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队到报社，莫言的创作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他一直认为1997年转业离开部队的决定是对的，甚至后悔离开得迟了一点。
1995年，进入不惑之年的作家莫言，因为一部才情如喷的《丰乳肥臀》，经受了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先是这部倾注了自己最大心力和情感的长篇小说荣获了当时奖金额最高的“大家文学奖”，之后却又因“丰乳肥臀”这样挑战主流文学伦理的书名，使其评价急转直下，身陷非议泥沼。在经历了尖锐的批判、无力的辩解及被迫写信去阻止自己的作品出版之后，参军二十一年的莫言想到，“是时候离开部队了”。
《丰乳肥臀》
莫言1995 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母亲生育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故事。母亲上官鲁氏的丈夫不能生育，九个子女是她与不同男人生下的私生子女，子女长大后又嫁给不同身份的人，各自代表不同阶层生活下去。小说出版以后因为书名而引发巨大争议，有人认为小说有强烈的反动和低俗色彩；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有深度、丰沛淋漓的小说。
两年后，莫言转业到了隶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日报社，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报社工作经历，这段时期，也被莫言自己认为是一段人生积累与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不当作家，“提拔”成记者了
故事始于一次电话。1996年，莫言因私事给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的师弟高伟宁（当时名为高今，后更名）打了个电话。电话中，高伟宁告诉莫言，他已从《法制日报》调到《检察日报》工作。莫言闻言，说自己也打算转业，目前去向还没确定。高伟宁表示，愿意帮他联系转业到《检察日报》。
其时，受困于《丰乳肥臀》争议的莫言，已经开始考察转业单位。其中包括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在的教育部），但对方要莫言担任处级干部的要求，让不愿当官的他很是头疼。莫言觉得，去报社工作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年，《检察日报》影视中心正好要拍摄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反腐风云》，制片人是影视中心的汪国立，高伟宁当导演。开拍前，高伟宁想起莫言转业的事来，便提出请莫言担任艺术顾问，为他转业报社提供一个契机。
1996 年，汪国立（左一）与高伟宁（右一）邀请莫言担任《反腐风云》的艺术顾问。（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此后，高伟宁、汪国立和时任检察日报社文艺副刊部主任郑十凝几次在一起商量莫言加盟《检察日报》的事，郑十凝也极力赞成，他向时任报社社长的刘佑生推荐莫言，并告诉他莫言因写《丰乳肥臀》引起一些争议。刘佑生读过《红高粱》，觉得“作品写农村的生活非常深刻”。恰巧郑十凝在报社阅览室看到一本杂志，有一篇是杂志记者对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专访，记者问他“未来东亚国家谁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的莫言。郑十凝找到杂志，拿铅笔把这段话着重画了一道，拿给了刘佑生。刘佑生非常爽快，答应马上同莫言聊一聊。谈话之后，刘佑生觉得“莫言说话诙谐，憨厚可信”，便决定把他调到报社。
刘佑生向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汇报此事。在获得张思卿批准后，刘佑生以报社名义开了党委会讨论。随后，《检察日报》向最高检政治部写了报告，并请最高检上报国务院，说明情况，因为莫言是副师职干部，最高检也无权决定是否接收，要国务院批准。莫言转业，部队也很高兴，很快就办完了转业手续。
1997年10月，莫言加入《检察日报》影视中心，随后，在影视中心制作的电视剧《反腐风云》的首发式上，莫言正式作为《检察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见面。记者问他“为什么转业”，他开玩笑说，“我太胖了”。
而在莫言的高密老家，莫言进了报社被认为是“混好了”，不当作家，“提拔”成记者了。“他们认为记者是和中央领导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莫言说。莫言回老家，就有人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天天都和中央领导一个锅里摸勺子啊”，莫言回答，“很熟，天天在电视上见到”。
据郑十凝回忆，对于莫言的到来，当时报社里也是存在不同声音的。因报社人员主要是法律专业，而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很少，所以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引进来一位作家，而且还不用坐班，一分钱不少拿。”而社长刘佑生强调，“莫言不是来办报纸的，不是来办杂志的，报社需要的是莫言的影响力”。他还说，“如果谁的文章能和莫言一样有全国的影响力？谁要是有和莫言一样的本事，我给他双倍工资”。
与此同时，刘佑生也对这位即将进入报社的大作家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批判你，你不要反击。第二，不要脱离组织，要和别人联系，要经过正规的渠道通过组织去了解。第三，每年写一部反腐败方面的作品。第四，就是少说话。
