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典？哪些文学作品堪称经典？哪些当代作品会成为经典？恐怕很难有绝对一致的答案。经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对的，因为不同读者心目中的经典可能相距甚远。但毕竟自有文学以来，大浪淘沙，难以数计的文学作品已湮没无闻，而另有一些数量可观的作品则广为流传，甚至常读常新。因此，经典又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衡量经典的标准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标尺，那是因为感受文学作品的读者的心灵是复杂微妙的，无法用简单的标尺去度量。但关于经典的思考和探索对于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则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般地讲，真正的文学经典总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淘洗和历史考验的。那些深刻地描写了人性的真实与复杂而具有震撼灵魂的伟大力量的作品，那些优美地反映了人类的普遍情绪、情感而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心灵的作品总会普遍受到心智正常的人们的喜爱。真正有生命力的经典，是能经得住反复解读的。具体地说，小说经典应该在以下方面有出色的表现：(1)小说经典是以“故事”为最高要素的；(2)小说经典是浸渍于人性之中的；(3)小说经典是包含哲学意蕴的；(4)小说经典是富于独特的语言魅力的；(5)小说经典是超越时空的。
在中外文学史上似乎很难找到没有故事和情节的伟大小说，所以说小说经典是以“故事”为最基本的也是最高要素的。表面看，这一点似乎等于没说，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应为常识，并无新意。英国小说家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就将“故事”确认为“小说的基本面”，反复强调“小说是说故事” 。但正因为是常识，而且简单，往往被忽略了。其一，在当代一些小说家有意识的探索和实验中，出现过淡化情节、不要故事的倾向；其二，我们也读到过一些立意很好思想先进但却没有故事没有血肉或者生编硬造的所谓小说。小说经典一定是以故事为基础的，故事一定是有意味的，优秀的小说家一定是说故事的高手，小说经典中一定有独特的使人印象深刻的甚至令人惊奇的故事。因此，佛斯特说：“故事虽是最低下和最简陋的文学机体，却是小说中这种非常复杂机体中的最高要素。” 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被认为是他的成名作，故事非常简单，但只要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个普通却又独特的故事。这是一个令人心颤的故事，一个值得反复玩味的故事，一个既浅显又富有深意的故事，简直就像一个寓言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领悟到：母爱的缺失导致了儿童心理结构的失衡，而由此造成的心灵创伤则可能是难以愈合的；而世俗的成人世界和纯洁无瑕的儿童心理之间有着巨大的无形的障壁；只有母爱和童心之间才有可能形成某种默契。因此，这篇小说是在为儿童呼唤母爱，为儿童倾诉缺失母爱的痛苦；揭示的是世俗的成人世界和儿童心理之间的隔膜，同时也在为圣洁的母爱唱着颂歌。
文学经典一定来自于作家“对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 ，小说经典是浸渍于人性之中的。正因为立足于普遍的人性，所以经典都应是不拘于一时一地的。小说可以有时代气息，有地域特点，有民族特色，但小说经典一定不只是属于一个时代，也不只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我们看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者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一定是把他和古今中外的所有小说家一起去比较的。因此，佛斯特曾提出要我们“将所有的小说家看成是同时在写他们的作品”，不管他们在时间上相隔多少年，在空间上相距多么远，我们阅读他们的小说，却“想象所有的小说家同时在一间圆屋中写作” 。读者站在这样的立场去阅读小说，用心灵去感受小说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就会有助于识别和判断是否算得上经典。这样的阅读和批评立场应该对小说家有所启示。
就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而言，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任何文学都是时代的产物，小说创作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小说经典绝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文化、政治的反映，更不会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有大量抗日题材的小说，其中很多作品固然以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强烈的现实意义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却因其浓烈的社会功利色彩和意蕴的单薄而在艺术上大打折扣。而萧红的《生死场》等小说则着力描写了东北乡村原始闭塞的状况和农民悲苦无告的生活以及在东北沦陷之后的特殊时期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因而其小说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直抵人的生与死的哲理思考。
鲁迅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孔乙己》写的是封建王朝末期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小说写的是二三十年代东北沦陷前后的农村生活，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它们都不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生活的反映。鲁迅要借农民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成为中国国民乃至人类的某种共同的劣根性的精神画像；我们从《孔乙己》里看到的是社会的冷漠、世人的麻木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尊严连同身体的消失和心的死亡；萧红的小说特别是《呼兰河传》虽然仍然让人能感受到特定时代令人窒息的闭塞与落后，但具体的时代背景却已淡化和隐去，作家只是叙写东北乡镇的荒凉与古朴、生活的单调与无奈、人民的善良与愚昧，在几近停滞的生活中演绎一桩桩几乎无事的悲剧，作家关注的只是人的命运，人性的常态与变态。毕飞宇的《玉米》《平原》也可以说是反映“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在此前的新时期文学初期，已有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两部小说可以说是那一时期农村题材中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毕飞宇的创作不同于他的文坛前辈，其中最大的区别是：《芙蓉镇》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采取的是一种“时代的缩影”式的宏大叙事的方法，小说借一个乡镇几个人物的遭遇展现时代的风貌、历史的变迁，人物命运与政治风云紧密勾连，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反思诉求。在毕飞宇的《玉米》和《平原》中，“文革”的政治风云则已淡化为小说故事的背景和氛围，他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与世态人情出发，将意识形态融入他对人性的观察之中，叙写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故事，但却使读者从一个个扭曲的心灵、变异的人格、平凡而又奇异的悲剧中感受到时代的气息。相比较而言，毕飞宇的小说是更本色的现实主义笔墨，但又决不是镜子式的反映、平庸的描写，而是通过精心选材、以典型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命运。他的小说中那一个个平凡而又常常令人惊奇的故事，非常富有意味，有的甚至像寓言故事，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值得读者反复咀嚼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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