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叫《一个可以让你多活几年的城市》

    　题目叫《一个可以让你多活几年的城市》

　　这样的文章，你们以为发不了吧，错了，还真的就发了。内文一个字都没改，只是题目改成《一个闲散慵懒的城市》。好几个朋友看了说，老韩呀，那一组文章里，就还数你的写的好，有灵气，有个性。报纸文章本来就难写，命题作文就更难了。但是只要你动脑筋，这种官样文章，还是能写出新意的。

　　这只是说了怎么写，还得说写到什么份上才叫个好呢。

　　大概两三年月前，《文学报》让我写篇文章，谈散文写作，要求是通俗，给初学写作者说说怎样写好散文，最后一段我是这样说的：

　　要在这么一篇短文中，说清什么是散文，怎样写好散文，实在是难为我了。有一个标准虽说下流，念其通俗易懂，不妨为诸公道来。世界之大，不外五大洲分之，人种虽繁，不外红白棕黄别之，然而美女的标准，普天之下，鲜有差异。尤其是近世以来，好莱坞大片风行世界，白人美女自不必说，已成定则，就是黑人美女，棕人美女，黄人美女，也几成定则。凡我散文作家，提笔属文之前，心中一定先要存一美女形象。其文章的整体，要似美女之体型，该凸的凸，该收的收，详略是也。其文章的亮点，要似美女之目，顾盼流莹，勾人魂魄，所谓文眼者是也。其文章的见识，要打动美女之心，不同凡响，迥异流俗，所谓超卓是也。苟能如此，虽是一篇寻常之文，无异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薄暮时分，与美人相携而归，罗帷轻摇，暗香浮动，其乐何如！

　　对漂亮女人的判断，可说人人都是行家里手，只有瞭上几眼，就判个八九不离十。不管你是写一篇小说，还是一篇散文，先不说你的立意如何，一定要你的文章，像漂亮女人的身材那么匀称，那么好看。这一段我看书法方面的书比较多，像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上，也用人体来喻说写字。他是这样说的：“书之形质，如人之五官四体，书之性情，如人之作止语默。必如相人书所谓，五官成，四体称，乃可谓形质完美，非是则为缺陷。”意思是，写下的字，要有形质要性情，光有形质不行，光有性情也不行，要既有形质又有性情。为什么非要用美女来比喻呢，因为美女在形质和性情上，最为明显，最为和谐。

　　具体怎样套呢？如果你的开头一段太长了，你就该想到，这不成了大头娃娃吗？哪有美女是大头娃娃的。要是你的中间部分平平的，不起一点波澜，你就要想到，这个成了瘪胸吗，哪有美女是平板胸的，丰乳肥臀才是美女嘛。如果你的文字是干涩的，你就要想到，美女怎么会是一身鸡皮呢？要丰润，要光鲜嘛。如果你的结尾是突兀的，没有一点蕴含的，你就要想到，哪有美女走了不给人留点想头呢？立意不明确，你就要想到，哪有美女没有一双明眸呢？

　　老这么想着，要是写不出形质优美，性情高雅的文章，那才怪哩。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儿，第二个观念是，对语言要有一种痴迷的追求。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好多人都这么说，不对，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艺术。套用一个古文格式说就是，语言不佳而能写出佳作者，吾未之见也。或者是，不致力于语言的长进，而专注于写作者，无异于缘木求鱼也。

　　我说我是个三流作家，刚才那样说是开玩笑，实际上，我也确实是个三流作家。这是一种综合评价，比如说我就从来没有得过国家的什么大奖，十几年前得过一个山西省的赵树理奖，起初评的是三等奖，快发奖了，有人说老韩写了这么多年，三等奖太低了，才给调成二等奖。前年赵树理奖又恢复了，我吓的都不敢报，报了再给弄个三等奖，这老脸往哪儿搁。还有其他方面，更不用提了，比如说我就没有得过什么国务院的特殊津贴，还有什么省政府的专家津贴，我们那儿好多人都有，我就没有。有这么多的不足，你不是个三流作家是什么？但我有一点是自信，就是我的语言文字，不敢说一流了，准一流还是敢说的。

