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起、许鞍华两位大导演的电影，让“10后”文艺女作家萧红进入了21世纪众多普通青年的视野。
近日，霍建起导演、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上映，与此同时，许鞍华拍摄的、讲述萧红人生的电影《黄金时代》也在筹备，据说主演是汤唯。名导演加名演员的阵容，让电影院里的主体年轻观众无法拒绝。倘若对她一无所知，在走进电影院前，观众总要不免问一句：萧红是谁?她怎么了?
然而，这样的问题并不能靠一两部电影来解答。作为传播大众文化的电影，《萧红》与《黄金时代》里讲述的，是“民国弱女子”萧红的命运和情史尽管萧红短短31年的人生经历有足够丰富的坎坷命运和复杂的情感经历来确保电影的精彩，但作为作家，她最不该被忽视的却一直被大众忽视着，那便是她的作品。
学者林贤治一直在做“重新认识萧红”的工作，他最怕大众只是一味地好奇萧红的情史她如何逃婚，如何怀着未婚夫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又如何与萧军爱恨痴缠，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被人们关注她的"情史"而忽略了作品，无论如何是一个悲剧，这不能说是好现象。”林贤治说。
倘若在看过电影里萧红的情史后，能再留心她的作品，这便是电影的功劳。现在，从前喜爱萧红的人正期待着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他们想让更多的人懂得这个女人，知道她不仅命运坎坷，但更是一位好作家。
今天，文学界给予萧红最高的一句评价是“文学洛神”，这似乎是一个能让她区别同时代女作家张爱玲、丁玲、冰心等人的精准形容。萧红像洛神一样，天赋才情、清冷独立，却又总是陷入无奈的命运中，让人可叹可怜。然而在洛神之外，萧红更打动我的，是她的“娜拉之志”，那个在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独立迷茫、随心而动。萧红19岁离家出走，从此一生漂泊。鲁迅 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断言，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萧红这个出走的娜拉，却基本保全了自己最初的目的独立地活着。而她之后的人生故事却提出了更多娜拉出走后的问题。
首先是“怜女子”，然后是好作家。至少，这样的萧红存在于她的两部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p#副标题#e#
《生死场》：展现启蒙主义意识的自觉
《生死场》的写作诞生于萧红的第一次出走。写这部小说之前的萧红命运是这样的：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后无奈与未婚夫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写信结识鲁迅，1934年到上海找鲁迅，同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
很坎坷的经历带出了一部确定她文学地位的《生死场》，这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鲁迅赞扬它：“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为何好?人生、命运、民族性，是萧红在这个故事里写出来的东西。她虽写抗战，却并不从正面写战争。天生敏锐的艺术感受让萧红写出了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
萧红不是张爱玲，所以她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诗意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些从身体特征而来的绰号，比如罗圈腿、麻面婆……他们终日在土地里麻木不堪。但是，这样的麻木会到一个时候彻底地爆发，但是这样的爆发或许仅仅是要出口气。他们干革命不是因为有革命的意识，而是一种很大程度上可称作为盲从的抗争性。
这样的人物形象和鲁迅笔下的角色很相似，但萧红多了一份女性的感性和悲悯。不读《生死场》，世人只知萧红是天赋才情、性格倔强、爱情至上的文艺女青年，可她并不是独上西楼、凭栏赏月的小女人，她的目光更高远。“其实，萧红是一个具有启蒙主义意识的、自觉的作家，她的作品有着深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内容;形式是自由的、个性化的、富有创造力的。我说过，她是天生的先锋派。”林贤治如是评价萧红。#p#副标题#e#
《呼兰河传》：在人生的末端回顾童年
从19岁到31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而在一个城市生活时，她往往还要数次搬家。漂泊，成了萧红短暂人生的命运。那次，萧红出走的终点是香港，在那里，她写出了可以用“动人”二字形容的作品《呼兰河传》。
萧军性格上的粗粝，让两人在一起生活后屡屡产生摩擦，爱恨相加最终导致萧红与他分手。分手后的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同是东北作家的端木蕻良，而孩子的早夭和时局的动荡，让萧红最终落脚在香港。
这番折腾和磨难，没让萧红在写《呼兰河传》时苦大仇深，反而有着此前所没有的轻盈和天然去雕饰的美感。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背景。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叙述了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7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个整体。茅盾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的冬天是这样的：“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呼兰河的火烧云也很特别，“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萧红并没有单纯写故乡的风情，她记忆中的家乡有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美丽，也有人民的善良与愚昧。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周围邻居的评头品足;王大姑娘同磨官冯歪嘴子冲破封建樊篱，在穷苦、诽谤、中伤中生活得恩爱、兴旺……萧红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它本身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这里的“城与人，少女与老人，生者与逝者”的关系中，存在着生命中的永恒。
有人说，萧红在人生的末端，重新回顾童年的生活，握笔写下《呼兰河传》，是在替自己的心灵寻找归属。
对于这位离世多年的奇女子，阅读萧红，是对她最好的纪念。(苏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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