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阎明复回忆录》，看到一个细节，说他初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积累汇编的毛泽东常用词语、词组和成语，一共三大本，送给翻译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泽东会见外宾做翻译时有所准备。回忆录写道：“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是心灵的窗户和思想的载体。人们有理由从一个人的话风文风，判断其内心境界的厚薄高下和对事物的洞见程度。毛泽东表达思想的方式很有个性，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颇为独到，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异常敏感，说话行文拥有特殊的感染力，因而被称为“语言大师”。半个多世纪以后，阎明复还对他的常用词语“记忆犹新”，即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
由此笔者萌生一个想法，若有人把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词语，梳理出一些来，考其演变，究其意味，画出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引导人们去巡看毛泽东思维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突出“坐标”，该是一道别有洞天的风景，也会勾起人们对现当代中国话风文风的万般思绪。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就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
在后来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他还极而言之地说，这类话风文风“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为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王蒙，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在其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拿腔作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旧的政治势力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同样，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这个说法，颇堪玩味深思。至少说明，当时的进步力量拥有着多么强烈的话语魅力。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或许是因为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或许是因为文件和文章表达形成了相应固定的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这让毛泽东又头痛起来。1958年1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辞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面对“乱七八糟”的话风文风，毛泽东敢于并且能够大声呐喊，确实有他异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气支撑。因为他自己就拥有浑然天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创造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有“百代圣贤”影响的人物或典籍，总是以其思想和语言，为中国文化脉象输送了新鲜血液，从而丰富着汉语世界。（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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