对于刘佑生要求自己写一部反映检察题材的电视剧或长篇小说，莫言虽当时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了。
第一部离开“高密东北乡”的长篇小说
莫言进入《检察日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电视剧《红树林》剧本的创作，之后又改编成小说。这部小说其实最早构思于1995年，还没进入《检察日报》的莫言去南方的海滨城市采访一家工厂，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其间他对这个城市的珍珠养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联想起两组画面：一组是青春健美的渔家姑娘裸着身体、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采集珍珠的画面；另一组是高贵的女人裸着肩头、脖子上戴着璀璨的珍珠项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采访结束后，莫言又进一步搜集了有关珍珠方面的材料，1996年春开始动笔写《珍珠奇谭》，但由于之后忙于装修、搬家和转业，这部只写了5万字的小说被暂时放在一边。
《红树林》
《红树林》是莫言根据真实案例构思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位朴实美丽的渔家姑娘珍珠从红树林边的渔村闯入现代化都市，经历迷茫而凄楚的人生，终于昂起头，勇敢地迎接挑战。这是莫言作品中唯一一部脱离故乡山东高密，而以广西北海为背景创作的剧本和长篇小说；也是莫言第一次走进城市，在艺术风格上渐渐从传说、神话、虚幻中走出，将眼光投向身边喧闹真切的现实生活，以现代检察官和现代都市及渔家生活与反腐败等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现实题材作品。
到了《检察日报》后，影视中心策划拍摄一部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电视剧，并由莫言担任编剧。当时，《检察日报》连续报道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检察官汪洪礼因查办该县几个县领导之子为非作歹的案件而差点丢掉饭碗的案例。莫言决定以此为蓝本写一部电视剧《马叔的故事》，并与汪洪礼连续交流了三四天，做了数万字的笔记。然而，莫言觉得片名《马叔的故事》太平淡了，而且剧本出来后也不满意，于是决定推倒重来，打破这种行业剧的套路。他认为“一个检察官不能老是妻子下岗、孩子发烧以及法网人情的职业痛苦，如果把他放在一个独特的、新鲜的环境中，电视剧能好看些”。
于是，莫言一下子想起了自己1995年动笔的那部未完小说《珍珠奇谭》，“把尚未完成的小说《珍珠奇谭》与汪洪礼办案的故事放在一起，有珍珠的画面视觉效果会好些”。紧接着，报社召开全国记者会议，来自广西的记者廖正彩听说莫言要写有关珍珠的电视剧，主动找到莫言说：“我们广西北海的珍珠可是全国最好的！北海不仅盛产珍珠，还有大片的红树林呢！”莫言深受启发：“把珍珠与马叔办案等人物关系放在红树林这个大环境里，与南国现代化都市生活形成一种对比，那片子不就会更好看吗？”
1998年11月，在汪国立和高伟宁的陪同下，莫言来到了广西南宁、北海，广东湛江和海南等地深入采访并生活。在广西北海看到了一大片红树林后，莫言异常激动，“一望无际的大片红树林与浩荡的大海融为一体。林子由10多种树木组成，涨潮时树梢被淹没，秋天叶子会变成红色。走进树林深处，水鸟飞翔，美不胜收。”莫言兴奋地说，“这里实在是太美了！没有白来一次广西！”他当时就决定，检察官的故事应该放在珍珠里，珍珠的故事应该放在红树林里，并把电视剧片名改为《红树林》。
莫言在北海市生活了半个多月，深入北海的大街小巷、渔村码头，详细了解北海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及风土人情。剧本完成后，莫言非常满意，“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写电视剧本的舍得像我这样在一部十八集的戏浓缩进去这样多的东西”。在开机仪式上，莫言说：“《红树林》是我第一次独立创作完成的电视连续剧。写剧本与写小说完全不同，经验还欠缺很多，剧本也还有许多自己不满意之处。后面就要看导演的二度创作。不必拘泥于我的剧本限制，想怎样改就怎样改，放开手脚，大胆创新。”
电影拍摄完成后，按照深圳海天出版社的要求，莫言又把剧本改编成长篇小说，改编的过程也非常艰难。在莫言看来，“长篇小说好像一棵大树，而电视剧本则像一套家具。用大树造成家具比较容易，但要把一套家具复原成一棵大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这次创作就有点像把家具复原成大树的妄想，虽是妄想，但也充满恶作剧般的乐趣。搞到一半时，我不得不把那些家具全部劈碎，圈成了一个栅栏，然后在栅栏里重新栽了一棵树”。
在莫言至今的11部长篇小说中，他最不满意的大概就是《红树林》。在刘佑生看来，这部小说是莫言被“逼”着写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因为莫言当时对检察生活不太熟悉。莫言自己也承认，《红树林》的写作是一个特殊情况，先写了电视剧，然后应投资方的要求改编成小说，“招来很多批评，确实也有很多问题”。而且后来莫言又听说有人盯上了《红树林》，往“上面”告状，但莫言觉得，“《红树林》还是歌颂法制建设，批判腐败现象，是主旋律作品”。
事实上，《红树林》是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作品。莫言第一次离开“高密东北乡”创作出具备都市元素的作品，其中也有莫言对以往作品的延续和批判。有人评价《红树林》的写法不同以往，由复杂而透明，由神奇而平淡，渐成大师风范。“平和但不失精彩，那种隐藏于宽容的写作状态背后的创作热情和饱满的冲击力决不逊于当年的《红高粱》”。
