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写作”，是2014年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总题目。上海是写作者们汇聚的地点，也可能是写作的契机。上海给予了他们一个宏大的有伸展度的背景，幕布拖曳到很远的地方，足够一个作家在它的背景布上画出自己的城堡；如果一个作家讲述的故事的背景、纵横度也足够辽远的话，定会形成错落有致的互动。
上海历来是中国文学重镇，近现代以来，多次引领文学的风潮，海派文学以其鲜明的风格，与京派文学比肩而立，左翼文学的大潮也在上海澎湃过；鲁迅、巴金、张爱玲等文化名人长居上海，形成了长久持续的文学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从工业题材的发轫之作《上海的早晨》，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到70后的都市写作、《萌芽》的新概念写作等，上海一直都在引领文学的风向。然而，随着一波波风潮的落幕，一直引领风气的上海文坛，似乎有了滞后的苗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没有出现与这个城市、时代相称的青年写作者，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青黄不接，上海青年写作群体出现了断档现象，曾一度备受质疑。
事实上，上海并不缺少写作者，网络作家涅槃灰、雪篱笆、三月暮雪、安知晓、叶紫、安宁、楚惜刀、君天、格子、骷髅精灵，以及韩寒、郭敬明、蔡骏、小饭、孙未、张其翼、哥舒意、潘海天等众多在网络上活跃的青年作家都拥趸众多。2014年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出现的34位青年小说家、翻译家、批评家，直接承接了上海的文学传统，门类齐整的队伍，在国内也算是少见的。无论是从具体的时空条件，还是作家的队伍来看，上海都具有了中国新城市文学由此滥觞的必备条件。能否在这些条件上，产生出这个城市让人挂牵难忘的文学，那是后续的故事。
“到上海去”
在文学这盘棋上，作家是第一位的问题，而有了为数不少的作家，下一话题就是“写什么”。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首屈一指的话题就是城市写作。这个城市拥有众多文化形象：夜上海、霓虹灯、资本家、帮派、歌舞升平、滚地龙、新村、纺织女工、东方明珠、淮海路等等。关于上海的城市文学，已经是陈旧的话题，多少年来被不断翻炒，每一次加重的语气，都表明我们对城市文学仍未安之若素、视若寻常。王安忆、陈村、程乃珊、孙甘露、陈丹燕、金宇澄等作家，从各自不同的侧面给这个城市带来不同的文学光束，而照亮的部分也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在这些作家笔下，上海不是一个习惯性获得的地域概念，它是作为方法存在的，是一种写作精神，一个承载自我并混凝组合的容器。他们从上海细微的器物、街道、食物、建筑、女人或者男人乃至某种气息出发，去拼贴出一个完整或者更加破碎的故事，而后虚构出一个念想中的上海，呈现出的现实、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多少都是富有象征和隐喻意味的。
如果离开上海市区到郊区去，在返程的公交巴士上，司机、售票员都会大喊：“到上海去的车快开了！”“到上海去”是青年作家朱文颖一篇小说的题目，有一种上世纪90年代的时空感。那个时候的上海，是酒吧、美艳的女人、彻夜的霓虹灯，是到下一个酒吧去的空档，是飞外之地，是震颤体验和魔幻空间，是开往未来的列车。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一代的小说家如滕肖澜、薛舒，她们的小说是完全反“上海”的，就像夏日午后巷子里打着瞌睡听沪剧昆曲的老阿姨，或者伸出窗口晾晒的衣服，兀自迎风招展，无视任何灯红酒绿。可能是出于女性的特殊视野，她们更多关注的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细部，家长里短、寻常巷陌，她们对城市市民生活熟稔，深谙这个城市的生活之道，于是市民生活的声部水银泻地。
