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父亲王愿坚是个军旅作家，20世纪50年代写过一系列红军题材和军队题材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文革”后，他又开始从事电影创作，改编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了电影《四渡赤水》等。
父亲的小说篇幅短小、语言精练，善于浓墨重彩地刻画人性中最璀璨、最感人的瞬间，笔下的人物充满理想，富有激情。许多人上学时在语文课本里都读过他的作品。
父亲平易近人，热情好客，家中常有读者慕名前来。据母亲回忆，习近平总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曾与父亲有过交往，还来过我们家。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专门提到了父亲，提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令我们全家非常感动。
书
1929年，父亲出生在山东诸城的一个文化家庭。我的祖父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而祖父的哥哥毕业于北京译学馆，回到山东后，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秘密组织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父亲虽然是写红军题材的作家，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初中只读了半年，15岁辍学参军，在宣传队从写小剧本做起，很快成长为战地记者、报社编辑。1952年调入北京后，开始从事军队文艺刊物和革命回忆录的编辑工作，25岁起陆续发表了成名作《党费》和一系列短篇小说。
青年时代的王愿坚。
父亲很勤奋，早期的短篇小说，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小时候，我的床放在父母房间，有时夜里醒来，会看到父亲还在伏案工作或看书。父亲会把书桌的抽屉拉开一点，把书放在抽屉挡板的上面，书的上半部分靠着台面，微微倾斜。
父亲的手笼在袖口里，半天才会抽出来翻一页。姐姐们曾笑话他看书慢，他总是慢悠悠地说：“哎……看书慢是种本事，我以前看书也很快的。”
假日里，父亲喜欢逛书店。离我家不远的灯市口有个“中国书店”，专门卖旧书，父亲喜欢到那里“淘”书。他还常带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里有个专门销售“内部参考”书的地方，进去需要专门证件。内部书屋并不大，里面阳光充沛，除了满屋书架，还有几张高级的老式沙发。
父亲在书店总要待很久，出来时会买上几本书，然后在小铺买根棒棒糖哄我走路。母亲常说父亲邋遢，但他的书橱、书桌却总是十分整洁。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收拾一次书橱，腾出地方把新买来的书放进去，把要读的书拿出来，包上书皮。
父亲书皮包得非常仔细，会先沿着书用手抹出一条印，然后顺着这条印把纸折一下，剪去多余地方，再把书包进去。这样的书皮既平整又挺括，小学时我的书很多都是父亲给包的。“文革”开始时，父亲已有了一千多本书，摆满在家里大大小小五六个书架和书橱里。
伏案工作的王愿坚。
我上小学时，“文革”还没开始，姐姐拿出一本新出版的《解放军文艺》给我看，我那时识字不多，但有三个字还是认识的，那就是父亲的名字，幼小的心灵瞬间有了一份大大的骄傲。
我一年级还未结束，“文革”就开始了，父亲写的小说受到批判。他成为“牛鬼蛇神”，我也因此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很多人都被抄了家，父母也开始烧东西了，手稿、笔记和先前写的日记统统在内，书也陆陆续续地卖了。那时，一来收购废品的，大院门前就会排起长队。通常是我在队里排着，两个姐姐负责搬书，她们搬出的书越堆越多，摆了一长溜，路过的人都惊讶：谁家的书啊，这么多！
最后一次卖书，是我们要从原来住的地方搬出来。当时，我们住在总政宿舍，这里曾经是前清的驸马府，里面似乎有数不清的院子。从大院的最西边搬到大院的最东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台阶要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搬，大家直发愁，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准备把能卖的都卖掉。