《检察日报》曾刊发文章认为，“《红树林》是一部既生动抒情又具有现实震撼力的作品，她不但保持了莫言过去作品中强烈的个人风格以及寓言、童话、传奇和魔幻色彩，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部呕心沥血的巨著中，大胆突破，扬弃旧我，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更新探索，是对以往作品的一大超越”。
1999 年，莫言与刘佑生（左一）一起参加北京一个电视节目，为电影《红树林》做宣传。（汪国立 摄）
《红树林》也受到读者的追捧，自1999年2月底正式向全国发行，连续两个月每周销售1万册以上。虽然海天出版社在出版《红树林》之前，采取了周密的防盗措施，但《红树林》3月在郑州就出现了盗版，接着4月在贵阳又发现了一种与正版相差无几的盗版，5月，在北京三里河一个个体书店，更是发现了将1995年作家版《丰乳肥臀》及1999年海天版《红树林》拼凑一册的非法出版物《莫言精品小说》。至少有5种盗版版本散见于北京、广州、郑州、沈阳、长沙、贵阳等地的图书市场上。
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
鉴于莫言对《红树林》的不满意，刘佑生也自省，不再强加任务给莫言，让他更自由地创作。
事实上，从进入《检察日报》的第一天，报社就一直为莫言的创作提供各种便利和条件，因此，莫言说，在这十年里，“我还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与报社给我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分不开的，是与报社领导和同仁们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是与报社为我了解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分不开的”。
莫言初到《检察日报》时，刘佑生曾提出要莫言出任报社旗下的法治新闻刊物《方圆》杂志的主编，莫言婉言谢绝，他说：“谢谢刘总，饶了我吧，我不想当官，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搞创作就可以了。”刘佑生只好作罢，但与莫言约定让其担任《方圆》杂志的名誉主编。至今，莫言仍然担任这一职务。
为了让莫言有充足的时间写作，刘佑生允许他平时在家专职创作，不用坐班。刘佑生经常告诉报社同仁，莫言是报社的骄傲，要为他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之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
《检察日报》还成立了莫言工作室，由现任《方圆》杂志的社长、时任文艺副刊部主任孙丽负责，虽然不是有正式编制的机构，但为莫言的工作和创作提供了很多帮助，承担了大量工作。很多检察机关、媒体、社会各界，甚至中国作协也通过莫言工作室和莫言联络。
从军队到报社，莫言的创作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他一直认为1997年转业离开部队的决定是对的，甚至后悔离开得迟了一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军队，我们经常被要求“首先是军人然后才是作家”。虽然常常与这种意识对抗，但潜意识里仍会意识到“你是军人”，也忘不了“你是军人”。作家和军人这两个职业是一对矛盾，作家追求的是个性自由，军队强调整齐划一和服从。如果没有个性，作家是不存在的，而军营如果全是个性，军营也不存在。从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后，莫言才真正获得张扬个性的自由空间。
在部队，莫言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到了报社以后这种心态就不存在了。莫言说，“我发现我其实觉悟很高，同事们对我的评价也不错，我觉得我原来是一个好人”。更重要的是，到了《检察日报》，莫言的写作在个性上有了更加明确的追求，莫言说，“在军营的时候我感觉很痛苦，一方面要忠于自己的艺术信念，保持自己叛逆的文学个性，另一方面又有负罪感”。到了报社后，“我遵纪守法，我就是一个好公民。至于其他我想就是一个觉悟的问题了，我愿意把自己的道德水准提高到雷锋的高度也行，不愿意也没人能够强迫我，我的心态大大放松”。
从军队到报社，莫言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尤其是《检察日报》所在的检察系统，和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广泛的接触，这里成为莫言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和认识的重要窗口，“通过报社这个窗口，或者说这个平台，我在检察系统内结识了许多朋友。我到外地出差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与他们交朋友,使我了解检察官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他们，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刘佑生也主张莫言要多深入生活，并为之创造条件，与莫言一起深入广西、广东、山东等地检察院，还带他到了湖北汉阳检察院实地考察了检察文化。
莫言的同事汪国立认为，莫言这十年比以前认识的人更加丰富，更加有色彩，部队里面很多积极的、消极的、先进的、落后的东西其实都被隐藏了，但新闻媒体不一样，很多事情就是要暴露出来，对社会复杂性的反映要更为深入和广泛，而且部队是不主张个性的，一个团长、一个连长的共性要多于个性的差异。检察官的生活也为莫言的创作打开了一扇窗，一个案子所牵扯的人和事远比日常生活要复杂，会牵动各个阶层的神经，也更能反映不同阶层人性的复杂性。