与那些声势逼人的作家相比，她们更像勤勉的筑路工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但无疑是最值得记忆的城市搭建者。薛舒是从上海浦东的小镇成长起来的作家，她的作品里反复出现一个地名——“刘湾镇”，地理上它离大众幻想与感知中的上海很远，但在行政区域上仍然属于上海。在《残镇》的创作谈中，薛舒说，我的乡邻们把自己脚下的土地叫“乡下”，而黄浦江西边的上海人，把我们这些东岸的人叫做“阿乡”。小时候，一直沾沾自喜地以为，他们在叫我“阿香”。外婆教给我一首儿歌：小麻子，推车子，一推推到陆家嘴（“嘴”沪语念“子”）。拣着一包香瓜子，吃么吃了一肚子，撒么撒了一裤子。到黄浦滩去汰裤子，拨拉红头阿三看见之，抽上一棍子。我把这个推着车子去陆家嘴的小麻子想象成一个货郎，做小生意的小麻子生活得很艰辛，但被浦东人用方言娓娓念叨，却流传成了一个有着幽默乐观生活态度的可爱形象。
薛舒在有限的文字之外想得更多的是，小麻子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本土声息。她说，小麻子就是我故去的太外公，或者，太外公的某个赤膊小兄弟。这是一个群体，他们有着一些发财的梦想，一些光宗耀祖的志向，他们绝不是黄浦江西边鸽笼一般的住宅里那个“扎了金子买房子，卖了房子扎金子”的投机者。他们有着浦东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质朴本性。他们万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报。他们坚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艰苦得起，富贵得起，勤俭得起，奢侈得起。这是一种悠久而长远的脚踏实地的生活理念，也是一个城市浮华外表下的浅淡地表。所以薛舒的小说创作带有一种责任感，在《哭歌》中她会去描写一种被渐渐遗忘的地域民俗传统文化——“哭歌”；在《唐装》中会关注制作唐装的技艺式微，其责备、挑剔，爱与责任的意味值得再三体味。
滕肖澜也写了很多年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的中短篇小说，她的小说总是有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比如长篇《双生花》。“双生花”指的是两个家庭相互抱错的女孩罗晓培和毛慧娟，市区临产的温筠非要去南翔古漪园踏青吃小笼包子，结果不得不在南翔的医院生产。农妇刘虹也在同一时辰生了一个女儿，阴差阳错，两家错抱了对方的女儿回家。二十多年以后，温筠的丈夫罗志国遭遇车祸，当年的差错终于获得修复的时机，小说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获得了生命。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老套的电视剧的桥段，但还是能揣度出滕肖澜的一颗精灵之心，小说里对尴尬时空里人心情势的描写，晾晒的都是无法回避的暗疾。从人生的故事来说，一旦踏错了一步，就算给你充分的时间和爱，你就真能回到原来的轨道吗？回来的时候还是你吗？即使我们能够缝补一个人生故事，但从城市的阶层空间来说，那些被理论和媒体所把玩的区隔、和解、形象、话语，面对被截肢的人生故事，真的具有力量吗？现实的故事总是难以让人舒畅地呼吸，滕肖澜转身写出的《握紧你的手》具有上海这座城市里不多见的英雄之气，这大概与作者喜欢武侠小说有关。她选择了一个被拆迁的废墟，在废墟上生长出一个梁山泊的梦想——一群生死都无着落的乞丐，躲到里面组成自己的社会，抵抗着拆迁队，做着上海这个城市谨小慎微、精打细算中大胆的白日梦。
上海的“语调”
生活在像上海这样城市色彩如此浓重的地方，一个小说家如何面对城市，如何体认自己的居住与叙述之地，是一个难以绕过去的话题。作家小白认为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城市叙事，因为叙事的形式跟人的密集度有关，所有讲故事的人都不是讲给自己听的，都需要一个听众，甚至是围聚在一起的听众，城市提供了这些听众。他的小说也有写乡村的，但他就算写乡村也还是从一个城市人的角度写，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农家乐小说”或者“大观园小说”。小白始终觉得各种人性的交错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才能发生。即使写上海，他也会以更密集的方式选择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他的《租界》以上海租界作为发生地，作为一个从小在上海里弄里长大的作家，他对上海的一切细节拥有独特的情感。他在小说里绘制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历史的准确性。