卖书时，父亲望着小书架上剩下不多的几十本书，迟迟不愿动手。我们却在一边使劲喊：
“卖了吧！卖了吧！”
那时，精装书都不收，嫌上面有硬壳。父亲就一本本地把书壳撕下来，把书瓤捆好让我们搬去卖。精美的书壳剩了一大摞，父亲摆在小书架上，留了很久。
诗
父亲被隔离了，单独住在一个小屋子里，也算一种“牛棚”吧，但是没人看管，趁院里没人，我会悄悄溜进小屋和他谈天说地。父亲会以戒烟为名从母亲那里弄点东西做成小零食，放在抽屉里。他烤的窝头片、炒的黄豆又酥又香，我看见就拿来吃。
母亲怕我总去父亲那里惹麻烦，就找“造反派”商量，让父亲辅导我学习毛主席诗词。于是，在父亲的书桌上，除了红色的《毛泽东选集》，又多了本深蓝色线装版的《毛泽东诗词选》。
虽然，我只有八九岁，但父亲仍认真备课，教材除了那本毛主席诗词，还有一本厚厚的《辞源》。父亲说，那时解放战争临近尾声，解放军开始占领城市，每当有机会进城，他都会先去照相馆找胶卷，然后就去逛书店。这本《辞源》好像就是打济南后买的，书是合订本；只有32开，里面字很小，密密麻麻；尽管使用了当时罕见的超薄字典纸，仍有近两寸厚，很沉。
父亲讲，老板见他爱不释手，便要把《辞源》送给他。因为解放军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所以老板用一元钱的价格“卖”给了他。于是，他背着这本沉甸甸的《辞源》，行军打仗，南征北战。
王愿坚作品《党费》。
讲诗词自然就是讲故事，父亲一首诗能讲好几天。先是历史背景，父亲从毛主席秋收起义讲到上井冈山，从五次反“围剿”讲到红军长征……他是大型革命历史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肚子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还有就是神话故事，当时属于“四旧”，不能讲，但毛主席在诗词里引用了不少历史典故，那就不一样了。
这样的典故，到父亲那里，添枝加叶地能讲好半天。毛主席在诗词里提到“不周山”，父亲就讲共工与蚩尤大战不周山，共工战败“怒触不周山”，把天给撞塌了，怎么办？于是，父亲又额外加了一个“女娲补天”。有时，他聊得高兴，还会给我讲一段《笑林广记》。这也算是那段屈辱生活中的“开心一刻”了。
每次讲诗词，父亲除了讲解生字和大意，也会讲一些诗词的基本常识，比如押韵、对仗、修辞等。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最后一句是：“不周山下红旗乱”。父亲说：“诗词因为字少，所以用字很讲究，比如这个‘乱’字就用得很好，把红旗飘舞的景象描写得十分生动。”他还举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红杏枝头春意闹”中“闹”字的例子，“诗词里有时候就因为用好了一个字，让整首诗成为名篇”。于是，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推敲”一词的来历……
文
“文革”开始时，父亲只有三十七八岁，正值创作的绝佳年龄，但那时，在他桌上很少再能见到稿纸，除非写检查。
“文革”中，我们新搬的房子在食堂伙房边上，有一天，我出门碰到炊事班班长老孙，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你那个啥……嗯……”那时为了划清界限，老孙有点不知怎么称呼我父亲，“你和他说，烧完锅炉，到伙房来一下，我找他。”
从伙房回来时，父亲心情很好。他说，炊事班被评为“五好标兵班”，领导让他们在会上发言，老孙想请他帮忙写个“讲用稿”。
“讲用稿”类似于现在的事迹报告。当天晚上，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从窗外掠过，伴着一阵热汤面的香气，接着就听到有人轻轻敲门。话音虽然很轻，但仍能听出是老孙。老孙13岁进京学徒，根红苗正，也不怕啥，大晚上主动给“牛鬼蛇神”送夜宵。
自此，父亲的台灯又开始亮到了很晚，我在他破旧的三屉桌上见到了久违的大稿纸，整整齐齐平铺着。
有一天，我问父亲：“他们是不是对你写的‘讲用稿’特别满意？”
父亲摇摇头说：“他们说，现在写东西不是这样了。”
我拿起父亲写的稿子看起来，然后大模大样地评价道：
“‘讲用稿’不是这样写的，应该先写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写一段好人好事，还要写心得体会……”