莫言直言，这10年来，在检察日报社的工作，对他帮助很大。他说，“过去我在军队工作，军队当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是个比较独特的群体，相对独立于社会。我在军队待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后来到了《检察日报》，第一是有了记者身份，第二是报社的联系广阔，使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在合法与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也知道了执法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也有区别”。
2003年，莫言和阎连科等人一起创作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电视剧《雪白的墙》。《雪白的墙》从故事上、人物上都要比《红树林》丰富得多。这个剧本通过描写检察官个人成长的几起几落的经历，表现了整个检察机关撤销、重建的几起几落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历程。同时，莫言考虑到将来看这部电视剧的人将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他们不局限于检察系统，剧本针对他们的需要展开情节，因此更多的是考虑人性，关注人性，反映人性。从人深处的欲望，即人对金钱、物质的欲望和要求要探寻腐败的原因，对于腐败分子的塑造也首先肯定他们是人。
2004 年， 莫言赴日本北海道访问，在水边为一群天鹅喂食。（肖杰 摄）
莫言说，剧本中的人物于兆粮，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灵魂深处是正派的。但她更具有女人想要挽留青春的欲望，于是周建设便提供她每月一针上万元的羊胎素，是人的深层欲望把这个老干部带上了犯罪的道路。周建设是剧本中的一个反面人物，但他的性格中也有可爱的东西，也有对爱情的执着。他的性格有点像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既对权贵社会有强大的抵触又向往权贵社会的生活。本来周建设想通过个人努力爬上仕途，但他在自己仕途和爱情断送后，又决心用金钱收买那些权贵。可见这个人物是很复杂的。
“我一直都是报社的人”
在检察日报社的十年，莫言和报社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回忆说：“尽管我的档案已经不在报社，但我的心还在报社。我现在还是最高检影视中心的名誉艺术总监，还是《方圆》杂志的名誉主编，更是《检察日报》的忠实读者。报社的大小事情我都关心，夜里做梦经常梦到与报社的同事一起出差，谈到《检察日报》，我总是习惯地说：我们报社。”
当时莫言所持的检察日报社工作证。
在报社的十年间，莫言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既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对社会的工作也是全力支持。莫言虽然是大作家，但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孙丽回忆：“莫老师在生活上特别简单朴素，属于不讲究的那种，怎么样都行。在报社的时候我们请人来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们有时候会跟莫老师说去接一下您，他说不用，我就自己打车过来。”
给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莫言也不要额外的报酬，参加文学笔会更是没有任何出场费，“完全是无偿的服务”。而且每次开完会，他还爽快答应给当地的检察机关留下墨宝。有时候讲完课或活动结束后，大家找他签名，排好长的队，他都不厌其烦。
在进行文学交流的时候，莫言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曾与莫言有过接触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跟这位文学大家之间有什么距离。孙丽认为，莫言的人品，他的大度、宽容、包容，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莫言性格温和，许多同事都说和他交往没有和大人物在一起时的拘束感，“有一点小错误他从来都不在意的”，所以做他的同事很放松，“觉得他就像大哥，像自己的亲人”，后来他离开后，也有同事好友有时会请他回来聚餐，他也常说很留恋在报社的时候，觉得当时在一起很开心。
许多同事都去过莫言家吃过饺子，例如汪国立。“我印象中那时候经常去他家。开始我们还特有歉意，毕竟耽误人时间。后来发现莫言喜欢聚，他喜欢别人下班了以后去他家。所以有一段时间，五六点钟下班了就去莫言家吃饭聊天，经常都聊到晚上10点、11点”。
2007 年，莫言在检察日报社简单朴实的办公室里。（汪国立 摄）
2007年10月，莫言52岁，从检察日报社离开，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出任该院文学院院长。到2012年10月，莫言蟾宫折桂，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在回首记者生涯的十年岁月时说，在获得了这些创作上的成绩的同时，还获得了许多难以忘却的友谊。“报社的那些年轻的面孔我都熟悉，但总是记不住他们（她们）的名字。见到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我就会忘记自己的年龄，就感到自己也变得朝气蓬勃。我的创作能够长期保持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是与报社洋溢着的青春气息分不开的。朋友们，你们都对我很好，很多人帮助过我。你们对我这样好，让我真的很感动。我在写作时，经常感到是在为你们而写。获得你们的赞扬，是我很大的满足。当然，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我好，报社上上下下都对我很好，使我不知道该感谢哪一个”。
本文刊登在《方圆》2016年6月下期杂志。
责任编辑：欧阳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