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而鸡汤的古典诗词，该消停了

1916年低，在美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该文于1917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2卷5号，次期，陈独秀撰文《文学革命论》声援，白话文运动开始兴起；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又刊发胡适白话诗《两只蝴蝶》，中国新诗由此滥觞。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电视媒体的推动下，我们迎来了新一轮“诗词热”。

百年间，我们的文辞习惯和生活方式早已变改，诗却穿过时间的重重帷帐，留存了下来。

事实上，在传统教育中，“诗教”一向承担着重要作用。《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儒家观点认为，在诗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诸多教化方式中，诗教之于一个人品格的养成、心性的熏陶意义非凡。所谓“温柔敦厚”，即不骄不躁，不温不火，谦和厚道，儒雅大度的人格品性和思维方式。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耳熟能详，幼儿能诵，字字简单，音韵流转，一“晓”一“鸟”一“风雨”一“花落”，自然之雅趣，生命之意味，皆在其间。古人见花落泪，闻鸟惊心，并非哀怨矫情，而是由于心灵自在安宁，万物于心中经过，都可留下痕迹，亦可由此感知自我。

古人诗教的传统，从来不止于字句的诵记，更不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让麻木讷然的心灵重新敏感，让受困于庸常生活的思维恢复灵动，更积极的意义，是培育“温柔敦厚”的品性和人格。

如今，诗教传统渐渐失落了。原本培养观念和价值的诗词教化系统，连同“不学诗，无以言”的时日一去不返。今天的大众古典诗词阅读，容易走向两个极端：“鸡汤化”，从诗词中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偏重诗词阅读的工具性作用；“神圣化”，将诗词阅读抬高为传统文化或国学的象征，囿于高校课堂和学者研究。

无论是以上哪种阅读，毫无疑问的是，纵使百年间语言变革、时代行进，诗在今日仍能打动人心。这或许恰因汉语本身的典雅之美仍深烙于我们的基因，并时时召唤我们的文化记忆。

诗词的魅力，本就在于阅读者对其产生的情感投射和智识共鸣。而在这个诗不再和我们的生活直接发生关联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读诗？如何了解诗？怎样借助诗，继续观照自我与他人的生命，知悉自身的境遇？当下迎来的新一轮“诗词热”，究竟会将我们带往何处呢？

为此，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从事诗歌批评研究的学者江弱水教授。从诗人到诗歌批评家，他一直渴望冲破时空的藩篱，打通古今中外，将诗还给诗本身。新书《诗的八堂课》，即是从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八个角度，致力于解决上述关于诗的问题，探寻诗之于人的意义。

江弱水，1963年生，安徽青阳人，现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卞之琳诗艺研究》《湖上吹水录》《诗的八堂课》等。

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诗歌就是唤起你对日常事物所拥有的魅力的重新发现。读诗读多了，事实上是让我们拥有更多情感表达的方式和能力。”

诗赠与我们的，无论是共情、想象能力也好，还是自我认知、品行养成也罢，都和血脉骨肉之中的某种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远不止是一时一地的企图与荣耀吧？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适度的慵懒，其实也是人所拥有的最佳形象之一，不然约翰逊博士就不会承认懒惰的确逗人喜爱了。在中国古典诗，尤其是词中，那些美妙的女子常常微呈一些儿慵懒的意态：朦胧的星眼，蓬松的云鬓，以及滞涩的步容，于是‘懒’竟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字眼。西方亦然。波德莱尔诗中的女主角，少不了带几分热带阳光下的慵懒。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有诗曰：‘你的慵倦使我的眼中充满泪水。’”

江弱水常这样给学生讲诗，语调不紧不慢，有时在句与句之间沉吟良久，似在思忖字句的精准表达。“适度的慵懒”，可以言诗，也可用在他自己身上。任教于浙江大学的他，最怕早起，从不把课安排在上午一二节。在他看来，“朝九晚五比较好，朝五晚九就十分可怕了。那是成功学而不是诗学的时间表”。

借新书《诗的八堂课》，江弱水想好好谈谈诗，谈谈诗人究竟写什么，怎么写，读诗又应该如何去读。他以自己较为擅长的讲课的方式，从诸如隐喻、意象、象征和境界这些抽象概念中抽离，选择了八个角度：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力求打通古典诗、现代诗和西方诗，去探寻诗的奥义。

