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北宋时期妇孺皆知的大名人，也是闻名天下的千古风流人物。千百年来，他之所以受人追捧，粉丝众多，是因为他既是一个官员，又是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美食家……多年来，研究苏东坡的学者很多，但研究者或着力于他的诗词歌赋，或侧重于搜集他的逸闻趣事，或力图全面的研究苏的生活和人生，很少有人把触角探伸到苏是如何做官的。而恰恰做官是苏东坡的主业，写作和其他都是业余。他从不足25岁进入官场，最高做到翰林学士、知制诰，最低贬到团练副使，直到65岁病逝于常州，一直为官，即使在三次贬谪中，还都是有虚职的。
当文人性情遭遇官场险恶，成就了苏东坡的别样人生。作为中国文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物，他忽上忽下的宦海生涯极具标本意义。他爬上高位有什么诀窍？又怎么会遭遇牢狱之灾？为什么宁愿做一个既无一分钱工资又备受屈辱还存在巨大政治风险的虚官，都不愿回老家种地？在一次次政治洗牌中如何表现？
初仕凤翔：到基层锻炼
苏轼做官的起点很高，在科考中凭借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受到了仁宗的高度赞扬，破格任用他为凤翔府判官，一步就到了从六品的官职。当时他只有25岁。在当时，这是具有轰动效应的破格提拔。
苏轼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天，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苏轼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个亭子，名喜雨亭，他有感而发作了《喜雨亭记》，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心情。这大概是他最早的政绩。
然而年轻气盛的苏轼在凤翔从政期间显示出了骄傲、任性的苗头，犯了官场正副职不和的大忌。当时的凤翔太守陈公弼是个军人出身，不苟言笑，苏轼不大喜欢他，经常与他争议，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陈太守命他为建成的凌虚台作记，苏轼在这篇《凌虚台记》中狠狠的讽刺了陈太守一把。他写道：我曾经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宫殿遗址，南面是汉武帝的宫殿遗址，北面是隋唐时的宫殿遗址。它们当年雄伟壮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呢？然而几百年后，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样呢？一座高台尚不足以长久依靠，相比于人之间的得失，来去匆匆又如何呢？或者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大错特错了。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陈太守一字未改刻在石碑上。也许是陈太守的大度感化了他，多年后苏轼回忆起这段往事，认为自己年少不懂事，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后悔。
与上级不和是从政的大忌，在苏轼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接受了这次的教训，与上级处得很和谐。这是苏轼任三年凤翔府判官最大的收获。
乌台诗案：130天牢狱之灾
宋神宗元丰二年，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方官任上多年的苏轼，官声、政绩、文才和知名度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此时，在神宗领导下，熙宁变法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王安石已从宰相的位置上退休，中央核心领导层出现权力真空。变法派的领导人物不是已经失势，就是已然隐退；保守派领导人物韩琦、欧阳修已死，司马光跑到洛阳埋头写书去了，也是群龙无首。苏轼名气这么大，政绩那么突出，此时如果被皇上看中，破格提拔进京城工作不是没有可能的。
正是这种可能把苏轼置于危险的境地。朝中的一窝小人正在密谋一个陷害苏轼、置苏轼于死地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总策划、总牵头人、总协调人就是御史中丞李定，一个靠投机取巧爬上高位的标准的小人。他的两个帮凶一个叫舒亶，另一个叫何正臣。
他们从苏轼《湖州谢上表》中找到了严重问题，摘录了其中“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先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说苏轼倚老卖老，恶毒攻击皇上重用新人，妄议朝廷变法的大政方针。紧接着在苏轼已经发表的诗集中搜寻出大量反皇上、反朝廷的诗句。例如：