父亲听我这样说，默默地吸了口烟，没有作声。
1969年，陆陆续续有被打倒的人出来工作，父亲也在这一年戴上了领章帽徽，算是被“解放”了。但组织上并没有给他安排工作，而是将他派到了安徽六安的一家部队农场当兵。
王愿坚作品《七根火柴》。
40岁的父亲和20岁左右的战士一起睡上下铺，一起下地种稻子。父亲能吃苦，人又随和，和战士们的关系搞得很好。部队的连营首长时常把他叫去写总结或报告，也借机让他休息一下，改善生活。
父亲把在连队的经历视为“深入生活”，农场的日子过得也很愉快。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们现在不是40岁，而是20岁的两倍！”
暑假时，母亲带着我，背着蚊帐、席子去农场看父亲。父亲到合肥来接我们，并告诉我们不用再走了，省军区安排他去安庆写一个老红军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我们就住在省军区大院专为军分区首长准备的招待所里，条件非常好。
父亲又能够从事写作了，而且是脱产写作，心情非常好。正式的采访还未开始，他不太忙，白天就陪我和母亲四处走走。他晚上看材料看得很晚，渐渐恢复了以前的工作习惯。
我们离开合肥后，父亲去了安庆，他完成了那部名为《踏遍青山》的长篇小说（虽然是不署名的）。军区还多次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让父亲帮助培养基层部队的写作人员。于是，除六安“老王”、安庆“王作家”之外，父亲在安徽又多了一个称呼：王老师。
父亲回京后，再没有向母亲要过“工业券”去买茶叶，茶缸里总是浓浓地泡着带着虫眼的大叶子，他说那叫“六安瓜片”。桌上一摞稿子，父亲说那是“学生习作”。家里的餐桌上还多了过节才能供应的木耳和花生，这些都是来自那些父亲连名字都记不过来的朋友和“学生”。
故乡山东已经没有人了。安徽，仿佛成为父亲第二个“乡下老家”。
那时我常想：写作，真是门好手艺。
影
1972年，父亲从安徽调至北京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厂里的其他同志一起改编话剧《万水千山》。
电影《万水千山》
为了写好这部红军长征题材的电影，父亲四处寻找资料。那时，家里除了毛主席著作和马恩列斯选集，啥书也没有，全国所有图书馆和资料室都不开放，很多单位原有的书籍也被人拿得七零八落。
父亲于是跑到解放军出版社库房去捡那些剩下的书，又在八一厂的资料室捡回了许多破旧的电影剧本。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寻找党史、军史和文史资料。
实在搞不到手的资料，父亲就借来用手抄。当时，家里住房条件不好，白天乱，无法写作，他就抄资料，抄了足有十几大本。家里的床下、墙根，摆满了各类装资料和书籍的纸箱。
父亲曾自豪地说，他拥有当时最全的有关红军长征的资料。他的梦想，是自己来写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史诗。
那时，“文革”还未结束，对于文学创作限制很多，要由组织上设立主题，集体创作，层层审查。八一厂里有好几个“创作组”，大家相遇时，总是要询问对方，剧本审查结果如何。
最后，《万水千山》剧本的原作者恢复了工作，父亲他们“七稿八稿通不过”的剧本，结局只能是“物归原主”了。
为了工作方便，八一厂为“创作组”在总政一家招待所包了一些房间，父亲平时就住在那里写作。《万水千山》创作组解散之后，父亲回到了家里。中午，母亲上班路远不回家，如果没有客人，放学回来我就会买两个烧饼，买五分钱的萝卜条。运气好时，遇到有卖猪头肉的，我也会买两毛钱的回来。
父亲把烧饼放在炉上烤完，我们趁热夹上猪头肉吃。他常回忆：“你爷爷当年在北京，特别喜欢吃浦五房的酱肘子。”没有猪头肉的日子，他就在书桌前就着茶水边看报边吃烧饼，边上摆一碟萝卜条，很像电影《人到中年》里的情景。
就在那段时期，父亲和原创作组的同事、著名电影编剧陆柱国按照指示精神，共同将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了电影剧本。陆柱国伯伯是搞电影的高手，擅长对戏剧冲突的把握和场景的处理；父亲擅长主题的提炼和人物的塑造，特别是擅长“煽情”，每每将故事处理得感人至深。
一代人的记忆——《闪闪的红星》。
《闪闪的红星》由于不是“大题材”，进展得十分顺利，很快就投入拍摄了。
当时八一厂的各项工作也在恢复之中，厂里为这部影片组织了强大的制作阵容，导演、摄影和作曲都是厂里一流的人才，大家因“文革”而压抑许久的激情与才华，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释放，影片上映后即在全国引起轰动。
