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你从言情起家，后转入调侃，比如刚开始的《空中小姐》到《顽主》是一个变化，到《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看上去很美》，好像你又本性毕露，重新回到了你的老路上，这种变化和选择对你是刻意为之的吗？
王朔：对我来说不是。我都是写我和我周围的人，只不过换了一种说话的方式。中间有爱情故事就变成言情了，没有爱情故事就变成纯调侃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戏剧性，有时候就是在嘴上把日子过了。
张英：如果要仔细分析，像《顽主》、《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等这类作品之所以受人欢迎，主要是迎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态，叛逆、反抗当时封闭僵化的社会环境。现在的小孩也没什么可以叛逆的了？
王朔：过去是因为政治压力在那儿，反抗的方向目标很清楚，现在这种压力小了以后，你反抗的是自身的东西，比如亲情爱情其实都有残酷的地方，但它不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有的。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中老强调人的和谐。但人怎么会和谐呢？因为和谐都是相对的。
张英：正是这个原因，你比较喜欢张洁的作品。但坦率地说，张洁这部新作语言张力太重，缺乏舒缓。
王朔：我觉得语言这东西有的时候感觉某段落好，有时感觉不好，有起伏是正常的。张洁从写《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奈》，她的态度有一个明确的变化。我觉得越到后来人当然会越接近人本来关系的面目。我觉得温情脉脉的东西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当然，人有时候也应该有希望坚持住，但临死的时候都会发现那点希望实际上是虚幻的。有些人活着就发现了，有些文学让你觉得有力量，是因为他让你知道“死去元知万事空”。提倡真善美，我觉得这个过去从阶级斗争那个时代过来后提倡这么多年了，可以证实一下自己，不必那么自欺欺人了。
张英：那你觉得你现在的转变成功吗？
王朔：我也面临转变，但我只能尽力转变，因为年轻时候写作总有激情，一定要写和别人有关的题材，这才更打动人更有刺激。像有些读者买《看上去很美》，他是凭着过去作品的印象在买书，一些人接受了我的转变，另一部分人不认可，看后不免失望，这也许会成为一个分水岭。
张英：在网上也经常看到一些读者对你新作的抨击，有人说：“王朔师傅，您该收手了！”“求您别再写了，别让我们失望！”对这些你昔日忠实读者的意见，你怎么看？
王朔：这确实与他们无关，你别买我的书就完了，知道我跟你不在同一条道上。第一本算买错了，第二本再买就只能怪你自个了。我要看看最后还剩多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万人，那我还能写下去出书。
张英：在第二部长篇中，方枪枪长大了多少？
王朔：该上小学了，这部长篇写完，他该有12岁了。现在还没写完。
张英：你曾经写过一组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集》，后来又为什么不写了呢？
王朔：我写得很差，一共写了7篇，侦探小说这东西要下功夫才能写好，我只是玩票行为，写得太差，后来就不写了。
别人评价是别人的权力，爱怎么评怎么评，但我写作不可能按你评论家的需要来写作。
张英：现在发表的欲望还强吗？回想你初写作时的那种爆炸式的发表旋风，仿佛已成历史了。
王朔：那时候储备丰富，所以能够连着发表，在几部作品中总有一部是有骨头的，等你发了一阵子后，骨头也卖得差不多了。而且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全国有多少杂志啊！要写肯定写不过来。不像在国外，只能写书，发表园地少，比较慢一些，一年出一本书。国内的情况是等你差不多杂志全占领了，中短篇写完了，你该写长篇了，要真正整理自己的时候，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张英：写完《动物凶猛》后，你一直后悔，把一个长篇小说写成了中篇，后来遭了报应。真的有那么神秘吗？
王朔：一种新的语调在《动物凶猛》中给用了，我以前一直延续着这种风格，再接着写就想避开这种风格，但后来还是没躲开，如果没写《动物凶猛》，我写长篇会容易得多。那种生活的语言全是新的，以前没用过。
张英：如何看待变和不变？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变，有的人一辈子不变，这两种人都可能成为大家。
王朔：再怎么变，有些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有时候变来变去，是在变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呢。不到关键骨子上，是出不了好作品的。
张英：那么在这一点上，您对那些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环境那些细腻的“私小说”、“个人化小说”有何看法？
王朔：我觉得这已是文坛上的大的趋势。这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文学仍然走在其它艺术创作的前面，它们都没有一个自觉意识。因为文学是个人的创作艺术，个人觉悟是比集体觉悟要早一些。文学就是这样在不断变化的。
张英：对现在年轻作家的小说，看得多不多？
王朔：我看得挺多的，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我都看。好小说我觉得还是有的，反正每期杂志上都有一两篇可看的，作品不是说都行。我觉得现在的小说有力量而且会越来越有力量，而且我觉得新的力量还是会出现在小说里。电视剧就不用谈了。话剧除了孟京辉的不错，现在是环境不好，没有那么大完整的创作队伍。别的就更没戏了。
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地方要寄希望于一个整体，不要寄希望于个人。我想既然现在有几百人在写小说，其中有一两个能够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
责任编辑：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