《诗的八堂课》
作者：江弱水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7年1月

“

1979年，江弱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那年他只有十六岁。读的是中文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就这样一路读了过来。他的任课老师余恕诚教授，是研究李商隐的专家，讲授的唐诗让江弱水至今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舒婷、北岛、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出现在诗坛。“这样的诗我也可以写呀！”于是江弱水开始写诗。最初只是情之所至，信笔由缰，直到他读到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其中关于西方格律诗，尤其是商籁体的部分，始知除情感抒发之外，诗的对仗、用律、句法皆有讲究。当他读到其中引录的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的诗，那么有现代感和形式感，好像发现了另外一个天地。而正好是那个时候，西方诗的译介也重新被发现。袁可嘉所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影响最大，第一册中收录了卞之琳翻译的瓦雷里，冯至翻译的里尔克，还有袁可嘉自己翻译的叶芝。“在‘假大空’的时代过后，古典诗、现代诗、外国诗，三方面对我的冲击都是巨大的。”

《汉语诗律学》
作者：王力
版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4月

1982年秋，还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江弱水将自己写的一组习作寄往《译林》编辑部，转卞之琳先生收。没想到仅仅过了三个星期，就收到北京寄来的信。“一封卞先生字迹细密的回信，其中奖勉有加：一束我的诗稿，差不多每一首都用铅笔批上了意见；再就是一本装帧精美的诗集，香港三联书店增订版《雕虫纪历》。”从那时起，直到2000年卞之琳先生离世，十八年间，江弱水总能陆续收到卞先生寄赠的著译，两人通信多达上百封。在卞之琳的影响下，二十出头的他“十分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格律试验”，作品受卞先生激赏，曾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上撰文介绍。

1983年夏，卞之琳先生将余光中题赠给自己的诗集《白玉苦瓜》和《隔水观音》，让来访的江弱水带回老家细读，“从此对汉语的节奏和中文的肌理算是开了点窍”。

卞之琳（1910.12.8－2000.12.2），“新月派”代表诗人，著有诗集《三秋草》《鱼目集》《数行集》《雕虫纪历》等；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

90年代初，想到李、杜、苏、黄都跟四川有缘，做诗人不入川简直成不了气候，江弱水便到了重庆北碚，在西南师大读比较诗歌研究的硕士。但是，从那以后一首诗都写不出来了。后来去了香港，在中文大学中文系读博士，论文选题是《卞之琳诗艺研 究》。论文的答辩委员之一，是余光中。

“

一进入诗歌研究和批评领域，江弱水便知道自己做不回诗人了：“批评家因为装备太多了，没法做到贴身肉搏，白手鏖战。你刚写上一句诗，你身上的批评家就七嘴八舌来指指点点了，结果造成‘理胜于情’的局面。学人写诗，组织安排的能力强，自然感发的能力弱，写的诗就不自然了。”

一个批评家想成为诗人难，诗人想成为批评家呢？那倒是很容易。但江弱水对做批评也曾有过迟疑，因为大家都认为诗人了不起，创作者才是天才，哪有讲批评是天才的？“但现在我也许不这么看。有些时候，天才的批评家能够比创作者了解得更多。批评要有学，有识，也要有才，要有创作一样的敏感与想象。”

博士毕业到浙江大学后，江弱水的教学基本围绕着诗。从分析中国现代诗人与西方文学关系的《中西同步与位移》，到以现代诗学观点重释中国古典诗词的《古典诗的现代性》，他的很多书，都是从观念和文体等层面来解读古今中外的诗。做诗人虽然“他生未卜此生休”，好在诗的研究和批评的写作可以替代和补偿。“批评家的理论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写作。中国的文章有谁写得过陆机的《文赋》，写得过刘勰的《文心雕龙》？你能说这些不是创作吗？顶级的创作！假设我愿意称自己是批评家的话，我希望把文字写得很漂亮。这个漂亮不是美，而是到位，非常到位。”

《文赋》，西晋文学家陆机所著，为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图为唐人陆柬之书法作品。

在《诗的八堂课》中，江弱水讲诗也力求“到位”。比如，“博弈”一讲，谈到诗人可分为灵感和技艺两派，前者是“博”，是赌徒；后者是“弈”，是棋手。他解释为什么大家都推崇赌圣李白：“世人欣赏的是捷才，喜欢的是快钱。赌徒的胜利来得容易，棋手的成功取得辛苦，人情好逸恶劳，所以大家都愿意做那个买彩票中巨奖的幸运赌徒，你胼手砥足节衣缩食挣下一大份家业，头上是没光环的。所以李白容易被神化，什么御手调羹、力士脱靴、水中捉月等等。杜甫就没有人神话他。”

又如“声文”一讲，谈到张枣《父亲》的其中一句诗，“祖母给他炖了一锅／猪肚萝卜汤”，他提醒我们：“注意，这个猪肚萝卜汤如果换成莲藕排骨汤就完了，因为这里一定要zhū dǔ luó bo才接得上声口，以‘猪肚’呼应‘祖母’，以‘萝卜’呼应‘炖锅’，不说食材了，连声音听上去都很滋补。”