他甚至还手绘了8幅地图插入书中，制造出一种让读者在故事中按图索骥的假相，但实际上却找不到真实生活的对应物。于是，这又产生了一种虚无，小白以文本的宗教来对抗这种虚无。当我们津津乐道其中的故事时，他说《租界》拥有的，不过是有关“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本，各种档案记录、图表、数据、回忆录、小说、图像和影像。他想到达的是一个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把它叫做“上海”，叫做“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小白的写作方式被孙甘露称作小白独有的“描述上海的语调”；批评家李敬泽则撰文称，“小白的小说是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之外重新创建一个关于上海历史的叙事”。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路内，祖籍上海，成长于苏州，成年之后基本上都在上海谋生，上海于他真是一张逃不脱的地图。他说，城市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失散了，被时间、空间打散了，写小说的过程即是一个重构的过程。一个城市总有一些它自己的性格，超越时间和空间。路内的第一部小说《少年巴比伦》，开头就是一个作家对一个上海的80后小姑娘张小尹讲述自己的故事，有时我会觉得这个讲故事的人就是路内自己，他把自己那些在苏州城的故事一次一次讲给一个模糊的青春的“上海”听，用一种粗粝而精致的腔调，召唤出在这个日渐失去具体本质的都市生活中的一种致命魅惑，所以他的小说能在上海获得众人的掌声。《阿弟，你慢慢跑》，是路内为数不多的写上海生活的小说，以一个脱轨者阿弟的愚笨与敏感完成了对上海近几十年的另一种城市生活的记忆。阿弟吴双峰好像是阴差阳错地来到世上，从一个B超中的女孩变成男孩，患上新生儿肺炎，又是六趾。他五岁那年动了个手术，将多余的脚趾切除，本以为能跑得快点，结果又发现他是个平足，即使动了手术也还是跑不快。从小到大，“我”无数次地看到男孩们欺负阿弟，阿弟用他那两只曾经六趾、永远平足的脚狂奔着，眼泪和口水向身后飞溅。他长得丑，成绩差，霉运当头，出尽各种洋相，受到众人嘲笑，似乎是一株见不到阳光的黄色幼苗，像一棵豆芽菜一样弯弯曲曲长大；即使长大了也没能改变命运，勉强上个最差的学校，啃老，在恋爱的道路上左冲右突，摸不着门儿，想打一架都找不到对手，失恋后开奶茶店，为了世博会减肥考警察……他个人生活的每一个小节点，都像这个城市的一个小节点，同样都是跌跌撞撞地走到眼前来，但又有一种悲情、自嘲的成分在内。路内的小说似乎都难以逃脱青春的时段，在粗粝、戏谑的外表下又总有一颗精致的悲悯的灵魂，这也是深陷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所需要的一种外援情感。
“新上海人”
上海人的孩子读书一般都不愿意离开上海，如果离开，选择的方向肯定是欧美、日本。这种自矜的情感对于作家，很难说是一种幸运。同在上海写作、同是“新概念”出身的张怡微、周嘉宁、徐敏霞偏离了这种主流的选择：张怡微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到台湾继续深造，台湾因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积淀，带给她另外的精神视野；周嘉宁毕业之后曾经有一段北漂的经历，又有只身赴都柏林做文学翻译工作的履历，可能都是在大都市里徜徉，她对城市的体验很现代，但又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差异，这可能就是一种现代漂泊感的注脚，无法对栖身的地域产生那种乡愁似的记忆；徐敏霞到宁夏支教，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颠覆了很多她在城市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经验。她们三位曾有一个对话：“离开与归来：我们的世界与上海”。从异地归来的她们，在谈及上海与其他地域的差异时，却不约而同地表示并未很强烈感受到地域差异给自己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在徐敏霞看来，是因为城市中的一切都在快速地更新，而自己更像是生而有上海户口的“新上海人”。当旧的城市记忆渐渐远去，不同地方的城市都像被复制一样以相似的面貌呈现，周嘉宁甚至感觉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幻觉”。