皇上给贫民发贫困补助，他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皇上兴修水利，他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皇上下令盐业专卖，严禁私营，他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李定给苏轼总结的四大罪状，每一条都是杀头之罪。神宗看到御史台送来的状告苏轼的材料，越看越生气。他倒不是完全相信黑材料中对苏轼的诬陷都有事实根据，但黑材料中提到的“恶劣影响”，唤醒了神宗皇上对苏轼的气愤。变法要继续，还真得抓个典型，杀鸡儆猴，打一打这些保守派的嚣张气焰，为下一步改革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于是苏轼被从湖州太守任上抓回御史台监狱审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是苏轼官场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当御史台的官员皇甫遵带人闯入湖州官衙捉拿苏轼的时候，苏轼以为朝廷是来赐死的，吓得不敢出来，他在惶恐中甚至不知道应该穿什么衣服出去见。这时一旁的通判比较冷静，安慰他说，现在他还是湖州太守应该穿朝服去见。或许在看到这段记载之前，我们想象苏轼面对死亡应该是大义凛然的，那是颜真卿，不是苏轼。苏轼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心生惶恐也是人之常情。
苏轼被押到汴京御史台，在狱中艰难度过了130多天。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为避免连累亲友数度想自杀，还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其中有“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之句。最终经过弟弟、老师、朋友、太后等多方援救，也幸好因北宋皇家有“不得刑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得以免死。遭此一难，苏轼深知祸从口中，发誓今后定要谨言慎行，出狱当天他写了一首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写罢苦笑，刚说要谨言又写诗，自己真是不可救药。“乌台诗案”后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位置上，降至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火箭式上升：太后的恩情比海深
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在黄州谪居四年，他东坡种地，雪堂读书，早已与朝廷脱节，与官场脱节。他甚至早已经忘掉了做官的滋味，忘掉了官场生活的一切。然而，离开黄州后，他却迎来了一次火箭式的上升。他稀里糊涂的被召进京城，并一步登天做了大官。最直接的原因是神宗皇上突然驾崩，九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被推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而高太后是苏轼的“粉丝”。高太后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亲妈，新皇上哲宗的奶奶，她的大姨就是仁宗皇上的皇后曹氏。
官运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到元佑元年八月，短短十六个月的时间里，朝廷一共给苏轼下了七个任职通知，从朝奉郎、知登州、在京任礼部郎中、
中书舍人到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个时候苏轼确实遇到了大救星。他这个人似乎特别有女人缘，特别是太后缘。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女人都对他有好感，所有读过他诗文的女人都仰慕他、崇拜他。除了高太后喜欢他，生猛地提拔他、重用他以外，苏东坡所遇到的三个太后，都毫不犹豫没有任何理由的给他以关照。只要太后一上台，他就会有好日子过，太后执政的时间越长，他的好日子就越长。当年他惹了“乌台诗案”的麻烦，神宗皇上在气头上，随时就能要了他的小命，是仁宗的曹皇后在弥留之际对神宗皇上说了句：“只要放一个苏轼就够了。”这对苏轼得以从宽处理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徽宗即位向太后一垂帘执政，就把他从蛮荒的儋州调回来，他才得以“北归”，不至于死在贬谪之地。眼下的高太后就更不用说了，对苏东坡来说，分明就是“太阳出来照四方，高太后的恩情永不忘”。
惠州儋州：宁做虚官也不退休
元祐八年（1093年）的八九月间，苏东坡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先后离开人世，支撑他生活和工作的支柱轰然坍塌，这使他很快从天堂坠入地狱，这一年他不足57岁。
妻子王闰之和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是突发事件。王闰之八月去世，可能死于心血管病，暴病而死。而高太后八月得病，九月病逝于崇庆殿，从发病到晏驾，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高氏六十二岁，王氏才四十五岁。
太后死的这一年，哲宗皇上刚满十八岁，恰好是可以亲政的年龄。在高太后阴影下长大的哲宗皇上，确实很压抑。还在追悼高太后的时候，他就明白的表示了对高太后的不满和对元祐大臣的痛恨。元祐大臣们面临一场官位和性命的保卫战。苏东坡在高太后丧事期间的九月，在范纯仁、吕大防等元祐大臣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第一个快速果断的向哲宗皇上递交了“外放定州”的申请，虽然这个选择是痛苦的，但也是明智之举。