如今，在浙大的西溪或紫金港校区，常能见到一个颀长的身影，提着书袋，步履悠缓地走着。学生有的叫他“陈老师”(江弱水本名姓陈)，有的喊他“江老师”，他都答应，却时常想不起那人是谁。他是“脸盲”，总记不住人的脸，但对诗的文字却一点也不盲，一首诗究竟是生、熟、涩、滑，还是甜、苦、酸、辣，他一尝便知，也差不多一见不忘。

写了十几年诗，研究了半辈子诗，究竟什么是诗呢？江弱水说，这属于那种“你不问我还知道，你一问我倒糊涂了”的问题。他沉默良久：“平实一点说，诗是精华的语言。一般人，想得到，说不出。诗人说出来，字字都在你意中，句句都出你意外，你一下子被打动了。打动你之后，可以说得玄妙一点了：诗是一加一等于三也等于零的那种东西。你平常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最终对这个二都已经麻木了，诗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忽然烟消云散时，看到的那个三、那个零。”

在《诗的八堂课》里，江弱水这样写道：“诗是招魂的声音，是宽纵和亲昵的音乐，是引领我们回家的路。”

新京报：伴随一系列诗词类电视节目的热播，当下又迎来一次“诗词热”。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诗词的学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江弱水：这总是好事。但是“热”不够好，“不温不火”更好。诗词不是我们从小就在读吗？哪一个人学会认字之后，父母不是教你“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呢？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诗教”，即诗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教育都是从文学教育开始的，文学教育总是从诗开始的。但如今我们总喜欢把一件事搞成比赛，比的往往不是写诗的能力和对诗的欣赏能力，而是背诵的功夫。背得多当然好，但诗也不是光要背的。有些妈妈会在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背一百首诗，结果孩子长大就忘记了。诗总是要感动你，才有意义；你不理解、不感动的诗，不过就是一些符号。一般人对日常事物都麻木了，诗歌就是唤起你对日常事物所拥有的魅力的重新发现。读诗读多了，事实上是让我们拥有更多情感表达的方式和能力。读小说也一样。读小说就是体会别人在某种事件或场景中间那种情感的力量。阅读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过程，其实就是反反复复进入他人的心灵。不读文学的人，肯定一天到晚总是“我、我、我”，只知道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我”，不知道别人思想的深度、强度和高度。

新京报：大众读古典诗词，普遍习惯于走两个极端，不是“鸡汤化”，就是“神圣化”。前者从诗词中寻找解决自己当下问题的方法，后者将它们抬高为传统文化或国学的象征。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大众对诗词的阅读和理解更加深入呢？

江弱水：《论语》和《庄子》都能成为心灵鸡汤，诗词就更容易了。有很多诗的确有精神的按摩作用，比如白居易的闲适诗。但杜甫的诗，辛弃疾的词，鸡汤就不能定性。相比之下，诸子思想更有代表性吧。世界上的事情，平衡点最难找，各取所需，各走极端，这就是阅读的民主。一般我们喜欢一位诗人，会选好的选本，再看全集、评论、研究著作，最终变成铁粉。诗人的品级是按照铁粉多少和专家多少来定高低的。

新京报：似乎现代诗到今天为止并没有“热”起来？

江弱水：今年，白话文运动正好一百周年。胡适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最初发表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从那以后就算新诗诞生了。但是新诗一百年了，大众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大能接受？一方面是现代诗人的烂诗写得太多了，一方面是好的诗人没有被大众关注到。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教材没有把好的现代诗选进去。如果现代诗选一个“三百首”，当然比不上“唐诗三百首”；但如果选一百首，一定不会比唐诗三百首里面的很多诗差。所以我们不能狭隘地把诗词热限定为古典诗词热，现代诗其实应该热，可是还没有热。我的《诗的八堂课》不分古今中外来谈诗，原因就是不想独沽古典诗词那一味。

《湖上吹水录》
作者：江弱水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11月

新京报：初学诗的人都有一种困惑，就是如何判断一首诗，尤其是现代诗的好坏。一首诗的好与坏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江弱水：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时候简单好，有时候复杂好。诗歌的好坏，要看读诗的人。有些诗人更受批评家喜爱，有些更受大众喜爱。比如汪国真，诗歌卖得很好，专业批评家却不认为他好。总体来说，在最广阔的时代里赢得最多的人的喜爱，打动最多人的诗，就是好诗。一个人的否定不能代表全部。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就不喜欢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认真考虑过这件事，也读了各种语言的莎剧，结论是——不知道好在哪里。在《诗的八堂课》里，我也或多或少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哪些是好诗？好诗肯定都有“味道”。这个味道是读诗的人读出来的。就像有人不喜欢榴莲，有人却嗜榴莲如命。诗就像水果，是个共名，然后分苹果、橘子。当然，诗毕竟不是科学，它没有一个度量衡。