张怡微笃定地认为城市文化的更迭是不可避免的，作家虽然没有改变这种趋势的能力，但却可以通过诚恳的记录和文学的重构，尽最大可能将过去的东西保留下来，所以她写下以《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奥客》为代表的反映工人新村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跳脱出青春小说自我的藩篱，生活的画面是广阔敞亮的，文字温热而理解的，带着重新回到故事现场的新鲜和生气。小说中出现了名叫“小闸镇”的地方，老城厢棚户区挤挤挨挨的稠密日子复活了，这对于上海魔幻般的现代运转，又何尝不是一种乡愁。
上海不像北京容纳了如此多的外省青年写作者，并且形成一个具有高度文学魅力的写作意象——“北漂”。这个城市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向心力成为一种青年的精神指引，外省青年的写作在这个城市中几乎没有特别鲜明亢奋的标志，很难镀上神圣、理想主义的光辉。或许这就是这个城市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它的夜生活的颓废、怀旧的慵懒，乃至金融业的发达、财富的咋舌、都市建筑的现代化线条，几乎都不能在文学上与理想、青春、奋斗的字眼简单对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转而化作朴实和沉着的文字。云南边地青年甫跃辉考入复旦大学，在上海度过了7年校园生活，并且留在上海工作。他初期的写作基本都是关于乡村的童年记忆、少年心事，但他无疑感到了城市生活对自己写作的影响。他说，乡村的手工劳动方式保存了生产的过程和细节，像米饭，是从禾苗成长、脱皮碾压等程序下走到米饭这个环节的；而在城市里，米饭就是从商场里看到的袋装产品，城市接触到的都是终端产品，缺少了很多可以看得见的环节。他的写作风格是类似手工劳动的，并且延续到都市写作的过程中。比如备受赞誉的《动物园》，在这种男女关系的写作上，绝少如此细腻的作品，用一种慢条斯理的方式，把都市人之间的敏感、气味，用种植的方式，一一呈现出来。他的小说《晚宴》中有一个大学生摄像者的形象，在同学们都忙碌于毕业工作租房的时候，他热衷于观看每一种校园里的植物，用尼康照相机为它们拍照，他的镜头从不对准人，只对准花草树木，并且记住它们的名字。这个人物的行为可能跟小说的情节关系不大，他与前女友多次因为现实问题而分手，在毕业前夕又重叙旧情，但感情的确已经成为爬满虱子的华丽袍子。在这样的故事背后，他的拍照行为带有特殊的意味，尤其是在上海这种远离自然、注重实利的地方。那些大段抒情式的乡愁可能是最浅表的，甫跃辉以深沉的隐藏的方式把缓慢的精神挥洒到上海的故事中。
上海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一直被视为乡土中国的他者，绚丽的历史和记忆，无法被改造的生活趣味和格调，都顽强地成为一种精神血液。它笃实而稳定，具备了独立的品格，并且在不断强化自己的特性，成为悬浮在这座城市所有写作者身边的空气。最初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震颤式城市体验，时至今日已经很少进入作家的虚构范畴，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把所有的经验像预防针似的注射到所有人的身体中，剩下只有一种共同的气息。像本雅明在有关“巴黎拱廊街”的文章中说的，现代生活就像一场击剑那样，永远处于一种紧张中，这种紧张是为了防范他人的出击，同时也是为了在意料不到的各种出击中获得生存。即使拥有内心的震颤体验，但在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写作者心中，经过文学过滤之后，也会以近似平实的面貌示人。当我们看到作家姚鄂梅在小说《西门坡》中，把一个女性的乌托邦筑建到上海的城市中心，并且让它按照一套规章制度生生不息、不可阻抑地生长起来时，读者似乎有一种惊醒：乌托邦再也不是一副世外桃源的样子，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焉有世外？城市将是未来文学无法逃脱的生长之地，当然同样的地会长百样草。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供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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