命令后，在动身之前写的，信中充满了对未来、对事业的向往和信心。他要我一定和他一起到北京去，他说在建设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时，建立我们的共同生活。
备受感染的我是在1952年7月1日离开定海县城的，回家陪母亲住了3天，就启程前往北京。此前，已回山东诸城老家探亲的愿坚写信给我，让我路过南京时，去看看从苏联回来的哥哥王懋坚。懋坚哥哥得知我是他的未来弟媳，高兴得很，定要留我多住一天。谁成想，在南京耽搁的这一天，却促成了我和愿坚一生难忘的戏剧性巧遇——
坐上火车后，我总觉得困倦，就趴在车厢的小茶几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夜。天蒙蒙亮时，火车已到丰台车站，我想换个姿势。刚抬起身来，就感觉肩头被人扒拉了一下。我忙回头，却发现愿坚正站在我的边上看着我呢。
这一瞬间，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好一会儿，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愿坚领我走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他告诉我，他探家归队从济南换乘了这趟列车，怀着侥幸，他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找，看我会不会坐这趟车去北京。他看着有一人身段很像我，但因趴着睡觉，看不见脸，就没敢贸然叫，直到我抬起头来，才确认是我。我们就这样站着说呀说呀，重逢和巧遇带来的欢乐，占据了我们俩的整个身心。
火车很快就到站了。我们肩并肩走出前门火车站，走进北京城，走进了我们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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