新京报：关于读诗的方法，叶嘉莹先生推崇吟诵，就是抑扬有致地读出诗词的韵律和节奏。你如何看这种吟诵的读诗方法？依据你的经验，诗应该怎样读好？

江弱水：我听过叶嘉莹先生的讲座，也听过她吟诵诗。（《传统诗词有无必要大众化？听听叶嘉莹怎么说》）台湾成功大学的王伟勇教授也致力于诗歌的吟诵活动，做了很多年。我现在觉得，吟诵的方式无助于对古典诗歌的欣赏。我觉得还是用普通话读出来，甚至未必要读出声。现代人要阅读的材料太多了，所以我们养成了默读的习惯。能很自然地用普通话读出诗，当然有助于对诗歌韵味的回味。但是好多人以为，读诗就要用相对夸张的“话剧腔”朗诵，这简直是黑现代诗嘛。时过境迁，那种吟诵的方式，也会让古典诗显得怪里怪气。诗歌总是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氛围里去读比较好。诗人并不是夸张的，夸张也一定不是诗的共同点。吟诵和朗诵都是带有夸张性质的。这种夸张可能会破坏诗，它们放大了不自然的部分。

新京报：在《湖上吹水录》里，你引车前子曾对你说的：“中国古典诗有种非凡的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非他国诗歌所有。进入世俗生活，但又非凡，大乐趣与大境界就在这里。至于新诗，目前的新诗，要么世俗，要么非凡，都不是（汉语诗歌）正道。”怎么理解古典诗“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

江弱水：过去的中国人是最能理解平常生活和平常滋味的民族。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的比例不高。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整体的精神结构会不一样，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并不老是“往上”，而是“往下”，会关注于周围和地上的生活，也就是此岸的生活，当下的生活。所以我们特别善于从世俗的、平常的东西里发现诗。现代诗人不同于古人，眼睛总是朝上看，要追求崇高，想非凡一点，超越现实一点，不像古典诗，能够即人、即事、即物。

现代诗人使命感强，要见证历史、代言民族、批判人生，要负担一大堆事情。

当然，最好的诗人会意识到古典资源的重要性，也会把古典的因素纳入自己的写作。现代中国人最好是咖啡和茶都喝，最好怀抱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我在《诗的八堂课》里就讲诗，不管它是古诗、现代诗还是西方诗，凡是好诗都读。好诗大家读。

《古典诗的现代性》
作者：江弱水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10月

新京报：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对古诗词的理解仅停留在意义的解释上。而诗词的魅力所在，恰恰是阅读者对其产生一种情感的投射或智识的共鸣。对于教育者而言，如何培养或启发这种投射和共鸣呢？

江弱水：其实，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也是在负担“批评家”的作用。他们也不是让学生背了就完了，还要指点一首诗为什么好，韵律好，描写好，还是用词好。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老师。比如叶嘉莹先生就是了不起的老师。但她的主要作用还是“普及”。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他的作用则是“提高”。从任何意义上讲，他是更伟大的批评家，对诗歌的体会之独特，会让你在读他的批评时脑洞大开。（《纪念顾随：古典诗词的优雅与现代人的尊严》）我们做诗歌批评的，都会说这首诗好在哪里。但顾随可以说，苏东坡、辛弃疾这首词这几句差在哪里，可是尽管差了，最后还是好起来，那么究竟又怎样好起来的。我写《诗的八堂课》时，心目中有一个想要高攀的标准，就是顾随。当然我知道我攀不上。

《苏辛词说》
作者：顾随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5年7月

新京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钟锦在接受采访时说：“如若在孩子的感悟力还没有完全自主的时候向他们教授诗词，即使之后感悟力日趋成熟，孩子也会因对作品太过熟悉，再无法敏锐地体会其中的情感。”人们对于文学或诗歌的情感认知程度，会随时间的推移阶段性增长。应该如何教孩子慢慢了解诗歌的魅力？

江弱水：古人对孩子的诗歌教育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开始就读《楚辞》，一般都从字句简单的五言读起。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说，他小的时候爷爷教他背诗，第一首是“松下问童子”（贾岛《寻隐者不遇》），他很快就背熟了，回家背给爸爸听，爸爸很高兴，就教他“少小离家老大回”（贺知章《回乡偶书》）。第二天，他背给爷爷听，爷爷很生气，埋怨儿子把自己的教学计划打乱了。为什么读古典诗一定从“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开始？因为字都认识，句也简单嘛。关键的问题是，诗歌教育的过程中，不要把背诗变成负担。很多小孩对古典诗不感兴趣，就是因为小时候父母教他们背得太多了。我反而希望，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虽然“热”一下可能会好一点，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诗上。所谓“衣食足而知文学”，物质好了，开始料理精神了。怕就怕开始新一轮的背诵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