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女性更适宜于文学写作

在中国，女性更适宜于文学写作

 

 

——在山西女作家协会成立会上的发言

 

                                                    

韩石山
 

 

    能在山西女作家协会成立会上有个发言的机会，是我的荣幸。

    中国的女作家，主要是女诗人，历史上代不乏人，佳作纷呈。山西或许是个例外。这或许与山西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文化传统有关。地方苦寒，自古是征战之地，打仗还打不过来，妇女的功夫全用在缝寒衣上了，就没有兴致写诗作文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像是打仗，攻取的是一个个思想阵地，借鉴的是外国的一件件新式武器，似乎也不是心思绵密的山西女人做的事。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形变了，相对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成熟了，就轮着山西女作家出场了。一些多年辛勤写作，有相当根基的女作家，赢得了文学界甚至是文化界的普遍认同，更有一些新锐型的女作家，一跃上文坛就让人刮目相看。在这个时际，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在过去女作家联谊会的基础上，重新登坛亮相，以一副崭新的身姿展现在世人面前，实在是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在这里，我要说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在中国，女性更适宜于文学写作。
 

    将近三十年前，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为时不短的文学讲习班。那时，我们经常举办一些外国作家翻译作品的研讨会。记得在讨论前苏联长篇小说《活着，可不要忘记》时，小组推举我发言，我说过这样的话：一部世界文学史，就是一条站满裸体女性雕像的画廊，你能为它再增加一个吗？因为作品中的女主角纳斯焦娜是个新婚不久的女子，我还提了一个论点：少妇比少女更具有文学性，并列举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作品予以论证。同学们将我这一论点，戏称为“少妇论”。几十年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就是看一个作家的才情功力，端看他能否塑造出独特的，唯一的，可留存的女性形象。不会写女人的作家，一般来说，不会是优秀的作家。既然年轻的女性，最具有文学性，既然以能不能写好女性形象作为判断作家优劣的条件，那么，谁更具有这样的条件与能力呢？只能是女作家了。还有比写自身，写自家的事，更得心应手的吗？要是这样，干脆说女性更适宜于文学写作好了，为什么前面要加上“在中国”这样的赘词呢？这也是有我的考虑的。这就是，中国的男性作家们，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功名事业，当作“文治武功”。人生三不朽中，立德立功之后就是立言了。这种风气，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女性，因为长期排斥于或淡化于“文治武功”之外，也就少了这方面的功利心，竞争心，这样，就更宜于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就更接近于的文学的本真了。当然，女性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羞怯心，格局小，等等。相对于功名心来说，这种阻力要小得多。只要慢慢地往前走一步，就是花团锦簇的境地，只要轻轻地撩开遮蔽心灵的罗衫，就能够贴近整个世界。较之女红，持家，女性更适宜于文学写作！
 

    再还要说的，有两点，一是要勇于面对批评，二是要善于深入地思考。
 

    先说第一个。不敢面对批评是中国作家的通病，女作家尤甚。本来人们就不忍心批评女作家（比如我就是这样），你要再抗拒批评那就只会自得其乐，不会有大的长进了。正面地理解批评，以女人的小心眼，实再是不容易的事。从反面，从势利的一面来理解，就容易些。反面是：不遭人妒是庸才。势利的一面是：可以收到双倍的名声。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将你的名字又一次告诉了世人。

不光要勇于面对针对你个人的批评，还要勇于面对针对中国作家的批评。
 

    近一两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作了严厉的批评，最厉害的一句话是“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据说对这句话的理解有歧义。我看了顾彬的几次谈话，觉得这个概括大致不差。最近我又看了顾与杨剑龙的一个对话，仍是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说了一个很新颖的观点：“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你一般不必查词典，我的意思是可以不必查百科词典，你阅读德国诗人的作品，如果你不了解德国的文化、历史、学习传统，你就看不懂诗人在写什么。”还说，“你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几乎难以了解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难以了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中国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有些诗人是例外的，因此与诗人们在一起很愉快，但中国当代小说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这是我阅读当代中国小说的遗憾。”
 

    （《芳草》2008年第2期）这些话，要看你怎么理解，善良地理解，就是针砭我们疾病的药石；恶意地理解，那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文学的恶毒诬蔑。记得前两年顾彬的论调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在一家刊物，记得好像是《文学自由谈》上撰文，逐条反驳，连顾彬说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也要反驳。（顾是与中国现代作家作比较提出这一论点的。）上面引述的两句话中，第一句最值得注意，就是看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不用查词典。他说的是不用查百科词典，在我看来，情况比这还要严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作品，连普通字典也不必查。一部几万字的中篇，连一个生僻的字也不会遇到，都在文字改革委员会规定的那三千个常用字里面，还都是简化字，还都是字典里的第一义项。这有多么可怕！
 

    再说第二个，就是善于深入地思考。
 

    道理不讲了，说个故事吧。四月十八日的《参考消息》上登了一则消息，叫《“蝴蝶效应”提出者辞世》。这个人叫爱德华、洛伦茨，活了九十岁，四月十六日在她马塞诸塞州剑桥镇家中去世。什么叫“蝴蝶效应”呢？好多人都知道，大多是当作笑话来讲，实际上这是一个科学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巴西一只蝴蝶煽动翅膀，改变了空气持续流动方式，最后可能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这个理论，叫“混沌理论”，也叫“确定性混沌”。在科学上的意义是很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自牛顿以来人类对自然看法的最大改变之一”。（京都奖授奖辞）诺贝尔奖不设气象学奖，若设了，他肯定能得。现在说的是，这样简单（近似玩笑话）又这样巨大（震撼科学界）的一个理论，洛伦茨先生是怎样发现的的呢？据他的一位学生说，洛伦茨先生工作非常仔细，思考问题非常细致。由于有这样的习惯，才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混沌理论。有一次，洛伦茨在一台老旧的电脑上进行了两次看似一模一样的运算，结果大相径庭。查找原因时发现，一个小数点稍微有些变化，相差不到0.0001，结果导致了巨大的错误。由对这个小小错误的深入思考，渐渐地形成了“蝴蝶效应”这么个重要的理论发现。写成论文，一九七二年首次发表。中国的《礼记》上，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话，意思跟这个差不了多少。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这句话的，可是千百年来，只是把它挂在嘴上，谁也没想过把它用到科学研究上，用到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上。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善于思考的重要性。
 

    还是说山西作家吧。若从男女性别上说，我们省的作家（解放以后）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主力作家，如赵树理，西李马胡孙⑴，几乎全是男性作家，第二个时期是文革以后至上世纪末，主力作家也几乎全是男性。第三个时期开始了，这几年，真正在中国文坛上显示了山西作家实力的，主要是几个女作家。
 

    我们老说振兴山西文学，重铸辉煌，多少年了，老也想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我看，依托女作家，说不定还是没办法中的一个好办法。写《李健吾传》时，我注意到一个小故事。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写过一出戏叫《妇女公民大会》，李健吾将它改编为《女人与和平》，抗战后在上海演出，极为成功。剧情是：雅典时期，执政官穷兵黩武，连吃败仗，一群妇女穿戴上丈夫的衣服帽子，出其不意地把政权夺到手中。剧中有个诗人，鼓励这群不理外事的家庭妇女干预政事，因为共和国顾问一个坏似一个，他们中间偶尔有一个人做了一天好事，就有权一连做十天坏人。一个男子绝望之余说：“把政权交给女人吧，这是雅典还没有试过的唯一新办法。”对于山西来说，依托女作家来振兴山西文学，也是几代作家从来没试过的新办法。

我相信这个新办法会灵验的。这就是我对山西女作家协会最大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