《闪闪的红星》剧照。
之后，父亲又被安排创作电影《四渡赤水》。1976年，剧本还未完成，“四人帮”倒台，所有的创作组都被解散了。父亲抓住这个机会，从1976年年底，开始创作了一系列领袖题材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获得了较高评价，有的也获了奖，但社会反响不是很大。
《闪闪的红星》剧照。
后来，《四渡赤水》创作组又恢复了，编剧从两人增加到四人。据母亲回忆，父亲在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一宿没睡，他实在不想再回去搞集体创作了。
从1974年到1982年，《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整整搞了八年。
评
后来，父亲有了行政职务，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行政工作中，没有再进行文学创作，但还是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文学创作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结合他自己多年的创作体会，写得很有深度、很实在，文字优美，结构严谨。
在这些文章中，父亲不仅提炼出来很多自己的创作理论，也总结了自己创作上的得失。他这样写道：“我二十多年小说创作体会最深的是：一个作家永远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写在纸上。作家永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撒谎者，没有想象不行，没有思路、没有创造也不行。我承认是撒谎，但又认为它必须是诚实的。”
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应该从千百吨真实中提取属于你的那几句谎言。”
1991年，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带走了被动荡的岁月耗散的才华，带走了他的梦想和遗憾，走的时候不到62岁。
电影《四渡赤水》海报。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这些文章整理出版了两部文集，陆柱国伯伯为其中一部写了序：“愿坚的论文非常独特：既不板起面孔，引经据典，又非云山雾罩，莫测高深。他的论文是由许许多多动情的故事，感人的细节，奇特的比喻，深邃的哲理组合而成的。其引人入胜之程度，可以和他的小说媲美，甚至还有所超越。”
父亲降生在一个红色的摇篮里，一生勤奋上进、乐于助人，志向高远、信仰坚定。他说：“为革命而写作，是我神圣的使命；为革命创作而不断改善自己，加强自己，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父亲还教导我：“书不要读得太杂，年轻的时候要多读些人物传记，让伟人的光芒照亮你一生的道路。”
我觉得，父亲的一生都以革命伟人为标杆，以艺术大家为榜样，希望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深入、再深入，希望自己能够攀登更高的艺术之峰。
当然，父亲也有自身的局限——历史的局限、生活的局限、教育的局限……但正如他在文学评论中写的那样——
“局限好极了。如果没有局限，艺术就会没有味道。”
《红星照我去战斗》
20世纪70年代，父亲与人合作将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电影。
有一天，父亲从电影厂回来讲：导演说有一个竹排顺流而下的镜头需要配首歌，请大家合计着写个词。导演还给起了个头：小小竹排江中游……
大家听完哈哈大笑，觉得这个开头不像歌词。父亲却说：
“这个头起得不错，给了后面很大的空间，就像《红楼梦》里王熙凤给宝玉、黛玉联诗时起的头：一夜北风紧……这个开头可以引人遐想，后面什么都可以说。”
我问父亲：“你怎么写的呢？”
父亲说：“我接了一句“巍巍青山两岸走……”
父亲显然对“走”字的运用颇为得意，觉得这个“走”字把两岸青山快速后退的景象描写得传神入画，生动地再现出竹排在激流中飞驰的感觉。
这首歌就是后来的经典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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