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为一个身在“精英阵营”的“学院派”研究者，我为什么要研究网络文学？这是我进入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以来不断被问、也不断自问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是搞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当下的文学和文学现象本来就是我的专业本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网络文学算是当代文学吗？即使算，那么是当代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吗？五年前，笔者刚刚进入网络文学研究领域时，曾经大胆地预言：“如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如今，我不但更加肯定这一判断，并且认为，时限恐怕会缩短。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不仅因为网络文学目前已经拥有了最大众的读者群———至201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达2.97亿，这个数字是目前仍被称为“主流文学”的传统文学期刊读者的数百倍乃至上千倍；更是因为，网络文学是新媒介文学———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而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纸质文学”的概念会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因为作为“主导媒介”，网络将是所有文学、文艺形式的平台，“纸质文学”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以外，都要实现“网络移民”。
对于网络文学价值的判断，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网络文学也可以像传统文学一样有文学价值吗”？而是在网络时代还能产生有价值的文学吗？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回答也同样是肯定乐观的。不过，对网络文学“文学性”的考察不能参照“纸质文学”的标准(不管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而是要以媒介变革的思维方式，参照“文学性”这一古老的文学精灵曾经在“口头文学”、“简帛文学”、“纸质文学”等不同媒介文学中“穿越”的方式，而考察其如何在“网络文学”中“重生”。
面对媒介的千年之变，作为由印刷文明哺育长大的学院派研究者，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文化占位和研究方法？如何从媒介革命的角度为网络文学定位？如何从一个更广大的文学史脉络中重估网络文学的价值？这些都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严峻命题。
五年来，我们对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各种类型文的发展脉络和快感机制、重要作家作品等，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面对文学发生的重大变局，我们意识到，作为当代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对于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有生产力和革命性的网络文学，光站在外围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介入到其生产、发展进程中去，就像以往的传统文学批评者介入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政治、资本、网文自主力量相互博弈的“文学场”，精英文学批评必须有自己的占位并发声，否则，缺席就等于弃权。
既然是专业研究者，我们最不可替代的价值，仍然是专业性———只是它不再是天然的身份特权，而是一种需要重新建立影响力的专业能力。毕竟，我们对文学史有着较为系统的了解，对文学理论，有着比较深入的把握。而一切似乎很学究气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论，其实，也像类型文的成规惯例一样，是成功研究经验的总结。这些都是凝结着前人智慧的宝贵资源，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源盘活。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调整研究者的身份和方法。这几年，我们一直尝试着以一种“学者粉丝”的方式进行“入场式”研究———从“客观”“超然”的学者训练中解放出来，让自己“深深卷入”，面对自己的迷恋和喜好，放弃“研究者”的矜持和体制特权，和粉丝群体们“在一起”。与此同时，保持学术自省的意识和专业研究的视野方法，保持着理论的复杂度。如此，我们便可以站在网络文学的活水源头，将这个从地下涌出的庞大水系与历史河流连通———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连通，将粉丝们的爱与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爱连通，在文学史整体的坐标系内，确立网络文学的位置的价值。
从文学史的视野研究网络文学，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是，对网络文学发展近二十年来的重要成果进行总结，特别是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经典性的作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批评话语。另一方面是，在这一批评体系主导下，对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进行解读、评论和筛选，介入性地影响当下网文的写作潮流。
在前一方面，我们主要的工作成果是，完成了《网络文学经典解读》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挑选出12部小说作为12个最重要网文类型的代表作为解读对象。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网络类型小说的“文学性”和“经典性”标准。在后一方面，主要工作是，以这一初步建立起的标准为参照，从2015年起推出年度推荐榜———推荐的20部作品的点评文字分两期在《文学报·新批评》发表，根据榜单编选的本年度选本也加入漓江出版社历史悠久的年选本系列，近日推出。
正如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的，在媒介革命来临之际，有可能发生文明的断裂。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深通旧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解新媒介的“语法”，从而获得引渡文明的能力———这正是时代对文化精英们提出的挑战，对我们这些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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