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的家乡在美国南方，他出生时，当地宗教氛围浓厚，父权制、种族歧视盛行。基督教中的“原罪”说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美国南方被称为“圣经地带”，清教主义和南方传统的父权制、妇道观及种族主义纠结在一起，钳制、压抑、束缚妇女，尤其是黑人女性陷于重重压迫之下，使广大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无地位、无发言权、无独立人格的位置。
福克纳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美国南方社会生活中地位低下，许多女人在众口一词中迷失了自我，女儿性缺失、妻性遗失、母性流失，总之，女性丧失。有的被男性主宰的社会培养成大家闺秀，被传统习俗所淹没。作为大家闺秀典范的康普生夫人（《喧嚣与骚动》）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女人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要么就是当个规规矩矩的女人，要么就不当。然而，康普生夫人并没有因为“规规矩矩”而获得幸福的生活。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即使是真正的所谓“大家闺秀”，也只是用空虚做作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渴求，常常为逃避责任或引起家庭男性的注意、获得点滴温情的奖赏而不得不无病呻吟。更有甚者则危害别人，成了传统势力的帮凶。《圣殿》里谭波儿的成长过程告诉读者，她的家庭是一群男人在做主角，谭波儿只是生活在一群男人的夹缝中间，在父兄的裹挟之下，面对一个无辜的人的生死问题，她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作伪证。
福克纳笔下这些受苦受难的女性，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困厄给她们套上重重枷锁。但令人欣喜的是，她们并没有在“薄雾浓云愁永昼”中沉入深渊，许多女性渐次醒悟，从峡谷中冲脱出来，表现出人类昔日的荣耀：同情、牺牲、怜悯、荣誉、爱等精神，藉此，福克纳塑造了一类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理想的女性是充满母性的温柔可爱、勇敢而富有同情心、善良而肯于自我牺牲的女人，这类女性以《喧嚣与骚动》中的迪尔西、《八月之光》中的莉娜、《老人》中的孕妇等人为代表。
福克纳对女性既赞美又蔑视、既高扬希望又充满失望的态度，不但体现在作品中，也体现在作品的命名问题上。1932年出版的《八月之光》、1936年出版的《押沙龙，押沙龙！》都曾被作家命名为《黑屋子》。关于《八月之光》的改名，福克纳曾有过交代：“在密西西比州，八月中旬会有几天突然出现秋天即至的迹象：天气凉爽，天空中弥漫着柔和透明的光线，仿佛他不是来自当天而是从古老的往昔降临，甚至可能是从希腊、从奥林匹克山某处来的农牧神、森林神和其他神祇。这种天气只持续一两天便消失了。但在我成长的县内每年八月都会出现。这就是标题的意义。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令人愉悦和唤起遐想的标题，因为它使我回忆起那段时间，领略到那比我们的基督教文明更古老的透明光泽。”于是，他走回屋子，划去原先的书名“黑屋子”，代之以“八月之光”。“那比我们的基督教文明更古老的透明光泽”显然是指自然的人性光彩。
福克纳的目光所及，女性处于家庭的梦魇、婚恋的悲歌、繁衍的恐怖和种族的歧视中。她们当中又很少有人能够摆脱这种集体困厄的处境，去尝试有个性的“个人”的生活，反而在浑浑噩噩中迷失了自我，无意中成为罪恶的渊薮和家庭的败类，同时，也在精神和肉体矛盾的夹击中模糊了本性。福克纳希望女性有独立的自主意识，而不是做男人的附属品和社会的点缀，就如同《八月之光》中的莉娜那样，她们能够自主地、勇敢逃脱藩篱，执著追求自己的梦想，她们能够从容面对苦难，有自己的主见，并且能够为此而不畏险阻、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恢复女性本来应有的形象。
福克纳因为对女性的蔑视和失望而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为女性树立了如莉娜、迪尔西这样的榜样，也为女性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前进的道路。但是，对于女性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女性栖身的环境应该如何改造的问题，他却并没有明确的表达，这无疑是作家思想的局限性所致。他笔下的理想人物也只是在个人所及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忍受、勇敢与坚强、怜悯与同情，她们的所作所为，在那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是耀眼的一道亮光，然而也只是一道亮光而已，难以照亮整个世界。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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