　　文学语言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达意，有什么想法，都能准确地，曲折地表达出来，有新意，有文采。苏东坡说过这样一句话：“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人间乐事，无逾此者。”也就是说，在语言上有高度的表现力，想写什么都能写成个样子，叫人惊讶，叫人喜欢。清代有个学者叫赵翼的，说苏东坡和其他作家相比，“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并剪，就是并州的剪刀，古代很有名的，意思是说，苏东坡的文辞诗句，就像冬天的梨那样的爽口，并州的剪刀那样的快捷。

　　还是举现代人的例子吧。

　　对徐志摩，我是做过研究的。他只写了十年就死了，有那么大的成就，可说是个奇迹。天分高，那是不用说了，关键的关键，是他一直对文学语言有一种自觉的追求。写《徐志摩传》时，我读过手稿本的《胡适的日记》（台湾出版），发现了一则胡适抄录的徐志摩留英时的日记。这段日记，又是徐志摩抄录的一个英国作家马考莱的话。意思是说，好多人写作，一味地晦涩其文，自认为这就是深刻，如果这样写下去，千年之后，人们将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为了作品能流布后世，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作品写的明白、生动。事实上，回国后的十年，他就是这么做的。你们不要以为徐志摩光是诗写的好，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还好。不是我这么说，他刚去世有些名家就这么说了。杨振声就说过：

　　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

    　我希望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徐志摩的散文，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郁达夫也是个对语言有自觉追求的人，或者说是对语言有天赋的人。他小说，你们看了或许感觉不到他的语言的功夫，看看他的散文尤其是游记文章，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艺术造诣有多高，文学天才有多大了。他不写新体诗，写了大量的旧体诗，那真是太棒了。好些人都说，郁达夫的旧体诗，在新文化人中数第一。游记和旧诗只是个参照，实际上写作这东西，只要语言的功夫到了，可说写什么都是一个好。

　　那一茬山西的作家中，有个叫李健吾的，也是一位文字语言的大师，可惜几十年得不到应有的对待，连他的书也出得很少。有机会你们看了，一定会佩服的。我说的是他解放前的文章，解放后的就不那么好了。

　　说起李健吾，想起了法国的福楼拜，李健吾写过《福楼拜评传》，翻译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这可是个语言大师。他有多好，我们也不知道，看了《包法利夫人》说他的语言好，这个不抵事，那是翻译的好。不懂法语，再好也只是耳食之言。但是，李健吾的看法肯定是有道理的。在《咀华集》里，他说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地说，不是一个艺术家，而福楼拜呢，却是艺术家的小说家。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福楼拜写小说，非常注重语言的艺术性。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福楼拜最看重的是艺术上的创新，尤其追求文字的形式美，是法国十九世纪最严格的文体家。他不能容忍在相邻的两页文字里两次出现同一个名词或形容词。写完一段话之后，他会在钢琴上检查这段话的节奏是否合适。我们倒不必在钢琴上试了，但写完之后，自己轻轻地读一遍，看顺口不顺口，优秀不优秀，还是能做到的吧。

     　对语言的追求上，不能定具体的风格，比如细腻呀，粗犷呀，婉约呀，豪迈呀，这些与个人的性格有关，不是谁能定得了的。有两个小诀窍，我想告诉你们，文章或者说是作品，是由句子构成的，句子是由词汇构成的，我这两个小诀窍，一个是关于句子的，一个是关于词汇的。

　　先说关于词汇的，就是，千万不要以为准确是用词的不二法门，不是要你颠覆这个观念，是要你知道，不准确也是用词的一个境界，甚至是更高的境界。有时一个词用的不太准确，反而能产生更为微妙的意义。法国有个女作家叫杜拉斯，她的小说《情人》许多人都看过，这个人是个用词很讲究的作家。她有个女友叫芒梭的，两人都住在一个叫诺弗勒城堡的村子里，各人有各人的房子。有次杜拉斯对她说：“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芒梭在她的回忆文章里说，这是杜拉斯的说话方式，也是她写作上用词的方式，既通俗又刁钻，不顾语法，用“大家”而不用“我们”，接下去则创造了一个十分个性化的抽象的词，二者相混，使人发笑，似乎用词不当似的。

