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格罗斯曼（1888-1965）是苏联著名语文学家，他为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撰写的这部《普希金传》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多次再版。亨利·特罗亚（1911-2007）是法国著名作家，与茨威格和莫洛亚并称为“20世纪世界三大传记作家”。特罗亚出身俄国化的亚美尼亚富商家庭，原名列夫·塔拉索夫，8岁时随全家流亡巴黎，后成为法国作家，曾获包括龚古尔奖、荣誉骑士、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等在内的多项殊荣，但俄国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文化记忆，俄国作家传记是他写作的重要构成之一，除普希金外，他还先后为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俄国作家作传。1945年，特罗亚偶然从在决斗中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人丹特斯的孙子手中得到两封普希金写给丹特斯义父盖克伦的信，这成了他写作《普希金传》的直接动机。
格罗斯曼和特罗亚的这两本书书名相同，写作年代也相距不远，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1939年初版，特罗亚的《普希金传》1946年初版；两书写法大同小异，均为对普希金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的完整交代，对普希金文学创作活动的系统评介，甚至连书中引用的书信和资料、被当作分析对象的普希金作品引文等也大体相同。然而，两位《普希金传》作者，一位是苏联犹太裔学者，一位是法国俄裔作家，两人的生活经历和写作语境、作者个性和文字风格均有很大差异，这就使得两书在作者视点、叙事立场和叙述调性等方面体现出很大不同。就整体而言，格本是颂歌体的，是在神化一位诗人，在努力建构一个作为民族文化图腾的普希金形象；而特本则是故事体的，在人化一位诗神，在努力揭示一位神一样的人物的生活真实。前者以普希金自由思想的生发和成熟作为主要线索，追溯普希金作为自由战士和民族英雄的“战斗一生”，正如作者在《作者的话》中所说明的那样，他“对伟大诗人生平的叙述是以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文学史为基础”，目的在于“有可能彻底发掘出伟大创作的这些源泉——诗人同人民的压迫者所进行的战斗，他为了争取自由、理智和缪斯的胜利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第1页）；后者则以普希金诗歌天赋的发展和表达为经纬，在普希金花天酒地的生活和严肃认真的创作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普希金诗歌天才的发展史中发掘“故事性”，就像该书译者在《译者的话》中所写的那样：“在写作技巧上，《普希金传》摆脱了传记作品的刻板模式，写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有很强的可读性，简直如同一部写技高超的小说。”比如，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为尊者讳，反复强调“普希金并不像他同时代人所描写的那样好追求女色”；特罗亚的《普希金传》则言：“他的一生就游荡在爱情和诗歌之间。更确切地说，对他来说，爱情和诗歌是同一种天才的不同表现形式……他的‘纯非洲式’的色欲叫人吃惊。”格本通过对《乡村》一诗的分析表明：“普希金是民族的伟大代言人，是准备同人民的压迫者进行决战的整个社会的深刻的人道思想的表达者。”特本却津津乐道于普希金的“双重人格”：“普希金有着双重人格，他一直就是如此。一方面他是个大顽童，贪恋女色和杯中物，喜欢击剑、赌博和写情书；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严肃的高产诗人。”“他在思想上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但在感情上却是个顽童。”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在结尾写到普希金的葬礼上出现几个看热闹的农民：“他们仿佛是被不自由的人们派到被人杀害的诗人坟头的。正是人们用他们的传说丰富了诗人的创作，并且永远把普希金的名字藏入记忆里，以便把它带到遥远的但必定要来到的解放的时代。”特罗亚的《普希金传》在结尾则这样描写普希金的葬礼场景：“那里只剩下普希金一人，躺在黄土里。雪仍在下，风仍在吼。”很难说，这两种不同的叙述调性、不同的阐释线索究竟哪一种更合理，更吻合普希金的一生，但两者显然都是自成一家的，贯穿始终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其读者。
奇怪的是，在读了这两本调性不同的《普希金传》后，我所获得的两个普希金形象却又是大同小异的，至少，这两个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是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的，并未构成矛盾。这或许因为，关于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我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再读普希金所获得的印象无法从根本上修正我业已形成的认识；但这或许更因为，任何一种关于普希金的阐释，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参照系，每个阅读普希金的人都应该获得一个自己的普希金，也就是茨维塔耶娃所言的“我的普希金”，其中既包含自己所采集的关于普希金的各种史实和观点，也应渗入自己的诗歌观和世界观，如此说来，任何一次对普希金的阅读，实际上也都是一次自我丰富的过程，就这一意义而言，对普希金的阅读应一直持续下去。读不尽的普希金，普希金读不尽，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填充和拓展是永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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