苏轼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他无论怎么选择，都无法挽回局势，都免不了遭受再次贬谪的痛苦。果然苏轼在定州任上没有呆多久，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被贬为英州（今在广州清化）知州，从大宋的最北方远赴四千多里外的岭南上任，自三品官降为六品官。这意味着苏轼9年的高官身份和高官生活彻底结束，迎来了生命中又一个“板凳时期”。
就在苏轼赴英州知州任的路上，他的“朋友”章惇当了宰相，这位“朋友”在处理苏轼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手下留情，反而屡下毒手，连贬苏轼三次，从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一直把他贬到蛮荒之地海南岛，害的东坡受尽苦难，九死一生。
要说苏东坡被贬时已经58岁，要是现在60岁就退休了，他在还没有受到贬谪处分之前，完全可以申请致仕退休，回家养老算了。可是苏轼压根就没有这种想法，也许他认为退出就是彻底失败，也许他对哲宗还抱有希望，也许他对章惇这个老朋友还存有幻想。就像一个运动员，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选择退役，哪怕一直当替补队员。虽然谁都知道，坐冷板凳的日子很难受，但几乎所有“板凳队员”的心中都抱着希望，希望下一个上场的队员就是自己。
在惠州和儋州苏轼不得签书公事，但他过的并不无聊。在惠州，苏轼在表兄兼姐夫广南东路提刑官程之才的支持下，在惠州西湖上修建了“两桥一堤”民生工程，即惠州苏堤、东新桥和西新桥。为了筹集工程款项，苏轼还捐赠了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一条皇帝赏赐的金犀带，又写信给弟弟劝捐，苏辙的夫人史氏捐助了以前宫里赏赐的黄金数千。绍圣三年六月，“两桥一堤”工程竣工，惠州百姓自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惠州百姓永远记得一个自己生计都十分困难的年近六旬的老人，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被贬谪的老公务员，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办实事，解忧患，谋福祉，做到了那些在职官员不愿想，不愿做或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的名字叫苏东坡。
在儋州的三年里，他开馆授课，教出了北宋开国一百年多年来，海南岛的第一个举人姜唐佐。在送姜唐佐赴考时，苏东坡为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这首诗没有写完，东坡对姜唐佐说，等他中了进士再为他续完。遗憾的是，苏东坡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返，次年，也就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病逝于常州，没能看到弟子高中的一天。不过故事还有下文，姜唐佐中了进士，去找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讲述了这件事，苏辙提起笔来续完了这首诗：“锦衣他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这是后话。
长期以来，大家总认为苏轼不会做官，在仕途上不得志，一生都在贬谪，其实这是个历史的误会，苏轼是做官的成功者。
苏轼做过很大的官，距离宰相只有半步之遥，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人物。苏东坡那个时代，朝廷最高只任命正二品（宰相）的官职，苏东坡当过很长时间的从二品官职。这是绝大多数从政的人或政治家做梦都想达到而达不到的高位。
虽然苏东坡在做高官之前和之后，经历了很大的曲折，但那应该都是做高官的准备和进一步准备，做官成败的标志，主要是看做了多大官，官做的越大、时间越长，就越成功。苏东坡任高官的时间长达九年，二次进京为官的时候49岁，自三品官降为六品官的时候58岁，这应该是非常成功的，政治生活中“各领风骚没几年”的现象是正常的，相反，长时间的居于高位，只能是政治家努力的方向，而不可能成为常态。和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在宰相的位置上，前后也不过六年的时间。苏东坡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历史上政权更替频繁的时代，皇上走马灯似的换，他做官40年，一共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皇上，中间还有曹太后、太皇太后高氏和向太后三次垂帘听政，也就说他一共换了八个老板。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不仅是苏东坡一个人的痛楚，和苏东坡同时代的所有大臣都遭受过惩罚和贬谪，无一漏网，只是倒霉程度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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