　　再说关于句子的，就是千万别以为简练是句子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句子一简练了，谁说的都一样。可以做个极端化的试验，你说上一个故事，让大家来重述，说的复杂的人，肯定对这个故事的体会深些，有生发，有创造。你再让大家把这个故事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传播出去，那么大家编的这个短信，就很少有不同了，除非他把这个故事歪曲了。只要是正确的，用几十个字表述，谁的也不会有什么文采，你的跟他的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句子，只有复杂了，才能表达出微妙的意思，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汉语因为语法太简单，往往难以表达繁复微妙的意思，这是汉语的一个缺陷，怎么克服呢，只有句子复杂些。光句子复杂还不行，还得会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无中生有的话，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处，实则也还有些意味的话。一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要学会说废语，说不那么正经的话。道理跟上面说的一样，正经话，谁说都一样，只有不正经的话，可说可不说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人跟人说起来才会不一样，才能见出性情，见出文采。

　　还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千万别相信文章是改出来的。一篇文章写出来了，改几个字，改一两句话可以，要是这儿改改，那儿改改，那就不如推倒重写。改是改不出好文章的，改能改出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好的通讯报道，绝对改不出好的小说，好的散文。最初的感觉，肯定是最鲜活的，最初的文思，肯定是最通畅的，七改八改，只会改的疙里疙瘩，死蔫活气。古人有句话，把这个道理说透了，就是“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我是在看一本关于书法的书上看到的，是在说颜真卿的《祭侄稿》时说的。颜真卿的这篇草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三是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我以为，写作上也是这样，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告是告示，是公开发表的作品，必然是删了又删，改了又改，书简就不同了，只给另一个人看，怎么达意怎么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官话，那么多的忌讳。起草就更不同了，只是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可说是给自己看的，必然更加本色，更加率真。本色而又率真，不是好文章是什么？

     　总括地说，就是文字要有黏性，要有个性，要有自己的笔调。做人要有个性，写作也要有个性。笔调就是个性。一说写作，常说的是，这个人文笔如何，古代文和笔是分开的，文指的是文采，笔指的是笔力，记事的本领。我觉得，要是理解成笔调就更好了。现在人们光讲究文采，而不讲究笔调。笔调应当比文采高一个层面，是一种看不出文采的文采，用不着张扬的张扬。最见性情，最具个性。

　　三十年代的作家们，是很讲究笔调的，陈西滢的散文，徐志摩说是“妩媚”，看了就好比是“吃了一个檀香橄榄，口里清齐齐甜迷迷的尝不尽的余甘”。说的就是陈西滢的笔调。李广田的散文，李健吾说“是大自然的一个角落，那类引起思维和忧郁的可喜的亲切之感”，就是说有一种乡村的亲切感。这也是从笔调上说的。还有一个现象，是现在的作家绝然想不到的，就是那时候好些优秀的作家，都有意师法的外国名家，比如陈西滢的文笔，师法的是法国的法朗士，而李广田的文笔，则是师法英国的玛尔廷，他的《道旁的智慧》是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是新文学创始之初的一种可贵的现象。一是那一代作家，不是留学东洋就是留学西洋，就是没留学经历的，英语也是过关的，有这个能耐。二是，新文学创始之初，中国的传统文学，给不了他们多少借助，要从事文学写作，必须有所依傍，有所借鉴，要不你就不能创新，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

     　现在的作家，很少有人这样了。一是心高气盛，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再说，没这个本事，不会外语，想借鉴也借鉴不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可学的，直白的，就是毛文体，枯涩点，就是鲁迅风。写散文的，六十年代崇尚的是杨朔那一套，这十几年崇尚的是余秋雨那一套。取法乎上，不及，尚可得其中，这些人不能说下，只能说中吧，取法乎中，不及，只能是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